500人的全家福 视觉中国供图

　
　　任朝罗自制家谱

　　一张500人的春节全家福让石舍村出名了。六辈人同处一框，最年长的超过了90岁，最小的还不满1周岁。

　　拍照那天动用了4台无人机。穿着紫红色棉袄的妯娌二人议论纷纷，好奇该对着哪台无人机笑。场面宏大得需要一台扩音喇叭来指挥。人们爬上山坡，摆出了一个拉长的“之”字型，才勉强挤上画幅。总共出动了19位摄影师，拍了六七十张。

　　“国内外，数百家媒体都报道了”，村支书任团结努力讲着普通话，在朋友圈转发英文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很少会来中央媒体！”

　　石舍村隶属于浙江省嵊州市下王镇，四面环山。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个极普通的村庄，但在研究者眼里，正因为此，对它的描述才具有普遍意义。

　　有学者说，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有的村庄被人遗弃，只剩了些断壁残垣；有的村庄被连根拔起，不知迁移到了什么地方；有的村庄被卷入城镇化的潮流中，变得面目全非。石舍村的266户人家守着故土，绵延子嗣，如同村里的老台门，稳稳当当地坐落在村落的最中央。

　　回家了！

　　“图上的500人只是一部分，大多是过年从外地回家的，还有一些本地的在家里吃午饭，没赶上。”村支书任团结估计，人齐了能有1500人。

　　他们都姓“任”，字辈朝、廷、喜、起、揖、让。在手机屏幕上看只是一些深色的点，点缀着红色。如果放大到电脑屏幕，还能看见怀里的婴儿、提着红灯笼的少年、整理头发的姑娘小伙和互相搀扶的年长者。

　　那天是正月初四，石舍村的电线杆被450只红灯笼包围。红气球扯着丝带，飞入空中，礼炮声鸣。年纪轻的挎着绶带，上面写着“石舍欢迎你”；岁数大的穿着黄色的志愿者马甲，操持张罗，指挥停车。任团结把对讲机塞进西服口袋，红色毛衣里扎着领带，伸手一呼，着急地喊了几句，仪式马上要开始了。

　　“我这个名字起得好，很多人记住了我。”任团结得意地说。

　　任团结的车里插着国旗，村民们修建了文化礼堂，党徽和国旗竖在中央。

　　庆典那天，文化礼堂前垒起戏台。粗壮的蜡烛插在废弃的油漆桶中，汩汩冒烟。整只的猪、牛、羊被抬上供台，挂着红绸。祖先的像和印着“任”字的姓氏旗就摆在上面，接受后代的跪拜。

　　最先行礼的是村长、村支书和修家谱出钱最多的任伟永，他属于喜字辈，出身寒苦，凭着勤劳和运气发了财，这次是从澳大利亚回来参加合影和修家谱的完成仪式。

　　祖先像上写着“石舍始祖自成公像”，长须戴冠，生于南宋，从陕西黄陵，经山东青州乐安，落脚浙江嵊州石舍。

　　任朝锦在太公像前拜了拜，他的儿子也从杭州回来了。“他们很听话的，回来就买营养品，年年买。”他比划着身上的衣服，“都是儿媳妇买的，去年买了1000多块钱的，鞋子300块钱，上衣500块钱，毛线衫400多块钱。”他又拿出糊着油垢的保健品药瓶，“鱼油，儿媳妇给买的。”

　　任朝锦个子不高，保持着天然的乐观。他一辈子都在石舍村种地，有几年出去打工。“30多年前，劳动力不让外流，一定要在家乡搞建设，现在孩子们都跑远了。”

　　他说年纪大了，改革开放了，分田了，自由了。但还是喜欢在家里，“欢喜干活就干活，家里安心一点。”他也不是没动过继续打工的念头，只是人家一看身份证，60岁以上不要，“年纪大了，体力减少了，待不下去了，怕你生病。”

　　每次儿子回家，他都给准备一个大编织袋的蔬菜，“夏天带夏天的菜，冬天有冬天的菜，省钱。”孩子们则买鱼买肉带回家。

　　为了赶上一早的仪式，一些归乡人凌晨2点就从上海、余姚出发，往家里赶。人们排着队上香，场面声势浩大。有人抱着婴儿，攥着两只小手给祖先像作揖；有人穿着围裙，呲着牙一直用手机对着画像拍；也有穿着时髦大衣的年轻人匆匆拜过。

　　喜庆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村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舞台的红地毯卷了边，话筒偶尔传来刺耳的声音，或者干脆掉线，台下一直嗡嗡响着，聊天的声音没有停止过。

　　后来家谱被装进箱子里，像宝藏一样抬出来，还盖上了红盖头。凡是捐款5000元以上的，都能获赠一套。

　　“藏宝箱”里总共有12册包装精致的家谱和一本村志，这套家谱是时隔81年后的续修。上一本家谱停止在民国24年（1935年），流传下3本，有两本在文革中被毁。

　　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一直持续到中午，随后人们一路敲锣打鼓走到村东头的玄武岩下。一根根规则的六边形条石组合成山体，像树桩，像摞起来的一块块月饼，也像蜂窝。村领导办公楼里贴着六边形的村民笑脸墙。

　　玄武岩的含铁量高，两块石头撞击，“铛”一声，像砸在铁上。据说，这些玄武岩在公元2世纪已经存在，凝结后产生六方晶体节理，被风化形成六方柱状。

　　巨石长出树来，成了最自然的布景。几代人在这里完成了维持生计的奇迹，挣扎着活下去，而且走完了生命的整个历程。

　　关于“石舍村”村名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但自765年前，第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这块土地的那刻算起，石舍村在能想见的日子里一直平淡无奇。

　　山路的起伏形成天然的合影梯步，越降越低，一直到了春天阳光照射着的粼粼河流为止。村民推测，也许当初建立村子的先辈，曾经站在这里，俯望下面盆地的绿色旷野，一面呼吸着清凉而甜蜜的空气，认为这一切就很理想了。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谁？

　　决定修家谱是2014年9月8日，任团结日子记得清，那天也拍了一张全家福，人没这么多，在文化礼堂前面，站了四排。人们穿着夏装，汗涔涔的，老农户干脆光着膀子，翘着穿劳保裤子的泥裤腿，歪头抽烟。有3个人没赶上合影，被后期补上。

　　“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吗？你知道你太公叫什么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疑惑是促成重修家谱的直接原因。“很多年轻的答不上来。”任团结说，“我想把历史记下来，看每家每户的后代怎么样。”

　　“生养之地人皆倾情，家乡故土，乃漫长人生的一站，亦是习练人生的初级舞台和熔炉”，“盛世修谱，旺地修志”，“不管走向什么地方，只要有一部村志在，村庄的根已经留住。”家谱和村志中写道。

　　支持修谱的村民则用了更直白的表达：“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你的名字只有家谱里有记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你的子孙后代能看到。”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年纪轻的，或者生了女儿的， 修不修家谱跟我没关系 ”。

　　为了收集资料，任团结和家谱修订委员会成员，去一户人家找了11次。他们带着表格，让每一个能找到的任氏后代填写，全家成员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历代媳妇的老家地址、父亲姓名；历代女儿的出嫁地址、女婿和公公姓名；已故亲人的死亡时间、墓地名称、方位，甚至朝向。

　　他们先是电话打过去，许多人不理不睬；再给人寄挂号信，邮票花了八百块钱；再不行就上门去找。“光打电话不行，对方很容易敷衍，得见面，人和人之间有亲密感。”

　　农忙时不搞，要等到中午、晚上，村里人得闲时再调查。

　　有时只知道一个名字和原来的地址，到那儿一看，地址换掉了。任团结拿着市里开的介绍信，再去当地公安局找新的地址。

　　有次，找到绍兴的一个村子，在村口打听姓任的几户人家。一见面，报上了对方爸爸、爷爷的名字。他30多年没有回过石舍，很小的时候同爸爸来过一次，放在箩筐里挑着。只记得村里柿子树多，要坐渡船过去，走路还得走10个小时。

　　“看到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任团结说，对方非要拉着他们吃饭，他们死活不肯，“最后到村口买了几瓶饮料给我们。”

　　拍全家福那天，文化礼堂前开了70桌酒席，招待的都是这样回家的外地人。任团结忙前忙后，脚上磨出大泡，晚上回去看手机一共走了3万多步。

　　这里的小孩从小学越剧，春晚上听到家乡戏会觉得骄傲。50岁上下的人，但凡电视里出现姓任的，心里就挺高兴。有人路过安徽蚌埠，听说有个村子也有很多同姓人，相距50多公里，也一定要过去见见。

　　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最远道而来的，要属任伟永。他西装上衣口袋里插了朵红花，用家乡话站在台上发言。唱戏的丑角送他一个元宝，他回了一个大红包。

　　他今年40多岁了，21岁初到上海，做油漆工，熬了8年，东拼西凑了50万元开始做土建工程，自此发迹。开始给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捐钱，因此也在家谱中享有登上照片的权利。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他家的。对着文化礼堂，在屋里就能听见做戏的声音。建造三层小楼总共花了150万元，屋里装上了中央空调，65寸的电视，“家具都是从广州运来的。”任伟永的父亲任廷钰喜滋滋地带人参观新家，他穿着灯笼绒裤子和冲锋衣，比村里其他老头的腰板更直一些。

　　“现在有攀比了。”村里人说，这家盖了房子，那家就要盖更好的，再后来就要搬到县城里，“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任廷钰的房子有衣帽间、Hello Kitty公主房，有5间卧室，属于子孙，老两口则坚决不住进来，住偏房，“怕死在里面，将来孩子们害怕。”

　　儿子在屋里装了3个摄像头，远远俯视着大门口，让他身在澳洲也能看见爸妈的情况。“以前在生产队里面，跑也跑不掉，务农，放牛放羊，一个人没有出去的，现在跑来跑去，都跑到外国去了。”任廷钰出生于1948年，记性很好。

　　他没去过澳大利亚，因为坐飞机会吐。60岁的时候他坐飞机到北京，吐得稀里哗啦。“我儿子让我去外面旅游，我不要去，都是一样的。故宫、天坛、八达岭，都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不如家乡好，随便哪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好。”

　　任廷钰曾经跟随儿子去上海，居住在静安寺的顶层楼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空气不好，房子太高。乘电梯都会晕，乘公交车也会晕，找不到方向。”

　　他一定要回老家，说是叶落归根。他最喜欢去山上转转，景都看遍了还是要看。

　　山上种着茶叶，先人一步步开垦出梯田。现在村内家家户户有制茶机，茶叶是主要经济作物。任喜祥是村里少有搞长途贩运的人，如今也已近退休年龄。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去山东贩茶。没有本钱，借了2000元，扣掉50元利息，揣着1950元上了车。那时他胆子很小，开面包车走小路，怕被查税。时代刚刚掀起一块小口子，他冒冒失失的，至今也搞不清当初是不是需要交税。

　　钱是赚了些，但随着欠账增多，利润越来越少。打电话催债不给，人就得跑过去要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微信给你转账几千，要什么品种，马上发过去。”

　　在任廷钰眼里，时代流转最显而易见的参照物还是房子。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去世，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有6个弟弟妹妹，一家9口挤在3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艰难过活。

　　在任廷钰28岁时，他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4个兄弟一起用泥巴建的。48岁时，他用外出打工的钱建了3层两间的房子，用的是白灰，墙根裂了大缝，因为没钱，水泥用得少，也没钢筋。到了68岁，他有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几十年前大家盖房子帮来帮去的，现在一天需要120元的工钱。

　　“我小时候，村子只有现在一半这么大，全村一间新房子都没有。”

　　他记得1961年，村里饿死过人，树皮摘下，煮一煮，吃了。山上找不到青色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

　　磕磕绊绊长到19岁，在祠堂里半工半读。祠堂就在现今文化礼堂的位置，有16间房子大，“柱子那么粗”，任廷钰双臂围了个圆。雕梁画柱，每根柱子配有对联，大梁上有横批，挂有匾额。祠堂供奉着几千个牌位，每有一个人死去，牌位就多一个出来。

　　逢年过节，祠堂也照常做戏，吸引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当地的越剧伴着这些人的青春，如今他们成了爷爷奶奶，仍是喜欢天不亮就去文化礼堂抢座位，不睡觉也要听到天黑散场。

　　那时的戏台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五间大厅，前面中央戏台，两边道地天井，两旁是男女厢房，供老人妇女小孩病弱者看戏。戏台楼上是化妆室、休息室，楼下是厨房、商铺。戏台设计科学，中央上方有个八角音箱，演员唱戏时声音柔和动听，好比现在的立体音响。

　　这戏台先有绍剧《闯王进京》《牛郎织女》《木兰从军》，后有《智取威虎山》，全本《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进入火红的时代，久旱无雨，晒得庄稼死去活来。“有文斗，也有武斗。老百姓自己斗自己，用枪打，砰砰砰，镇上死了好几个人。”任廷钰说。文革把牌位烧了，老庙也毁了。

　　老家谱上还记载着祖先的规训：“祠字创立维艰，子孙尤宜深省，三年翻盖或损坏即行修葺，不得怠缓坐视。”

　　到1981年，祠堂拆掉，开始建“大会堂”。但大会堂造得不好，上面漏水，木头腐蚀了，在新千年的夜里轰然倒塌。

　　“本来那天要放电影的，幸亏没放，不然肯定要压死人的。”任廷钰回忆。

　　老建筑倒的倒，毁的毁，败落如同春雪融化，既缓慢，又势不可挡。只剩个旗杆台门孤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中央，显出颓唐的样子。

　　它距离任伟永的房子不过两百米，却是时隔200年对于“显赫”的差别定义。现在村里人称发了财的人为“老板”，赚钱赚得多最有面子。

　　旧时绍兴习俗，凡中举的人，便可立旗杆。“以前住的起码是绍兴地区的大官！”这是村里出过最有名的人物，任团结兴奋地说。

　　只要你喊一声回家，无论我在哪里漂泊，立马回来

　　任蓉潇说到家谱还有点不开心，“那张全家福我是闭着眼睛的，单人照里我正在怀孕，胖都胖死了。”任蓉潇出生于1990年，是任团结唯一的女儿，刚刚做了妈妈，孩子2个月大。

　　她的爷爷任朝罗今年81岁，正好连接了前后两本家谱的间隔。他是村里辈分最大的人，跟着儿子任团结住在嵊州市里。

　　“我生孩子那天是早上8点多进去，下午3点多出来。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爷爷一步都没离开过产房外，饭都不去吃。”玄孙女刚一落地，任朝罗就算了生辰八字。

　　孩子软趴趴的，一开始任蓉潇都不知道该怎么抱。她刚刚开始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好没影儿的她感觉忽然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

　　这个过程很像电影，就像在史铁生笔下，虚无的银幕上，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

　　对于老人来说，开端是石舍村半山坡上的老房子，透过窗户第一次瞧见的世界。柿子树树枝延伸到屋顶上，最勇敢的孩子才敢爬上枝头摘柿子。还有一种叫做“洋肥皂”的大树，果子外皮可以用来洗手洗衣服。红豆杉的果子淡淡的，甜甜的，滑滑的，枝条坚韧，用来荡秋千不会折断。还有桂花、苦丁茶、三角枫、女贞子、冬青、合欢、麻栎、银杏……

　　村里1997年出生的任巧铮还记得用凤仙花做指甲油，“那应该是小女孩第一次觉得很美吧。”任巧铮在泰州读大学，学旅游管理，她家里用空闲的二层楼开了民宿，铺着火红的被褥，一个月都难得有人来住一次。“基础还可以，但缺乏特色。”任巧铮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雪地靴，用专业知识评判着自家买卖，“家乡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相关度，农村只是比城市落后一点。”

　　她正用小爬犁翻晒萝卜干，初春的阳光洒下来，家里的母鸡舒展羽毛蹲在土里晒太阳。

　　年轻人生不出沧海桑田的许多感悟，对故乡的感念多与童年和亲情相关。

　　“过年回家见到儿时玩伴，聊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村里的大人在白天各忙各的农活，鸡鸣没多久，小孩子便静静穿过邻居的狗窝，咚咚敲门，一个小脑袋伸出窗口，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再变成一群人。

　　在晒场跳房子，在溪边过家家。伸手进河里用毛巾前后一兜，就能捉到鱼虾。梯田里有水生田螺、黄鳝、泥鳅，还有米虾，一种银白色的透明小虾。春天迎春花开满山，任巧铮放下爬犁，随手往远处一指，“迎春花，吸一下，可甜。”秋天野山楂遍地，很刺。

　　“每次我玩到一半，别人就说你姐又喊你回家了。”任巧铮深夜跟姐姐回忆过去，“总觉得你喊我的时候又气但又很幸福。”

　　“总是不肯回来。”做护士的姐姐说，“总是逃出去玩，喊你都不回来。”

　　“你放心，我一直是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妹妹，从小到大，只要你喊一声回家，无论我在哪里漂泊，立马回来。”

　　“这可能就是这么多人回来拍全家福的原因吧。”任巧铮说，家谱和村志告诉他们，“哪一块山是我们的，哪一块田是我们的，有种另外的乡土感。我们想着去城里，不会待在这里，上一代想的却是把更多的东西留给我们。”

　　说话间，她姐姐6岁的孩子跑来找她玩，拿着iPad，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村里50岁以上的人很少能说普通话，全家福里的他们大体都能互相认识，年轻的却有很多都面生了。

　　任蓉潇在嵊州市的银行里做客户经理，生孩子一周前还在上班。婚后两家父母给买了大房子，有装修现代的KTV歌房，窗外就是繁华的商业城。

　　新生命和新生活在年轻人跟前儿大刀阔斧地展开。年节里，他们把上一辈从戏台拉到微信里，抢红包。

　　一些人开始与土地告别。“我孙女18岁，不想老家，也没有家乡观念。”任廷钰的孙女正在澳大利亚读书，过年回家，整天抱着电脑不出门，“像小鸡一样”。她回家的十天里，作息比爷爷调慢了4个小时。

　　“我看她在电脑上玩蛇，开头这么一点长，”任廷钰两个手指一掐，“后来这么长，拉着”，他两手张开比了比，带着点好奇和又不愿意凑上前去的威严。

　　孙女不讲话，“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连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吃的牛排、牛奶、巧克力，都是自己带回来的。我们吃的是大米饭，吃咸菜。他们不要吃咸菜，要吃新鲜的东西。”

　　有时候孙女喝过的牛奶不要了，任廷钰就拿起喝掉，虽然现下有了钱，但他不喜欢浪费，一顿饭吃不完，下顿还接着吃。

　　“牛奶还可以，不喜欢吃巧克力，太苦了！”他说。

　　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词，就是要好好做人

　　“生命以自身为目的”，新修的宗谱序里写道，生命之为生命，就在于生生不息的延续，生命成功的经验是人自己摸索总结出来的，隐没于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中，在家训、风俗、节度、礼数和门额楹联中流转、传递。

　　红色的家谱沉甸甸的，除了丰功伟业，也记载了谁家买了第一只手表、第一台彩电。

　　“成敬世业者，有显赫的名声者，固然光宗耀祖，为生命增色，要为之喝彩；恒耕读传家，能善始善终，绵延家族，亦足以歌颂。”这后一种情况向来是被当作最平凡的，但仔细思量并不简单。

　　历史上这里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军事要冲，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区域，到底还是闭塞的乡土社会。这个小村子，见不到三瓦两舍、声色管弦的繁华，只有溪边农妇洗衣单调的捶打声。

　　当被问起家族中有何独特的精神气质流传时，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岁的，都在搜肠刮肚一番后，略显愧疚地想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词汇，“也没什么，上一辈教育的就是要好好做人。”

　　在村民眼里，故土以冷杉的姿态，散发出新鲜又久远的迷人气味，吸引久居他乡者。灰褐色的低矮丘陵以及带状的狭长河流围绕着石舍村前屋后，风将云层托起，宅子间以肠道相连。

　　任团结的父亲喜欢看书，没事就坐公交车去新华书店，年轻时还给报纸投稿。他戴着皮帽，脸上堆着皱纹和笑容，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他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感想：“自从家谱完成后，不论男女老少都知道了，这是好事。都说做得对、做得非常好。”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把过去写在纸上，再让亲朋输入电脑中，最后印在红色的册子里。

　　他的孙女任蓉潇自小离开石舍村上学，现在住在离老家一个小时车程的城市里。“不修家谱，辈分我们都搞不清楚。”

　　那天，任团结突然跟女儿提起，老家很久没人住过，打算重新翻修。任蓉潇不理解，城里有新家，村里的房子不大会去住，再去修修补补，有什么用呢。

　　“不去造的话，家就这样没了。”任团结说，“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

　　那一瞬间，任蓉潇觉得伤感，继而明白了为什么家里的老人一天到晚守在那儿，甚至不愿意旅行，好像这个家真的会被人偷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