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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段苦日子(十四) 我的老家地处滹沱河畔,久经洪涝,土地瘠薄,农民多以种植红薯、黑豆为主。一到冬春,农民的主食就是山药、山药干、山药面。因吃法多样,又一日也离不开山药,因此农民常常比喻这种生活是“山药地里打滚儿”。
1962年初秋,我家已无隔夜粮,我和父母分家,带着妻子、孩子单过。分家那天,母亲给了我们半碗高粱糁儿,早饭熬了粥就算“立灶”了。饭后就去出工,上午出工回来,队里打钟分粮食。因妻子的户口还未迁到我家,我和女儿共分了5斤黍稷穗儿,妻子立刻揉搓下来,到碾子上推碾成糁,蒸了一锅稷米糁饼子,让我们饱餐了一顿。下午出工回来,又分了几斤高粱穗儿,我和妻子搓下来,晚上在碾子上碾成高粱糁,又有了明天的饭。就这样一步步艰难维持过了秋天。秋后,我和很多乡亲一样,每天早起背着铁锹去地里拾山药。拾回家,大块儿的做粥,碎小的皮和根蒂等,妻子就切成片晒干,留待春天吃。春天,山药面就是我们的主食了。山药干轧成面,蒸山药面饼子。有时为“改善”,把饼子在碾子上碾成片,回家切成条,拌着蒜吃;也有的切成块儿,蘸着蒜当“扒糕”。如果和上高粱糁儿、黑豆面等也可烙饼。或者和上榆皮面压成饸饹美食,还可送与邻居共享。 不过,等不到麦收,我们的粮囤就底朝天了,下一步怎么过,心里没有一点底儿。这种困窘不只我家。那时驻村工作组也为农民遭难,他们问乡亲,吃完了这点粮食,下一步怎么办?乡亲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都为一口食——各想各的法呗。”这位农民的话很快传遍了全村,成了“经典话柄”,大家都是苦并快乐着,挨着,熬着,“拱”着,“刨”着,终于走到了现在的小康。当然,我家也在其中。 山药吃到吐酸水
□程玉林(顺平县正童村)
我刚上初中时是1965年。那个时代由于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农民的粮食都是生产队按三七开分给,也就是人口占七分,劳动工分占三分。所以,不管家长如何精打细算,这点配给是远远不够吃的。十天半月想吃顿油水大的饭食很难。炒菜基本不放油,就是偶尔放点,也是把油瓶口的盖子上扎个小眼往外倒。平常主要靠廉价的食盐调味,更别奢望能吃鸡鸭鱼肉了。记得我那时每个手指甲上都有一道凹痕,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为了填饱肚子,每当夏收、秋收时节,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一到放学或放假了忙着写作业、上网玩游戏,而是和伙伴们一起,到地里拾拣丢落的粮食。夏收拾麦穗,秋收拾玉米、倒山药(红薯)。这几样活儿拾麦最辛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热气蒸烤的田野上一天跑几十里,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也拾不到几斤麦穗,渴了只能找条水渠喝上口水。再就是倒山药,我们三几人一起拿着钢锨、背着筐头到收获过后的山药地里去倒丢落的山药。那个季节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地边的树木郁郁葱葱,不时会有一群群的麻雀叫着从头顶飞过,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孩童时代的感觉格外美好。农民收获过的红薯地里难免会有丢落,下点力气,不用多大一会儿工夫就能挖到一二十斤,运气好了说不定还会挖到一整棵呢。“效益”来得相当快,就要往家倒一回,不然太重了背不动。有时渴了饿了立马就吃一块带着泥土清香、甘甜可口、没有被污染的“绿色食品”。可有时挖掘一大片,筐头里还是没几块,因为收获太少,忍不住要在没收获的地里偷刨几棵,这要让队长发现是要挨罚的。总之,那时为了生计,总是千方百计地寻觅。 回家后把得来的红薯洗净,既当主食又当零食,变着花样吃,蒸着煮着吃,上学也带着吃,吃不完的切成片串起来晒成干,更是别有风味。不过,红薯猛然一吃确实很好吃,又绵又甜又香。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做法,一天三顿天天让你吃就难受了,会烧心,胃酸胃胀。那时,好多家庭把红薯干磨成面,掺上榆树皮面,加水和成面团,做成胳膊粗细的面几,再放到一个高20公分、直径十几公分、下面钻有很多眼的钢桶里(这叫饸饹床),用力压出比筷子稍细一点的条条,下锅煮熟后,浇上各种佐料、菜、香油打成的卤,吃起来味道很不错,这就叫作“饸饹面”。偶尔吃吃还可以,吃多了照样难受,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把山药面吃腻烦了。 今天不一样了,红薯早已退出了主食的行列,成了一种偶尔品尝的风味食品。走在闹市街头,时不时可以看到用车推着烤炉卖烤红薯的小贩,价格自然要比生的贵很多。很多女孩子买块红薯吃是图个口感好,尝个新鲜。她们的吃法是很优雅的,不像我们当年为了填饱肚皮,狼吞虎咽,吃到吐酸水的程度。 装装恙儿,吃碗热面汤儿
□李秋河(河间市文化局) “装装恙儿,吃碗热面汤儿”,是我们这一带的一句俗语。装恙儿就是装病。这句话往往是家长对正在生病的孩子说的,说的时候,常常是一手端着热面汤,一手抚着孩子的额头。这里说是装病,其实是真的病了,要真是装病,大人们断然舍不得给孩子们做热面汤吃。
现在的孩子们听到这,可能不理解吃碗热面汤怎么还搞这么复杂。你别说,那时候还真是这样。不用往远处说,退回四五十年去,人们生活很困难,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次热面汤。偶尔做一次,不是给家里的病人,就是给家里的老人,一般人只有眼巴巴望着的份儿。 这里,我要讲一个发生在胡村的胡铁头的故事。胡铁头的弟弟叫胡铁蛋,虽然名字叫铁蛋,却羸弱得像面条儿,三天两头不是冷着就是热着,一发烧就十天半月,爹娘和爷爷奶奶急得没法儿。看铁蛋实在病得厉害了,奶奶和娘就一个抱柴火一个和面,给他做热面汤。这时候的铁头就馋得够呛,他一边吧唧着嘴一边想,什么时候也能让我病一回,好享受这热面汤。 娘伺候着铁蛋把热面汤吃下去,为了让他出汗,捂上了被子。这时候,娘总要不厌其烦地嘱咐他几句:“以后出了汗别再往外跑了,让风吹着就容易生病。”铁蛋每次都是含着泪直劲儿点头,一副很难受又很顺从的样子。铁头却对娘的话不以为然,因为铁蛋出了汗并没有往外跑过,却经常生病,他自己倒是故意出了汗往外跑,却一点儿事也没有。 时间长了,铁头想吃热面汤都快想疯了。可他上有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又有三十多岁天天累死累活的父亲母亲,下有8岁的弟弟和刚会走的妹妹,别说家中没那么多白面做热面汤,就是有,轻易也轮不上他,铁头于是就很为自己不生病吃不上热面汤而着急。一天,他馋得实在没法儿了,便努力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哼哼唧唧地走到娘面前,说自己脑袋疼,娘看了看他,伸出一双大手摸了摸他的脑门儿,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但并没有点破,只是说,“你学习累了,在炕上躺一会儿就好了。”铁头没有达到目的,在炕上躺了一会儿,没人搭理,老躺着也没意思,就垂头丧气地起来了。 过了没几天,爹带着铁蛋到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拾红薯(用铁锨翻土)。时值深秋,天气已经很凉了,两个人却掘得满头大汗。正干得起劲儿,阴沉的天空下起雨来,他们紧着收拾东西往家走,还是被淋了个精湿,铁蛋一到家就发起烧来。铁蛋娘不停地数落着铁蛋他爹,说真是干一个大钱的活儿要俩大钱的工钱,明明知道铁蛋身子骨弱,看见天要下雨了还不赶快回来。本来一脑瓜子汗,被冷水一浇,哪有不生病的?这话被放学回来的铁头一句不落地听到了耳朵里。 第二天放学后,铁头一连在操场上跑了十来圈,跑得满头大汗,最后一直跑到了操场后边的一口水井旁,看看四下没人,摇起井台上的辘轳,很快从井里提上一桶水,全都扣到了脑袋上。 第二天,铁头发起高烧,如愿吃上了热面汤儿。 母亲干活总带条布袋
□刘志红(泊头市富镇乡张店村)
2016年7月16日,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姥姥终年83岁,母亲在如今美好的年代还没活到这个岁数,却离开了我们,实在让人难过。
我们姐妹4个出生在一间棚子里,忍饥挨饿是常事。父亲去挑野菜回来,嘱咐母亲别煮火大了,菜烂熟了吃完不顶饿。母亲去地里挣工分,腰里总挂条布袋,除草时见着柴禾便拾起来。有时下雨别人往家赶,母亲却要冒雨往回捎柴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乡亲们帮忙给我家盖了3间土房,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几个姐姐为了减轻父母负担相继辍学。我和弟弟妹妹比较幸运,赶上父亲去教学,那时教师子女不用拿学费。我们发奋读书,中考时报志愿只报中专和师范,却不能如愿,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如果有条件上高中,我们姐弟至少有一半能上大学。好在父母知足常乐。母亲一生似春蚕吐丝,最后方尽。 岁月深处咸菜香
□杜福顺(泊头市交河西关新村 记忆里春天一到,老家的街巷里就会飘出阵阵幽香来,那是各家各户在熬制咸菜。弄熟后,大都会给邻居送上一碗尝尝,顺便也互相比比,看谁家的咸菜好吃。
小时候生活拮据,我们兄妹上学的费用都成问题,母亲便在全家的吃上节省,咸菜成了餐桌上的家常便菜。母亲腌的咸菜清香、爽口,撕一点放进嘴里细嚼慢咽,那鲜香的味道难以用语言形容。母亲腌的咸菜,原料其实很普通,以萝卜居多。每年入冬前,母亲都会把那些小白菜、芥菜缨子、萝卜缨子晾干。一到开春,就把这些干菜放进锅里,和腌萝卜一起煮,再加上盐、花椒、桂皮、大料等,水开后再用温火焖上两个多小时,一掀锅,咸菜的香味就会在全村弥漫开来。有些嘴急的一闻到香味,还没等到去送就拿着碗来要,边尝边夸味道好,并表示自己回家也去做。 外出上学后,由于路途远只好住校,每次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准备两罐头瓶子咸菜。一进宿舍,同学们就围上来问我:“带咸菜了吗?”见我把包打开,拿出咸菜,大家欢呼起来。那时每次吃着母亲做的咸菜,心中便多了几分甜蜜,想起母亲的辛苦,心里会一阵一阵犯酸,同时会涌动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默默地支撑着我完成了学业。 时过境迁,现在很少吃咸菜了,偶尔也会在超市里买一点,但都觉得比母亲做的逊色多了。 为吃面条要跳井
□刘玺娜(安平县程油子乡计生委) 俺叫满仓,弟弟叫满囤。一听这名字,你就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俺是上世纪50年代那会儿出生的。那时就一个字儿“穷”,不光穷,还吃不饱。不光俺们家吃不饱,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里干打仗没油水,成天就跟秫面打交道了,可那东西不顶饿啊。那时白面可是稀罕物,那非得是等到过年才能吃到的。
家里缺劳力,俺跟弟弟经常帮大人拾柴禾拔草,喂鸡放羊,9岁才上学。有一次放学,俺跟弟弟一起往家走。那时上学都自带小板凳,弟弟满囤拿根小绳绑在他那四条腿的小矮凳上,手拉着细绳,仰着脖儿,倒退着走,冷不丁地,满囤突然一脚踩空,掉进路旁边的水井里。那是村里的吃水井,做饭饮牲口啥的,大人们都来这挑水。俺趴在井沿儿上一瞅,急了眼扯着嗓子拼命喊叫满囤,可他不应俺,就看见俩手跟脑袋在水里使劲地晃。 这时,正赶上碗子爷来了,挑水准备做饭,还没等俺反应过来,碗子爷“扑通”一声跳进井里,三下两下就把满囤给提溜了上来。回到家,娘千恩万谢,硬要满囤给碗子爷磕头。这还不算完,娘居然还给满囤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纯白面条。看满囤吃得满头大汗、喜笑颜开的样子,俺馋啊,眼巴巴地瞅着:“娘,俺也要吃白面条。”“你弟弟掉井里去,差点就死了,你还要跟他抢?”娘不但不让俺吃,还凶俺。俺委屈啊,同样是娘生的,怎么让他吃,就不让俺吃呢?俺眼里噙着泪花,扭头就往外跑,娘撵俺:“满仓,干啥去?”俺头也不回:“俺也去跳井,俺也要吃白面条。”后来,井没跳成,俺也吃了回白面条。 拼命拾柴买胶鞋
□张国中(卢龙县榆林店小学) 时代在变化,脚的包装也在随之变化。先说说鞋子吧,我小时候在乡下只见过3种鞋,一是草鞋,二是布鞋,再就是杌拉。草鞋不拢脚,越穿样子越难看,走起路来趿拉趿拉的,鞋底儿几天就露出窟窿。布鞋有两种,一种是毛衫鞋底,另一种就是白布包裹的千层板鞋,这种鞋是最时髦的了。还有一种就是用猪皮或牛皮缝制的杌拉,鞋脸上抽成褶,硬棒棒的,穿着棒脚,但它结实耐磨,适合上山打柴的人穿。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大街上玩耍,看见一个下乡的工作干部,推着洋驴子(自行车),脚上穿着一双解放牌黄胶鞋,我好奇地盯着他的鞋子,他走过的路的浮土上,印下了鞋底花纹的痕迹,我好羡慕啊!那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 1957年,我12岁,家里才给我买了一双胶鞋,那是母亲诺言的兑现。那年秋天,母亲要我多拾一些柴禾,答应给我买一双胶鞋。我每天拼命拾柴,一篓篓的豆叶、高粱叶在窗前堆了高高一摞,快堵屋檐了。我脚上的原来那双布鞋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那时,好多孩子穿不上袜子,冬天,脚上结着厚厚的黑皴。我是幸运者,由于母亲勤于织纺,我能穿上家织布的袜子。布袜子没有弹力,袜筒的粗细和脚的长短差不多,很不容易脱穿。 1958年“大跃进”,农村吃食堂,学校也过集体生活,学生在学校吃住。一天早晨起床,我穿不进去袜子,把袜筒子撕破了。我回家跟母亲说:“袜筒子太细,穿脱太费劲了。”母亲说:“袜筒子粗了不拢脚,冬天冒风冻脚啊!” 后来,乡下来了织洋袜子的,家里有母亲纺的棉花线,可以织袜子穿,还能织出黑白相间的一道道花纹。穿着线织的袜子,再穿上一双千层板的白布包底儿鞋,时髦得简直飘飘欲仙了。从此,才告别了家织布的袜子。那年代,如果有鞋、袜穿,有饭吃,就是“小康”生活了。“胶皮鞋底家织布,秫米干饭懒豆腐”就相当于“土豆烧牛肉”前苏联的共产主义了。 50年转瞬,弹指一挥间,现在商店里、市场上的鞋袜琳琅满目,色彩斑斓,有透气的鞋,有防汗的鞋,有增高的鞋,皮鞋、革鞋、胶鞋、布鞋……花样繁多,线袜、丝袜、尼龙袜……品种齐全,各种品牌,应有尽有,好多叫不出名字来,看上去真叫人眼花缭乱。年轻一代人,潇洒走世界全凭脚的包装。跟孩子们说起我们小时候的穿着时,他们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儿女们的袜子穿出一个小洞就扔到垃圾堆里,如果不是耐着面子我真想捡回来补补再穿。 如今,脚的包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人都是西装革履,从穿着上看不出职务和级别,也分不出士、农、工、商来,“吃尽穿绝”已不是梦想。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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