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天真、快乐的童年。我的童年也是伴随着父母亲的溺爱、哥姐们的呵护，每天无忧无虑的。但是在我5岁的时候，母亲得了重病，经过手术，虽然康复，但需要休养。
　　那时候，大姐要挣工分，被大队派出去兴修水利，家里就数二姐和哥大了，也不过才十五六岁，母亲瞅着一群大小孩儿瞪着眼等着吃饭穿衣，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操劳。
　　母亲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格刚烈，吃的苦肯定要比别人多。父亲那时在矿上上班，每天要来回步行七八十里山路，中途还要翻过好几座大山。碰到父亲上凌晨六点的班，母亲几乎整夜不睡觉，凌晨两点就起床为父亲做早饭。因为那年月烧的是煤炭火，凉水烧热要用一些时间，很费力。为了能让父亲吃好，母亲常常擀面条。父亲两点半多起来吃饭，三点就要走，凌晨三点啊！母亲把父亲的中午饭盛好，装在挎包里，再把门口边的防狼棒子递给他。父亲走后，歇不了两个小时，母亲又该起床为我们做饭了，从来都舍不得叫哪个孩子搭把手。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我家又一次陷入了绝境。那年我9岁，也就是母亲手术后的第四年，父亲由于长期干重活儿，饮食不规律，造成胃穿孔。经过手术，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家里的顶梁柱坍塌了，也就断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值得庆幸的是，父亲住院治疗费由矿上全部承担。父亲出院后，不能再上班了，每月只能领取最低标准的生活补贴。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为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事事要强的母亲白天忙碌一天不算，到了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缝补补，纳鞋底子。纳鞋底很费力，要用锥子，手快的也要六七天。
　　父亲生病后不久，哥哥也不上学了，在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这样平稳的日子没过两年，又一场灾难降临了。
　　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冬天，母亲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两间房子显得越来越窄小，就多次找到大队干部，想要一块房基地。大队干部就是不给批，还拿话嘲笑母亲。母亲显然受了很大的刺激，整整一个冬天，母亲逢人就诉苦，气愤地和别人说房基地的事。
　　就在那年冬天，母亲觉得腿疼，但一向刚强的她没有去医院。直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腿疼得一步也不能走了，只能坐在床上。我不知道在疼痛中的母亲是怎么过这个年的，反正我还是穿着新衣、新裤，和往年一样过。大年初八，别人还沉浸在过年喜庆的氛围里，我家却被无情的黑暗吞噬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母亲被哥姐抬上了叔伯大哥的拖拉机，去医院做检查。到了晚间，哥、姐们抬回了母亲，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看到每个人的表情都阴沉得怕人，也不多说话，紧张的气氛让我窒息，吓得我不敢说话。
　　坐在炕上的母亲越来越消瘦了，眼也没有以前有神了，也不爱说话了。但是只要我一走进屋里，母亲就会一直瞅着我，我走到哪儿，母亲的眼神就会跟到哪儿。那时候总觉得母亲有些莫名奇妙，岂知那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对子女的依依深情。
　　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含着万千的不舍离开了我们。母亲是得癌症走的，离去后不仅没给我们欠下饥荒，还给我们攒了钱。一直手里都攥着钱的母亲，却舍不得打一针止疼针，宁愿忍受疼痛的折磨。
　　在母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家一直被悲痛笼罩着，父亲耳朵聋了，说话时我们要大声地呐喊，还要用手比划着；以前话就不多的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自小就聪敏伶俐的爱说话的小妹，好像也变得心事重重，不笑不说了；一向上学勤奋成绩优秀的三姐也在母亲重病期间，辍学了。她本来该考高中了。
　　可日子还是要过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父亲再疼爱我们，终归是个男人，多亏了二姐，坚强地挑起了母亲留下的担子，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们。二姐像母亲一样心灵手巧，像母亲在世时一样，家务活儿做得尽职尽责。二姐出嫁后还不停手，甚至到我的孩子都是二姐缝补，一直到二姐生病才罢休。
　　就在同年，土地承包到户了。我家人口多，分的地也多。一向疼爱我们的老父亲，看到孩子们在地里忙不过来，坐不住了，总想到地里干活儿，哥姐怕父亲累着，常常把家里的农具藏起来，不让父亲看到。可父亲借镰把，锄头，也要帮忙。
　　父亲对我们的吃饭也很关心。有一次，因为下雪，我没吃饭，父亲就踏着快要没过膝盖的积雪给我送干粮。
　　到了农忙的时候，大姐和大姐夫再忙也要来。要知道，大姐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忙得够呛。
　　那时候我们都小，还多亏了大伯家的儿子和女儿(没有血缘关系），农忙时常来帮我们，所以我们走得很近，和大伯家的孙子外甥我们也特别亲，常在一起玩。
　　那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邻居大嫂就常帮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母亲走后一年多吧，经过大姐和二姐的多方奔走，终于给哥哥找了一个下煤窑的工作。
　　哥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也开始和父亲一样，白天黑夜地上下班了。哥上班后，半夜起来做饭的是二姐和三姐。
　　哥上班时间不长，二姐出嫁了，我小学也毕业了，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地恢复了，虽然仍不能干重体力活儿，但能帮衬着三姐干田里的活儿。哥能挣工资了，父亲“重出江湖”，一切都在慢慢好转，日子过得好像有点滋味了，全家也就渐渐地从失去母亲的阴霾里走了出来，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和笑声。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而，我的父亲也是带着一生的遗憾走的。父亲193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姊妹三个，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幼年时，因为生活穷困，为了一家人不被饿死，我的祖父只得含泪卖掉了自己惟一的女儿，也就是父亲惟一的姐姐，这些是我从父亲每天不断的唠叨中听到的。从父亲每次说话的神情里，我看出父亲内心的愧疚和思痛，一直都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姐姐，也常常要我们四处打听，可惜茫茫人海杳无音讯。八十岁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都还在说他的姐姐。我知道，那是父亲一生的痛，也是父亲留在世上最大的遗憾。     宽城县碾子峪镇 谢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