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年代，在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村的人们在小河的东岸安装了一台“大机器”(20丰产扬水站)，浇灌了附近几个村子的土地，使“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旱不涝收碱疙瘩”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农民获得了大丰收。人们手里拿着那金黄的稻谷，沉甸甸的高粱，心里那个高兴啊，比吃了蜜还甜。后来是浮夸风，又遇到了各种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老大哥要债，使全国人民又过上了“瓜菜代”的困难生活。
　　1960年春夏，青黄不接，全国闹粮荒，连草根、树皮、玉米轴都叫人们吃了，有的村还饿死了人。就是在那最困难时期，我们村竟没有饿坏一个人。1959年秋季农业欠收，老村支部书记刘树芬大力号召并亲自带领社员们用这条小河的水浇灌，种下了大量的白菜、芥菜、萝卜、蔓菁疙瘩，并获得了大丰收。收获后把它们放在挖好的菜窖里，用心保存，冬春之际代替粮食，慢慢享用。那时，除了吃的，不管你家里有多少物资财产，都没有多大价值，人们真正懂得了“民以食为天”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表大伯刘维洪仅用了一小篮芥菜就在安里屯村换了一件上好的狐皮大衣，每年过年时穿上在人们面前显摆，并且大讲它的来历，至今还完好无损。当时用一筐胡萝卜或蔓菁疙瘩，就能到其它村换一个新媳妇，就这样我们村换来了几十个新媳妇。其中我的一个表嫂就是用一筐萝卜换来的。当时他家姐妹5个，她是老大，才16岁，家里没有一点粮食，每天靠挖点野菜和上面给的少量救济勉强度日。5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听到一个大闺女能换一筐萝卜，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样不仅能使闺女活下来，还能使全家人得到救济，于是就马上托人办成了这件事。
　　50年过去了，一提起这事来，人们都说老支书有远见，也是我们村的一大骄傲。因为大清河以北的村子，比如安里屯村、富管营村，拥有大块的芦苇，我村在大清河以南只靠种地，生活上比他们差得很远。就那一年大大地超过了他们，芦苇可不能当饭吃。
  　　看到现在孩子们上学时的吃、穿、用，做为60后，我真的是很羡慕。
　　我们十二三岁上初中时，要去5里外上学。那时候上学，同学们基本都是步行。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凌晨5点起来做饭，匆匆吃完就赶紧找自己村的同伴去上学。
　　走在上学的路上，看着满天繁星，一路欢歌笑语，年少的我们，倒也没觉得累。特别是到了冬天，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们头发或眉毛上白白的一层霜雪，就像一个个的白头翁，都会互相指点着对方笑，那个开心劲儿，一路上的疲劳都烟消云散了。晚上放学后，又是满天繁星。刚走到村口，就会看见翘望等待的父母。这时，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披星戴月。
　　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我们每个上学的孩子都有一个用白布缝制的小布袋，里面一般能盛放两个窝窝头。每天早上我们上学走时，就用小布袋装上干粮——俩窝头，到学校后赶紧交到食堂里，有人专门负责给我们把干粮熥好。中午放学后，我们就去食堂领回自己的干粮，附带回来的是每人一份清汤。那清汤就是用给我们熥干粮的水，加上一点酱油和葱花混合而成的，那味道，大家可想而知。更可怜的是，有时候碰到不负责任的大师傅，我们的干粮根本就热不透。大家虽然满口怨言，但依旧得吃，总比饿肚子要强。一小块儿自家焖制的红咸菜，就是我们中午的下饭菜。那时候的我们哪像现在的孩子们啊，顿顿不离菜、不离肉的并且不重样。
　　初中3年，我们就这样过去了。虽然那时的我们并没觉得有多苦，但岁月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时候的学生，好多都留下了胃口不好的毛病。就像我，知天命了，对于一切生冷食物，都是避而远之。对于寒冷的天气，更是害怕，更怕自己的胃再受罪。那段艰苦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16小时超负荷地劳作着，当时儿子刚满两周。记得那一天风雨交加，我一手抱儿子，一手打伞赶去上班。一阵风猛烈刮来，不知是风太大还是伞有些陈旧，反正那伞猛地向上翻了过去，刹那间冷雨抽打在我们身上，受到惊吓的儿子哇哇大哭。空旷的路上只有风在撒野，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酸楚和无助，抱紧儿子哭出了声。看到我哭，儿子反倒不哭了，一双小手徒劳地擦着我满脸的雨水和泪水。放下儿子忍住泪，笨拙地将雨伞翻过来，踉踉跄跄地赶去上班。多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雨中的一幕。
　　那时忙于生计，对儿子照顾极少，冬天不脱衣服睡觉是常有的事。那一天，有时间和儿子睡在一块，脱下棉衣，看见他胳膊上有花生米大一块刚刚结疤的伤，问他怎么伤的都不知道，估计是玩火时火星子落在袖子里烫伤的，以前被烫伤过。我的泪忍不住地落下来，反省自己是多么不称职，可又能怎样呢？我如何不想娇宠我拼命生下的儿子，可我没时间，也没有可以帮我照看孩子的母亲，只能任儿子像路边的野草、街里的流浪儿一般。
　　记得有一次下了夜班，正睡得迷迷糊糊，听见儿子哇地一声大哭，猛地翻身坐起问儿子怎么了？儿子止住哭忙说：“没事没事，妈，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看见儿子站在炉子旁，一只手护住另一只手呲牙咧嘴的样子，忙抓过他的小手一看，5个手指烫伤了4个。原来是他饿了，自己打开炉子，将铁棍放到火上烤馒头吃，终究是太小，不知那烧红的棍能伤人，用手去抓……那一年，儿子还不满3周岁。
　　因为儿子顽皮，所以吃苦多些。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儿子居然能记住每次打针的时间，不用我这无用的母亲陪伴，自己一个人就去了村里的医生家，还郑重其事地对人家说，不能不打针，要不就死了。当别人像讲笑话一样讲儿子的趣事时，又有谁能知道我的心在流血啊。
  　　上小学时，我们村没有五年级，上完四年级就要到离我们村2公里之外的东韦庄去上学。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步行，每天要走两个来回，非常辛苦。赶上好天还行，如果赶上恶劣天气可就遭罪了。风刮雨淋是常有的事，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不知是那时候的天太冷，还是身上的棉衣不能御寒，反正即使穿得跟熊猫一样，也感觉不到有多么暖和。
　　记得那是刚进腊月的第一天，天气异常寒冷，令人难以忍受。刚走出家门不远，我就被冻回来了。我哭着和母亲说不想去上学了，母亲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训斥道：“你不上学，将来有什么出息！咱家这么穷，你兄弟又多，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不上学哪行？必须得去。＂不知我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竟然和母亲顶撞起来：“我就是不去。”这下可惹怒了母亲，她拿出了杀手锏——拧耳朵。拧耳朵是母亲管理对付我们兄弟姐妹的最佳方法，我们都怕她拧耳朵。尽管我哭着嚷着不去上学，但是，难以抵挡母亲拧耳朵的疼痛，我屈服了。那天，母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一路上我在哭泣，我看到母亲也在落泪，哪有母亲不疼自己孩子的？但为了孩子将来有条出路，她不得不这样做。可以说没有母亲的那次管教，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幸运，我有一位优秀而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