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哥叫冯佩群，从天津来的老知青，45年前我与他结缘。
  　其实冯哥插队时在我们邻村，相距约8华里，这样的距离，对当时才15岁的我来说，是没有机会与他相识的。就因为供销社在我们村，每年都在村头收红枣、熏红枣、收辣椒，前后约几个月时间。劳动强度小不说，每天还能挣一块二的工资，在当时能干上这活儿，也是很大的“光彩”。有那么几年的秋天，冯哥和他姐姐，还有另外几名知青，就会从邻村过来当几个月的临时工。我与冯哥就相识于这样的场合。
  　冯哥大我四五岁的样子，个头儿不是太高，长了一幅典型的国字脸，面相上就带着腼腆、憨厚与诚实。
  　冯哥是我们的组长，我的年龄最小，他对我格外照顾。抬大筐，扛大包，装车一类的苦活儿他总不让我做。他做起来却极其利索，秋后晒辣椒时，他用小铁杈翻动辣椒，“嚓、嚓、嚓”地从不停顿，一会儿就是一行，很让领导赏识。
  　我家就在村子里，晚上不用加班时，他就来我家，看一会儿“文革”期间禁读的书和以前的《人民文学》，再聊会天儿，一个人再回到场区。
 　 我家的自留地也在村头，离我们打工的地方也就百米左右。那时播种小麦，先进的农机具十分鲜见，生产队的牲口也指望不上，半亩多的地只能靠人工用铁锨翻起来。八月十五前，明月悬空，风清气爽，冯哥与我从家里把农家肥拉到地里，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把地翻起来，一连几年，冯哥年年来当临时工，都是这样的。
 　 因为冯哥是邻村的，晚上只能住在席子搭建的工棚里，一日三餐吃伙房。每次遇到伙房改善生活，他总是多打一份，也让我改善一下。那天下午伙房杀了只羊，晚上要吃羊肉大包子。我怕冯哥再为我破费，便悄悄回了家。谁知他居然把5个热腾腾的大包子直接送到我家。
 　 后来知青返城时，冯哥被分配到邯郸铁路局，在邯郸火车站工作。那年秋天，他还专门到我家来看我。只是我那时也不懂什么人际交往，再说当时也没有什么好款待，只是让他在家吃了一顿便饭。冯哥临走掏出一张照片：“给，兄弟留个纪念吧！”是那种花纹相纸的虚光照片，在当时那也是比较高档的照片了。不成想那竟然是与冯哥的最后一面。
 　 1984年，我已经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冯哥捎信儿让我在县里办了一个他所需要的什么手续，手续办好后，我与另一个同事给他送到邯郸，满指望能见他一面，叙叙旧，他的同事却说他在班上，好像是巡道什么的，要见到他怕是要等到很晚，我们才悻悻而回。当时还希望与冯哥后会有期呢，谁知道这个后会的日子就那么遥远，居然就遥遥无期了。
  　转眼过去了多少年，一直也没有见到冯哥，直到2012年的春天，我才与当年在我们村插队的那些知青联系上，可尽管都是天津的知青，毕竟没在一个村插队，他们说，好像你的冯哥已经走了。我一脸的惊讶，怎么可能？我一点也不能相信。
  　前几天，我终于联系到了与冯哥同在一村的一位知青大姐。她也沉痛地说，是真的，你的冯哥已经走了，因为他得了不治之症。
 　 好几天了，我一直在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大意和冷酷，几十公里的距离我一次也没去他工作的单位看过他，也抱怨天不佑人，让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英年早逝。
 　 我好怀念我的冯哥，我刚刚知道他的下落，却是阴阳两隔。只是他走得那么遥远，能知道在他待过的地方还有人在怀念他吗？
         肥乡县广播电视台 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