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有将近10%的基层党组织被排查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强人”治村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肖唐镖教授,将我国村干部代际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时的村干部大多是“毛式干部”,对干部的要求主要是“红”、“权威”,这一时期遴选村干部最看重个人品德；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之后,这一时期的村干部大多是“邓式干部”,看重的是经济,用的是“富人”；第三阶段大约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强人式干部”,这一时期“重势力、用强人”。
　　每一阶段干部特点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强人式干部”时期,特别是农民负担比较严重的时候。“在权力约束比较软弱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为霸一方,演变到现在,就会有村干部涉黑的情况。”肖唐镖说。他告诉记者:“我们带年轻女老师和女学生下去调研,村官都会有骚扰的行为……他会问,能不能去KTV唱歌、喝酒。”
　　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强人式干部”治村不仅是基层政府的需要,也是农民的需要。贺雪峰说,强人式干部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农村的小规模经营需要集体给他提供生产生活的集体设施(如农村公路、农田水利设施等),而软弱的村干部是无法为村民提供的”。
　　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每年有上万亿的资源下乡,这更需要“强人式干部”来管理。贺雪峰说:“比如国家给村庄十万元修路,村民就会把这个钱当成唐僧肉,村民要求高额补贴,村干部要是不强硬这个钱就没法用下去,村民们也希望村干部把钱用好。”
    涉黑案中保护伞
　　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读博期间就曾关注过农村黑社会犯罪的情况。据其博士论文对30个犯罪组织的统计,犯罪组织首犯或骨干中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企业协会负责人,具有合法身份和享有特殊保护待遇的15人,占50%,其中,乡镇基层干部占10%。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磊认为,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护伞,黑恶势力能够借助政治力量干扰案件查办。除此之外,他觉得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构成要件有着严格的界定,涉黑案件查处和认定难度很大也是原因之一。
　　而这种干扰的无奈,在田野调查时,贺雪峰就已经亲身体验过。“我们一般出去调研都会在农民家里住一个多月,但是在山西调研的时候三四次都住不下来,总觉得有种奇怪的力量逼着我们走”。因此,贺的团队在农村没待几天就撤回,“在里面待着都觉得自己人身不安全”。
    下乡争抢利益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学者们还认为村官涉黑难以根除的原因是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滋长有着深厚的土壤。农村利益的蛋糕不断变大,村委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村官涉黑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
　　“黑恶势力奔着利益下乡争抢工程,染指村级班子的情况层出不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2014年7月28日说。而黑恶势力可以入侵农村治理,项继权认为这与农村的基层体制有很大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不分；二是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往往是两委一肩挑。
　　另一方面,村官涉黑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和发展中不够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有很大关系。贺雪峰说,黑社会就是要去追逐这个社会的灰色利益空间,而村干部涉黑的动力主要是公共利益中还没有界定清楚的那一部分利益。因此,他们便通过或者借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力量来攫取。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