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时代和家庭的差别，改变着每个人童年的色彩，有的美丽，有的忧伤。但童年的故事，往往是人类生命长河中记忆最深、最难忘怀的。
我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月，充耳的是“打倒批臭”，入目的是大字报满天飞。从我来到世上的第一天，虽然根本就没有犯罪能力，就已经是“黑特务的孝子贤孙”了。
7岁时，我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走进了校门，却不能同样正常地接受教育，在班上，甚至连我的座位都没有，我只好蹲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墙角处。有次上课，我鼓了鼓勇气，向女教师提出一个问题，没想到，她冷笑一声，说：
“吓，你这个特务分子后代也想学文化？呸！”
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就连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啊！
小学3年，我没学会写一个字，作业本上的名字，还是老师发新本子时写上去的。
在学校里，我学不学习从没人问、没人管。平常我在做作业时，看到别人写一张纸，我就在每一个格子内填上一个圈儿，或涂上什么都不像的东西，远看像字，甚至像点点小花儿，凑够一张纸，就算做了作业。有一次，我正在“涂”作业，邻桌一位同学伸手就把我的作业本掂了过去，说是替我做作业，可我看到他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个梯子。第二天，作业本发下来了，平常我得的都是对勾，这次却得了个大红“×”。老师还写了几个字，据说是“不许画梯子”。于是，我又涂了一年多圈圈儿点点儿。
其实，在那样的年代，就连家庭好、政治红的人也学不到知识。我们小学生每天都要举着小红旗游行，前面揪着孟达三的爱人和我爷爷，边走边喊“打倒”之类的话。在本村开了批斗会，还要去其他村开，还要去公社开。此外，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去街上抓做买卖的商贩，给他们戴上白纸糊的高高的辣椒帽，上写“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
有段时间，政治气氛特别紧张，好像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阶级敌人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只要大队部的锣鼓一响，社员们不管在干着什么，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扛起铁锨、锄头、扁担等，跑步去大队集合。学生则去学校准备策应。有年秋天，我们学校的贫下中农管理主任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阶级敌人进入我们这一带搞阴谋活动，半夜里让中学生分散到高粱地里埋伏起来，我们几个三年级的学生也偷偷跟了去，一直趴到天亮，结果没逮到一个“坏蛋”。
终于，“阶级敌人”出现了。那天，听人说村西北第四生产队的谷场边的小屋里，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就三五成群地跑去观看。
那是一个50岁左右的农民，他说他的家叫人砸了，媳妇叫造反派头头抢跑了，他去造反派家里评理，一群“狗腿子”把他的胳膊给砍掉了。他说着，左手抓了抓右边的袖子，里面是空的。我们感到很恐怖。有人说他是逃避人民专政跑出来的，应该拉到会场上批斗，我却从心眼里同情他。最后，我们村造反起家的党支书派了几个民兵，把这人送到了公社里。为此，村支书受到了表彰，说是“警惕性高、眼睛雪亮”。
又有一次，一个小青年讨饭到了我们村，教孩子们说他自编的顺口溜。其中有首《拖拉机来帮忙》中这样说：
   
                                                 拖拉机，来帮忙，
                                                 又杀猪，又宰羊。
大官儿吃，二官儿尝，
                                                 三官儿啃骨头，
                                                 四官儿摸不上，
                                                 农民闻味儿扣口粮。
   
另一首说道：
   
                                                 队长队长，
                                                 炕上一躺。
俩眼一抹（ma）的儿，
                                                 一天挣8分儿。
   
再如，“队长见队长，票子哗哗响。你说来半斤，我说弄八两。”“大锅饭，瞎胡乱，砸碎锅，不见面，一年四季吃不饱，过年分油2两半。”我们一听，觉得很有意思，不管不顾地你传我传。家长们可吓坏了，有的掌了孩子的脑袋，有的打了孩子的屁股蛋。后来，听说那人是个“右派”，被人民“专政”了。
自从我7岁时奶奶去世后，我和大娘家的勇哥就去前院和爷爷作伴，每天和爷爷一块儿睡。尽管我们学不到文化，家长从没因为我们光考到“鸡蛋”“鸭蛋”而责怪过，所以，我们上学从没有间断过。渐渐地，虽然不会写字，也能跟着同学们读课文时“随葫芦搭趟趟儿”了。若在白天，如果有太阳，我们就以树影的偏正来判断上学时间。到了早晨，因为要出操，往往天不亮就起床，这时，房顶上的椽子和檩条就成了我们的表，以看清椽子的程度来判断时间的早晚。
有次赶上了月亮天，勇哥一睁眼看到了椽子，就赶紧把我喊醒了，说要迟到了。我们在西屋里叫起了小刚，向学校跑去。老远，就看到校舍旁边的代销点儿里已经亮起油灯，可教室的门仍然锁着。我们很高兴，今天要得第一名了。这时候，代销员孟繁知走了出来，冲我们说：
“喂，你们瞎咋呼啥哩，快1点半啦，我还得睡觉哩！”
我的天，才1点半啊！我们怕5点多起不来，就一直等到天亮。
那年深秋，我在爷爷的炕上尿了几次被子，被人笑话得不好意思，就搬回自家院里住。
有天夜里，我被一阵说话声惊醒了。
爹说：“怪怪怪，就是怪！咱哪碰到过这么怪的事！”
娘说：“保准是菩萨奶奶可怜咱们太穷，才帮助咱的。”
我“呼”地从炕上坐起来问：
“娘，啥？”
爹娘推说没什么，哄我睡着了。
忽然，我被人轻轻晃了晃。我睁开眼，见娘托着一个瓷盘，上面放着两根鲜黄的香香的油条。
“嘻嘻，我吃！”我拿起一根就吃。
在农村，除了过旧历年才能见到油条，平常是舍不得吃的。我纳闷地问：
“娘，今儿咋炸馃子啦？”
娘神秘地说：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见我点头，娘才欢喜地说：
“咱家从这往后就好过了。今儿黄昏，你爹想在院里掘个菜窨子，没想到，刚动锨就刨出个人头大的红薯，上秤一约，有7斤哩！你说咱也没种，它就凭空长了这么大的红薯，这不是菩萨奶奶帮助咱吗？”
我闻到一股异味儿，向外间屋一望，见旧八仙桌上烧了3柱香，一个大红薯被供在白色搪瓷盆里。
我猛地记起来了，春夏之交，我到生产队里去玩，走到生红薯芽的大棚前，见一位爷爷正把一些生病和发霉的红薯往外扔。我看到有块红薯带着一根嫩绿的芽儿，就拾起来，栽到了家院东侧的柴禾垛边。那里很隐蔽，不过去是不易发现的，但阳光很充足。难道这块大红薯是那根芽子长成的？想到这，我说：
“娘，那是我栽的！”
“胡说，再胡说，拧烂你的嘴！”娘说着，做了个拧的动作。
“小孩子，不懂事，别听他的！”爹吐出烟袋嘴儿说。
我怕他们不叫我吃油条了，就不再言语。
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性格，比如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我不好回答，也许是双重的。我爱幻想，喜爱红色。有人说红色象征着热烈，喜欢红色的人也应该是外向型性格，但我的整个儿童时代，因为处在那个荒唐的岁月，内心受到压抑和创伤。在学校里，大街上，人人歧视我，我怎么也理直气壮不起来，见到谁都不愿意说话，所以，有人叫我“老闷儿”，其实，更难听一点儿就是“死肉头”。我不敢大声说话，我从来不敢在同学们面前发表自己的思想。
可是，尽管你一直循规蹈矩，从不找别人的事儿，别人却向你头上扣黑锅。那次，本村一个姓李的高年级学生，正从厕所的墙上撤砖，被郭校长发现了，问他干什么，他说：
“这砖是特务后代孟繁猛撤下去的，我正往上安呢！”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