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
在马兰村中学举办的“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庆祝大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主席台，面对近千名老师和学生，背诵了一位土秀才编的四句顺口溜：
   
王张江姚大坏蛋，
妄想复辟搞翻天。
革命战士真勇敢，
不获全胜不休战。
   
当时也许太紧张，我还没凑近麦克风就说了话，后面的人没听清，前面的人哈哈大笑起来，据说我把最后两个字说成了“牛蛋”（或牛胆）。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里，全村人个个戴黑纱插白花，人人都要去大队部的吊唁堂里哭几声，如果谁敢唱歌谁敢乐呵，也许就成了政治犯。而今，举国欢腾，到处飘荡着歌声和笑声。
在我们的家庭中，虽然爷爷还没有摘掉“黑特务”的帽子，仍旧在大队干部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但都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爹娘走上大街，不少人敢上前搭话拉呱了。每当我和爹娘到了一起，他们就有声有色地给我上教育课。这个说：
“小儿唻，在学校里可要好好学习，以后就要靠本事吃饭啦！”
那个说：
“只要铁了心，功到自然成。学习差不怕，就怕认堆儿！”
一向对我的学习不着急的爹娘，忽然对我严格起来。娘不识字，就请来后院里读初中的孟庆玺叔叔教我。
我和叔叔家的长子繁刚，是从小一块儿光着屁股长大的，他仅小我仨月。刚懂事，我们就扮演商店的老板和顾客，用树枝和纸条当钱，去买当作点心的土块和砖头。有一次，小刚把他爹的钢笔偷了出来，放进他画在地上的柜台里，一不小心，被大海膛（怀孕猪）一口咬碎了。三叔为此埋怨了我们好长时间：
“那可是个好笔，值1块多钱哩！”
“十年动乱”一结束，我又变得活跃了，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各种业余活动，放了学或星期天，我就和小刚组织小伙伴“演戏”。我身裹一块大黑包袱，用红、蓝墨水和锅底灰把脸画得花哩胡哨，好多天都洗不下去。那次演老包（包公），我用铅笔把脸涂得又青又亮。我们有时演皇帝降旨，有时演地主收租，有时演穷人乞讨，有时演人民对造反派专政。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常常吸引几十个孩子同时来观看，甚至不少大人还驻足观看呢！有些节目纯粹是逗乐，比如相声《打岔》，我说“今儿买2斤黄瓜”，小刚则说“噢，买了个金蛤蟆！”有些节目则充满了爱憎之情，如《收租》，对地主小斗出大斗进的收租行为进行一顿臭骂，替可怜的农夫痛哭一番。
转眼之间，我上了四年级。就在这时候，赵玉玲老师从外乡嫁到了马兰村，成了我当家的新婶子。她和我娘的关系很好。她当时已没有公婆，一有时间就来我家玩。从此，她成了我们年轻漂亮的女班主任。无论课上提问、检查作业，还是课下单独辅导，她对我特别关心。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习，考试成绩直线上升。升五年级时，任何人都没料到，我虽然平均分数考了57.6分，却名列全班第一。第二名是班长李增强，平均分数得了55分，第三名是孟宪洞，平均分数51.5分。
在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特别捣蛋，经常欺负年龄小的孩子，被大人称为“柴孩子”，我们则叫他们“大孬”、“二孬”。他们整天手持弹弓，腰别用自行车链扣和铁丝造成的火柴枪，到处惹事生非。他们趁社员们去生产队里劳动，走东家串西家，用弹弓瞄尿盆瓦缸，看谁打得准。那次他们在一户人家的尿盆底上打了个小眼儿，人家夜里尿湿了被子，第二天告到老师那里，老师怕遭报复，也不敢管。
有天午睡时间，我刚走进教室，二孬把腿往我身前一挡说：
“小特务，从我这下边钻过去。”
我犹豫了片刻，转身走出了房门。我拿着一本书，来到操场边的泡桐行里，想温习一下功课。无意中，我伸手一拔身边的泡桐橛儿，“得儿——”一条2尺长的光光滑滑的树根带了上来。我用力一弯，弹性极好，折都折不断。我得意地走回了教室。
这时，二孬又靠上前来，亮出打架的样子。我手一扬，“啪”，给了他一树根。
“啊——”他一声大叫，惊醒了趴在书板（当时没有书桌，全用长条板）上午睡的所有学生。
树根像一条软柄枪，拐着弯儿抽在二孬的背上，顿时留下一道血印。之后，他呆呆地直勾着眼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一向“老闷”的孟繁猛。从此以后，这个人老实了。
事情发生后，有人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而大孬，因为没有见到我教训二孬那一幕，仍然恃强凌弱。
那天晚上，村里演电影。放映前，孩子们纷纷划线抢占好地方。大孬牵着他的大黄狗来了，直扑到我面前。大孬踢了一脚我的木凳：
“这是我占的地方，你赶快给我滚出去！”
我分辩说：
“我一来地上就没印儿！”
他把眼一瞪：
“吓，你从来不和我犟嘴，今儿反了你不成！”
大孬说着，一抖手中的绳套儿，大黄狗张开大口“呜”地朝我咬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掂起凳子就抡，“啪”地撞到狗鼻子上，黄狗“吱”地尖叫了一声，挣脱了绳套，使劲摇晃着头、耷拉着尾巴跑了。
大孬火冒三丈，拳头“呼”地向我脸上打来。我身子一偏，伸手就抓住了大孬的小臂往后一扯，“咚”的一声，他和土地爷亲嘴去了。这次大孬哭了，他的家长还去我家里告状，我免不了又受一顿讻。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名叫赵培荣，他负责科学常识和数学两门课程。他特别疼爱我，教我也很卖力。因为国家已作出大中专考试以成绩录取学生的有关规定，赵老师便想培养我将来上大学。
一次期中考试过后，有个同学告诉我，我数学考了100分。我不信，我还从来没考过满分啊！我一溜儿小跑到了赵老师的办公室，进门就问：
“赵老师，他们说我考了100——”
还没等我说完，赵老师就严肃地说：
“你考了个大鸡蛋。有什么好问的！快回去学习。”
我一吐舌头，莫名其妙地退了出去。往常哪个学生得了满分，老师都要在班上公开表扬，这次例外，我虽然得了满分，赵老师把卷子一发，就上起新课。
多么严格的老师啊，他是怕我翘尾巴才这么做的啊！
赵老师为了培养我多方面的才干，让我担任过组长、劳动委员、学习委员、副班长，使我梦寐以求成为少先队员的理想得以实现。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举拳对着队旗宣誓的时候，我的泪禁不住流下眼帘。这泪，曾在两年前为了得到红领巾而苦涩过我的心田啊！有多少人在“十年动乱”中，因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而自寻短见，目光那么短浅！而我的爹娘，抗住了风雨，终于迎来了云散日出。我加入少先队的当天，娘为了庆贺，包了顿饺子。
这个难忘的日子是1979年3月16日。
从此，我的外号“大闷儿”也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像一只飞出牢笼的鸟儿，在自由祥和的天空飞翔。我和同学们一起歌唱，和他们一起组成学雷锋小组，为孤寡老人打扫院子。连续几年，我被同学们评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可是，有一次我获得了劳动模范，却是问心有愧的。
那年麦收期间，我们照样放了麦假，去给生产队里拾麦子。因为老师一边拾麦子一边给学生讲故事，所以，谁都乐意参加这样的劳动。到了休息时间，大家走到地头的树荫下，就摆开了龙门阵，争相讲述有趣的故事。可时间一长，故事就有了重复，有的故事去年讲了今年还讲。于是有人提建议，每个人讲一个故事，重复的不行，讲不出来就唱一首歌。一到休息时间，别人都去了树荫下，我怕挨罚唱歌，仍然在烈日下拾麦子。假期结束回到学校，赵玉玲老师自豪地给校长汇报：
“我们班的孟繁猛劳动最积极，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拾麦子！”
我被评为劳动模范，发给了奖状和两杆铅笔。如果赵老师能看到这段回忆，一定会从内心笑话我滑头了。
升初中也是我人生中光彩的一件事，数学考了75分，名列全班第一，语文却只得了及格，占到中游偏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总是数学全班第一，语文名列第二；孟学军总是语文第一数学第二。一过星期天我就去学军家学习。
1980年，上级来了精神，给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这“黑五类”摘帽。别的村都落实了政策，我们村却磨磨蹭蹭。爷爷憋不住了，叫人去县上查档案找“帽子”，根本没找到。原来上级还不知道我爷爷挨了10年批斗，完全是村里的造反派们打击报复。后来，造反起家的村支书在全国清理“三种人”时被上级免了职。此人下台之日，全村人心大快，如同过年过节一样家家包饺子吃。
到1980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两年多了。为了供养出一个文化人，爹娘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当时还在吃红高粱和红薯面，主食开始向玉米面转化。爹娘舍不得吃玉米面，大都叫我和弟弟吃了。家里喂着几只草鸡，只要有了鸡蛋，就换成钱供我和弟弟读书。家长望子成龙，我却又把钱买成了蜡笔，画起小人来，也难怪到了家长行使处罚的时候。其结果，是我至今都感到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