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思维不活跃的人，当作家就有些作难。写自己熟悉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东西，当然能够打动读者，但如果只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素材毕竟有限。在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接触后，在人民生活中间体验生活之后，把可以采用的素材，加上合理的想像编制，最后才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添枝加叶，不涂上色彩，只是一味地就事写事，可以写出新闻通讯，而不叫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是生活的复制和翻版。所以，当作家的人思维往往很活跃。
小时的我，因为时代和家庭的缘故，得了个“老闷儿”的绰号，说得难听一点就叫“死肉头”。可我的内心世界并不像绰号那样无光，而是极其活跃的。才三四岁，我便天南海北胡乱地幻想起来。想像，占据了我童年不少的空间，因而我显得比别的孩子听话，不磨牙。在其他孩子去游泳、打坷垃仗、缠得大人不能干活时，我却在入神地想像着好吃的、好玩的，及神话的东西等等。联想丰富，这个我从小就具备的特点，也许就是我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
20多年前，我家前院有位老爷爷，每当他讲起故事，那秃秃的额头便发出瓦亮的光，真如满脑的故事要顶破头皮钻出来似的。我真不知道，他为啥能讲那么多的故事，从牛郎织女、西游记、三侠剑、三国演义、水浒传到神笔马良和金山岛。有一个故事讲，某大员外得到一张神纸，上面写着许多字，他刚读了一句，便出现了一座大山，第二句刚读完，山上便“呼啦”开启了一道高门，这人走进门洞，只见堆堆的元宝闪闪发光……忽然，一股红烟涌起，青面獠牙的妖怪出现了……在听这些故事时，我有时哑然失笑，有时伤心落泪，有时仿佛入了神魔世界，有时害怕得身子抱成一团，夜里连被窝都不敢出，还是想听。
这位老爷爷不但讲神话故事、传说故事，还给我启迪，给我知识。比如，他曾问我：
“小猛子，你说，天底下最黑的是啥呀？”
“是黑夜、是墨水、是锅底……”我不假思索地一连串说出我认为最黑的东西。可他说财主的心最黑，财主把穷人的血汗钱都榨光了，再没有比这更狠的了。他还说天下最红的不是红墨水、不是红果，也不是血，而是好人的心，好人经常做好事，劫富济贫，再没比这更红的了。他还给我讲侠义故事，财主和穷人闹矛盾的故事，使我幼小的心灵树立起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提高了我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些故事，有许多是我终身难忘的，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老爷爷讲，过去他有半间房子那么多的书，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次“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被人烧掉了。起初，我对他很崇拜，因为他没上一天私塾就自学了很多字，看了半房子书，能讲许多我所喜欢的故事。终究他的故事是有限的，后来便重复起先前讲过的故事，于是，听他讲的孩子少了，就连我也不愿意再吃那嚼过的馍馍了。
我的叔伯兄弟有6人，依次是勇猛刚强沛渠。每当村里放映一部电影，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们就各自搬着小凳子，围在一起讲述电影里的故事，如《鸡毛信》、《小兵张嘎》、《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难忘的战斗》等。当时战斗故事片数量很多，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容易讲述。还有一些反特片和反映赤脚医生春苗、红雨等革命群众形象的好影片，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听别人讲起《杨家将》的故事，就自封为孟大郎、孟二郎……孟六郎，七郎和八郎空缺，等有了小弟弟再补。但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父母亲再也没有给我们增添小弟弟。
最有趣的是，我能顺着一些故事想像下去，讲给其他孩子，他们竟也入了迷，还迫不及待地询问“下回接着听”的情节，我则随编随卖起来。时间一长，我便展开联想的翅膀编了10余个故事。有些故事，我当初的小伙伴，如今的爸爸妈妈们仍记得很清。由听讲到自己想像、编造，可以说进了一大步。
我10周岁上初中，在本村读书。时间不长，与东邻的太平庄中学合在一起，我们便成了太平中学的走读生。
自从爹娘撕掉我的绘画本后，我心情很糟，学习也受到了影响。到太平后，按高矮个儿排队分座位，我被调到最后一排桌子上。我的同桌是太平庄人，名叫孙海生，每次考试基本上总是倒数第一名。虽然学习差，他的记忆能力却很强。当时收音机里正演播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之后又是《杨家将》，只要刘兰芳说一遍，孙海生回到学校就能给同学们复述一遍，不但好多都是刘兰芳的原话，而且嗓门儿也特别像，因此，他得了个“刘兰芳第二”的绰号。我大为惊奇，孙海生记评书那么快，怎么背课文背数学公式就那么难呢？简直不可思议！
孙海生不但爱听评书、讲评书，还特别爱看小说，不管课上课下，总是抱着一本厚重的小说啃。老师对此熟视无睹。
有一次，孙海生拿着一本书对我说：
“繁猛，小说，你看呗？”
我摇了摇头。我除了读课文，从来没有看过小说。
“咋这么傻！这里边都是好故事，比我讲的精彩一万倍也不止！”他认真地说。
我不认为小说有那么大的魅力。对于他的苦心，我没有作出反映。
他把书塞进我的书包，轻轻拍了拍说：
“看完了再换，我给你提供最好的书！”
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无非想抄我的作业，想偷看我的考试卷子。
那天下午放学后，回到家，我掏出那本小说，爬到房檐下的木梯上，随手翻开，只见是一本已经发黄的线装竖排体小说，也不知道有多老的年头了，没有头，也没有尾，缺边少角的，甚至纸张有点发脆。我看了一页又一页，不知不觉中，看到了兔起乌沉，夜幕垂临，我被小说吸引住了。
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后来才知道，正是被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在此之前，我没读过长篇大著，只看过几十本连环画。“文革”结束后我看到的第一本连环画是《不怕鬼的故事》。当时看故事是次要的，主要是比着连环画画小人儿。如今，家长不让画了，我可以看书啊！不管我看多厚的小说，娘都很高兴。她不识字，以为我在学习。
后来，我就想，当作家也不错，可以写书让大家看，而且也被人们尊重。在农村，孩子们的出路通常被认为只有两条，一是考学，二是当兵。考上学的百里挑一，当上军官的也是凤毛麟角。我不愿意像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要让大家看到，农民的孩子不当画家也能当上作家。也许，这就是我最初爱上文学的动因。于是，我又装订了两个日记本，决心每天写人记事。
写日记是练笔的极好方法。可是，不少人没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日记写成周记，周记写成月记，最后一记也不记了，这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成功的。我开始写日记也犯了这样的毛病。有人说日记只记一天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有时一天没有一件自认为可写的事，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于是中断了不少日子。我就想，我的目的是练笔，提高写作水平，大不必计较有无意义。我便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必须写完不少于500字的日记，有意义的该写，没意义的也一定写。经过几个月的自我制约，竟养成了一种良好习惯，假如哪一天没写日记，准睡不成觉。
我除了写日记，还把听到的民间传说整理下来，编成一本《村娃故事集》，这是我自己命的名，也是我当初最得意的“大作”。为了写它，我不惜力气，曾无数次到15公里外的亲戚家去问寻。里面抄录了几十则我自编的故事和听来的故事，有的离奇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我的兴趣空前高涨起来，真有一股不成作家不罢休的劲头，比绘画的刻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我可以在娘的眼皮底下无所忌讳地写了。她只要见到你看着带字的书，写着一行行的字，就认为你在攻读教科书了。
我有点沾沾自喜，却仍然替娘悲哀，心中有种负罪感，觉得对不起娘。我便开始自我解脱。我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有理想，有目标，在不断努力的追求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我以为，农村的孩子也不能把考学和参军看作惟一的出路，只要精通一门技术，就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种地，也应该学习先进的农业科技，当一位出类拔萃的新农民。我的进取心一直是最富生命力的，我要一直坚持到生命的“句号”。
由画家理想变为作家理想，有人会说我太软弱，别人竟能操纵你的行为？这话也可能有道理。我一直喜爱着绘画，就是不想当画家了，在以后许多年里，我仍然几乎每天都要画几笔。到《河北农民报》工作后，我就多次给报纸设计题图插花，使版面增色不少。不过，美术已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我的职业。
每个人的目标有时会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改变。变化有时是正确的，因为人毕竟越来越成熟，思考问题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追求，能实现人生的价值，爱好，是人生的调味剂和精神支柱，但有追求和爱好不一定非要成名成家。
我坚持写日记并想当作家，教师和家长都不知道，只有两个同学清楚。孙海生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太平庄南面相邻的樟柳寨村的李俊贵。李俊贵的作文程度比较好，他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诵。所以，我写了新故事总是先让他俩看。有一次，孙海生对我说：
“繁猛，你写这么多东西，要是不发表，一点儿用也没有，你干脆给报纸投稿吧！”
我不知道怎样投稿。孙海生找来两张《中国青年报》，说按报屁股上的地址投就行。我于是把一个名叫《小王三》的民间故事，改了又改，抄了又抄，寄给了《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稿子投寄出去之后，我每天都期待着回音。然而好事多磨，不仅《小王三》一稿泥牛入海，在此后6年的写稿生涯中，我一连经受住了345次没有回音和两次退稿的打击。这除了我自身的忍耐能力外，还有一些热心人的帮助。孙芳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孙芳田先生是我们邻村樟柳寨人，当时教授语文课。《小王三》虽然没有发表，我向报社投稿的事却传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多月，我的心情又糟下来，知道自己写作很差。之前，一位老师向区报投稿，虽然没发表，但是收到了退稿信。我却连退稿都没收到。孙先生怕我的学习受影响，主动找到我，把《村娃故事集》带到了办公室，说给我看看。
第二天上午，第二节课是语文，孙先生站在讲台上，很激动地对同学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