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1982年夏天，我们就要初中毕业了，全国的大中专考试又增加了外语科目。我们的化学老师孟宪品，参加了近半年的英语短训班，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外语老师。我们的英语学了不足3个月，只学会了26个字母和初中第一册教科书上的部分单词，连简单的对话还没来得及学，就参加了中考。
我们的考场设在卫运河西岸的临西县第二中学。学校离我们村30多公里地。我和李宗成、王维宏、孟繁刚等，由下堡寺镇车站登上了东去的客车。这虽然是我来到人间13年第一次坐汽车，但由于面对考试有一定的压力，并未感到特别的兴奋。
紧张的两天半考试结束后，我们爬上了卫运河大堤，看到了东岸山东省临清市林立的楼房、著名的舍利塔和清真寺。我们顺着杨柳簇拥的堤上小路，走到连接冀鲁的卫运河先锋大桥西端，只见汽车、拖拉机、摩托车成群结队，如卫运河里的水，流动不息。由于天色不早，没有去临清玩，没能去瞻仰我心目中十分敬佩的民族英雄张自忠，只在河西镇（当时称先锋桥镇）转了转。
夕阳下的小镇很繁华。当地的商贩用那奇怪的口音大声地叫卖。临清一带的人说话很逗，把“吃”读作“瓷”，把“师”读作“丝”，把“说”读成“作”，把“谁”读成“贼”……
我们几个人遛遛跶跶进了一家饭店，里面有3位姑娘正在包水饺，只见她们几乎三四秒钟就能包完一个，速度之快，让我们都惊呆了。再看看那水饺，又白又亮的面皮仿佛透明的一般，连里面翠绿的韭菜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能不让我们猜疑用的是不是小麦面粉。
“喂，你们吃多少饺子？”一个男人走过来，端起一盖垫儿（用高粱秸做成，可以盖缸）水饺就往锅里下。我们连忙惊慌失措地跑出店门。
中考揭榜的消息传来了，开始听说我和太平庄的另一名女生李银翠考上了二中，后来只有李银翠正式进了二中，据说我的名额被外校的学生挤占了。因为李银翠是个女孩子，路途又远，不久就辍了学。
大概是1982年前后，我曾看到《河北日报》发布的一整版河北省劳动模范“光荣榜”，在第一栏的教育战线上，赫然印有“王瑞昌”三个字。王瑞昌是临西县下堡寺镇西高尔庄（简称西高）中学教务处主任。该校师资力量强，中考录取名额居全县初中前列。我姨姥娘的长子邱振文当时在那里任教，我便成了西高中学的复读生。学校只有女生宿舍，男生只好在农民家里住。我们班的几位男生，开始住在刘德宽家，后来在刘俊豹家。我最后住在刘俊九家。
我们在刘俊豹家的土房里住时，那所房子和院子都空着。当时《少林寺》电影一放映，我们热血奔涌，想习武报国。于是，每当走进宿舍，便都对着土墙击掌、冲拳、踢脚，“噼噼咚咚”，响亮得很。有人还边练边大力发声：
“嘿！哈——”
为了练习跳远，我们把院子用铁锨翻了土，然后跑步向暄土里跳。我们还找来粗铁丝，截成小段，一环一环扣起来，连成一串，就变成了铁鞭，舞动起来呼啸有声。另外，把两棵小树砍下来，横绑到两棵大树中间，可以练习金钟倒挂。害得刘俊豹的老母亲几次冲我们发火，说招来一伙“野这个”。
西高村有个傻德臣，说他傻，也知道香臭，也会骂人。他30来岁，1米75的个头，一头长发又脏又乱，手指甲长得都打了卷儿。他夏天常穿一身露着棉絮的黑土布棉衣，冬天常穿一身路着几块肉皮的单土布衣服。有一天夜里，他摸进了学校女生宿舍，吓得女生大喊大叫。后来才知道，他只抢了挂在墙上的提篮里的3个玉米面饼子。一个星期天，同学们都回了家，傻德臣把好几个宿舍的尿盆都偷了出去，藏在村西北一所空房里。那段日子，全校的住宿生都心神不定，担心哪一天傻德臣会偷到自己头上。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和马瑞涛、赵新堂、张玉祥等同学去宿舍，打开门，觉得屋里和往常不一样了，原来黑乎乎的土房突然亮堂了。再往窗口一看，糟了，那几块钉死的木板被人拆开了。我们遭劫了，马瑞涛的马蹄闹钟、赵新堂的一支钢笔和我的一双手套不见了。我们连忙跑到代销点打听，听说傻德臣下午曾用一支钢笔和别人换了几块糖，之后又去村东坑底不知挖土埋些什么。我们最后在坑底挖出了闹钟，时针已经停止转动，甚至上了几十下劲，仍没动一动。我们早晨上学全仗着闹钟呢，这样一来就麻烦了。我们决定教训一下傻德臣。
一天晚上，学校里正上夜自习，我们4人溜出教室，带上一条麻绳，来到油灯昏暗的代销点。当时傻德臣正蹲在屋角里，我们一拥而上，两个人抬脚，两个人拽胳膊，架起他来就向外跑。我们想用绳把他捆住，怎奈他人高力壮，三扯两拽就挣脱了，我们只是一人踢了他一脚。此后，傻德臣再不敢到学生宿舍骚扰了。
1983年春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次全校歌咏比赛中，我指挥初三（2）班同学夺得集体合唱第一名，不久我又成为学校的文艺委员。从那时起，不管是学校开会，还是外地来人参观，一有集体活动，我都要在全校近千名师生面前打拍子指挥唱歌。
其实，我一直很害羞，胆子也小，那次歌咏比赛女生都不愿当指挥，我的岁数在全班男生中最小，是大家“欺负”我把我逼上台的。我的胆量和勇气正是从这时起开始锻炼的。
我当时能够当上西高中学的文艺委员很自豪。西高中学那几年出人才，学生考上中专的多，老师被提拔成干部的也多。所以，新闻单位经常来人采访。
那次，中央一家报纸的女记者来采访，一进我们教室就举照相机。当时我们刚吃过早饭，我看到讲台边有一些用铁桶向碗里倒饭时无意撒下的米饭，走过去就蹲在了米饭的前面，挡了个严严实实。事后同学们都说我救了一次险。
一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和我们的音乐体育老师刘书剑交上了朋友，《在希望的田野上》、《可爱的中华》、《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等歌曲，大都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前我们就收到了词曲，我们已经唱熟了，这些歌曲才在社会上流行。
我的作文程度还是不太好。学校里两次组织学生给电台写稿，都没我的份儿。我也只能在暗地里使劲儿，多看多写。
当时普通中学升学不考美术，因此学校里只发美术教材，不设美术课，能够画几笔的，也就轮到我了。我常常给黑板报插图题花。没想到，我的绘画爱好又排上了用场。
我的外语程度同样很差，大概不容易跟上班了。那天，我们班来了一位女复课生秦俊霞，竟是我姥娘门上的一个老亲。她比我大两岁，当初她在我们村读书时就被推崇为校花。她不仅长得漂亮，学习成绩也很棒。一次外语考试，她偷把卷子向后传给了我，于是，我的外语破天荒地及了一回格。
那时农村的课桌大多是用砖砌的，上面用水泥抹个面儿。我的同桌吴凤军和赵保俊打闹把桌子给撞倒了，我就找到担任数学课教师的邱振文舅舅说：
“秦俊霞的外语特别棒，她一个人一张桌子，我去她桌上吧！”
舅舅同意了。
我称秦俊霞姐姐，她也按亲戚关系关照我、帮助我。之后，学校统一又换成了铁腿木面的课桌，再后，两个班的学生按新生和复课生统一分班，我进了一班，秦俊霞仍在二班。
多少年后，我竟听到一个有两种说法的传言：一种说，我为了和一个女校花接近，把课桌给拆倒了；另一种说，我用铅笔刀一点一点削断了桌腿，然后就要求和一位漂亮的女生同桌。
天啊，水泥和铁桌腿怎能用铅笔刀削断呢？真是胡编滥造！我们当初都没那种意思啊！1996年初，我曾写过一篇《阿莲，我对你说》的随笔文章，发表在《河北工人报》上，就是取材于此，算是交代事实吧。
眼看又到中考时，西高中学同全国大多数中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刮起了早恋风。其实同学们处在青春朦胧期，并不真正懂得恋爱的真谛。为了不使考试受到影响，我打算回到太平中学。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名叫周金凤，是我们邻村前杏园人。我当时正借用她的《中学文言虚词手册》，准备回太平中学前还给她。
一天早晨，我的姨姥娘家的表妹、同学高慧霞告诉我，周金凤想把那本书送给我留个纪念。我很高兴，便也想准备一个纪念品送给金凤。
这天中午，我正在教室里学习，周金凤走进来，我把一个红色塑料皮日记本送给了她，并在扉页上抄录了一首太平庄好友刘振文送我的小诗：

远看一梨树，
近看两股杈。
未结黄金果，
先开白玉花。

恰巧，这件事被窗外一位吃醋的女生看见，就向老师打了报告，说我和金凤“搞对象”。于是，校长、主任、老师，大会点名，小会批评，单独做思想工作不下20次。转眼间，我被列入那一长串“坏学生”的名单。
当时不少同学不知何为恋爱，面对校方的做法，就错误地理解为男女之间互相对话，交换纪念品。从此，男女生互相躲避，更不敢多说一句话，教室里再也没有男女生同桌的现象。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我们班两名同学因“恋爱”而被开除了学籍，校方称他们“道德败坏”、“影响极坏”。其他30多“对儿”学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我送日记本给金凤，也因写了一首“情诗”而被当作重点教育对象。
一天黄昏，我和往常一样，到学校西侧的小路上散步。忧愁的我又巧遇郁闷的金凤和作伴散步的慧霞。我对金凤解释：
“周金凤，我真的没那种意思！”
“我也是，送纪念品难道不行吗？”她说着就想哭泣。
突然，一个黑影猛然冲到我们身后，大声喊道：
“快上夜自习了，怎么藏到这儿来搞对象呢？”
我们听出是刚来学校实习的男教师杨某某，便各自跑开了。没几天，周金凤没向师生们道一声别，便回家务农去了。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有希望升学深造，组织能力又强，也有培养成才的希望。但是，她的命运中途就迷失了方向。这究竟是谁之过？
到如今，我还有些不满当时的张校长。他使我们班没一人能够考入中专。就是这位对学生很严厉的张校长，在同学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他曾当着女生的面……咳，还是别提了，他毕竟也是我的校长。
中考过后，我回到村里，一边整理着西高中学早恋风波的故事，一边等待着中考张榜的消息。
如果说上初中时我的生理还未成熟，不懂得恋爱，等上了高中，生理虽然成熟了，却因为更加喜爱写作，所以再也没有发生过粉红故事。我的偏科现象越来越严重，120%的精力都在编织着一个新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