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清朝末年，政府软弱，洋人入侵，引起一场席卷半壁江山的“灭清反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自发的群众队伍，他们拆教堂、毁铁路、杀洋人、抗清兵，涌现出一批爱国爱民、慷慨激昂的民族英雄。晋冀鲁豫边区，战斗的热情空前高涨，宋景诗、赵三多便是“黑虎军”、“义和拳”两大组织的领袖。
我们村距赵三多的出生地及其组织的指挥部——沙柳寨，不过5公里，不仅传说甚多，许多事件能够印证其可靠性。自1985年开始，我的日记本上就有了有关冀南义和团的传说故事，像临清县有名的首领花枪将李文燕，出生地樟柳寨，就在我们村东南1公里，首领双鞭柳晓童（外号楞四秃子）的出生地黑虎屯（今威县黑刘村），在我们村西3公里。此外，像大刀吴文正、铁铡邵华山等，如今都有后代可考。“冯继善，吕保义，下堡寺皋上举大旗”，“张三李六王八郎，孙楼借刀称大王”，“三县围攻黑虎屯，双鞭折断退清军”，这些精彩的故事，当时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能讲得扣人心弦。
1986年，我去孙楼村，帮助三舅夏明河摘苹果，有幸见到了孙氏族谱10余册，清朝几代皇帝对平乱大将孙维统、孙绳统及其祖父、祖母、母亲、妻子册封的诏书一卷。我白天干活，晚上就去乡亲们家中采访张三借刀反北京的故事。三舅劝我写一部书，详细写下冀南一带义和团的兴衰历史，我心情很激动，回到家就制订了采写计划。
这年冬天，我一边采访，一边去县图书馆查阅史料，一边整理到日记上。
1987年春天，我感到资料已经充足，就开始了《花枪李文燕》的创作。这部总计35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原名为《冀南风云》，上部脱稿于这年秋后，计15万字。
那天，在临西县委当司机的我大娘的弟弟杨世堂来看他的姐姐，大娘便把我写小说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立即让人把我喊过去，看我的手稿。世堂舅看了看稿子眼睛一亮，拍着我的肩膀叫好：
“小猛还有这一套本事啊！你写的不是历史题材吗，正好，省社会科学院的唐振景院长在咱县扶贫蹲点，兼职县委副书记，人家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也出过书，写过电影剧本《沙石峪》，我带回去先让他看看吧！”
大约过了半个月，世堂舅舅捎信来，说唐书记让我去。我从地里回到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骑自行车去了县城。
唐振景的办公室在临西县委大院的东南角，最前一排房子的东头。我经世堂舅舅事先指点，一直来到他的门口，把自行车一支，就冲着门内喊了一声：
“唐老师！”
我想，他是县上的书记，干工作的人喊书记，回到省里，省里的人才喊院长，既然他给我看稿子，喊老师不是更好吗？
“谁呀？”看上去40岁上下的唐振景皮肤白净，个头不高，很精神，脸上带着微笑，掀开了竹帘问，“是不是孟蔚？”
“我是孟蔚！”
“小伙子，进来吧！”
他用一种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和蔼可亲地与我交谈，问我家几口人，多少地。谈到《花枪李文燕》时，他提出几条意见：一是语言欠推敲，二是有些故事和历史背景不符，等等。他把一套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籍送给我，让我参考，希望我能尽快把上部改完，并送我几本八开本的稿纸，规格是10×15，注有“（冀文明）”字样，让我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
这年冬天，我先把初稿进行修改，然后就用炭素墨水钢笔一笔一划地向方格纸上抄写。后来，世堂舅又给我捎来几本稿纸。
1988年1月18日，我的日记本上有这么一段记录：
“是日夜间，韩老师（韩梦麒）将吾《花枪李传奇》（上）底稿拿去，望时记之，勿忘千万！此为我之命！！”
经历过失稿之痛的我，显然心眼多起来。

腊月的一天夜里，雪花纷纷扬扬，我去为第二天就结婚的孟庆乐叔叔家帮忙。两位大爷对我说：
“小猛，过几天就让你们去扽（方言，用力拉）筋场扽扽邓筋。”
开始我莫名其妙，第三天就明白了，县里组织民工挖尖冢河，工期是一个星期。
那天，我和其他民工一起，踏着积雪，带着馒头，拉着地排车，步行30公里，来到位于尖冢镇西北的王庄村。民工们分住在乡亲们家里，天不亮就集合上工地，早饭和午饭由炊事班送到工地，晚饭回去吃。王庄村离我们分工段有1公里多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一条近年经常干涸的地上渠挖成地下渠，首先要把地上部分清除，然后往下挖。
当时大地封冻，一铁锨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儿，民工们就用钢钎、长镐和铁锤掀开厚厚的冻土层，紧接着就往车上装土，分别倒向两侧三四十米开外的地方。
我是属于从小到大没经过摔打的人，才19岁，干起活来既没力气又没门道，当然分组时谁都不乐意要，我的三叔就只好让我跟着他。开始让我驾车辕，装满尖尖的一车土，众人用力一推，我的臂力达不到，“啪！”车辕就趴在了地上。驾车都不行，众人不好意思埋怨，肯定从心里一百个不高兴。于是，我就拉帮套，把绳挂在车帮或车身的铁钩上，拼命地往前拉。当初是平拉，后来渠挖深了，就把泥车从下往上拽，身上的每一条筋都绷紧了，丝毫不能松弛，否则，你这边就会把车胎陷进泥中。怪不得挖过河的人都称这个劳动工地为“扽筋场”。这驾车的人上坡也讲究方法，不能直线往上拉，而是左3步右3步，拐着“之”字形，否则，稍不注意，或某人的帮套断了，车把折了，车子就会一落千丈，扣回渠底，而斜着上坡就可避免出现意外。
究其实我还不是最没力气的，孟繁格与我同岁，生日比我小，除了力气比我小，还有些孩子气，有时听到民工们“一二，嗨嗨！一二，嗨嗨！”的劳动号子，也好奇地愣着眼睛东瞅西望。
最初三天，我虽然带着笔记本，想写写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因为太累，浑身酸疼，回到住处倒头便睡。其他民工则打打闹闹，你骂他姨，他骂你娘，什么脏话都有，但总归辈分小的被伤。而辈分大的骂了人家的姨，就好像沾了多大的光，一阵开心地笑。我以为被骂的人肯定要恼怪，其实民工们就这个邪劲儿，离开了家，离开了老婆孩子，疯就疯一阵子，谁也不在乎，骂，又不动手，不痛不痒。几乎每天都吵到深夜。
到了第五天，我基本上习惯了工地的生活节奏，身子骨也不疼了，便把笔和本装在衣袋里，工休时写上几笔，甚至晚上在别人吵得山响时也能写上几页了。我除了记下一些工地上的场面、趣事，还考虑长篇小说《花枪李文燕》下部的创作提纲。眼看着我自己感到浑身有了使不完的力气，能顶上一阵子，让叔伯兄弟们夸上两句的时候，宣告竣工了。
第八天的傍晚，我们的工段通过了验收，归心似箭的民工们立刻收拾行装，唱得胜歌，踏着薄暮收兵。这是个月亮天，皎洁的月光泻下来，铺满了空旷的冬野和乡间的土路。我们便在这如霜的小路上回到了家中。父母亲和弟弟已做好饭，等着我吃。父亲告诉我，韩梦麒已把我的书稿送回来，世堂舅舅昨天也让人捎信，过明儿（即后天）让我把书稿送给唐振景，他过明儿就回石家庄。回到村边的新砖房，我看到已经安上了门窗，爹说过几天就安玻璃。院里堆着一些木料，爹说打几样家具。我估计明年春上就要结婚。我并没多想，也不觉路途劳累，摊开稿纸就继续抄写长篇小说。
第二天，刮起了西北风，寒冷异常，我总是写不了几个字就要呵一下手、跺几下脚。气死风灯红色的光，给我一丝温暖的感觉，望着它，我好像看到一本印制精美的《花枪李文燕》。这天，我只打了个盹，熬了个通宵。
第三天，大约早晨8点，我抄完了《花枪李文燕》上部18万字的书稿，一推门，白亮亮的光刺痛了我的双眼。外面，皑皑大雪下了1尺半厚。因为不能骑自行车，我艰难地踏雪步行十几公里土路到了县城，把这厚厚的12本书稿交到了唐振景手中。
1988年的春天，我熬干几十盏冒着黑烟的柴油灯，度过两番寒冬和酷暑，终于创作完成30万字的长篇历史传奇《花枪李文燕》，并第一次启用笔名孟燕君。
不久，临西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我带着《花枪李文燕》的底稿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典型发言，与县领导宗振荣、石书明、侯殿峰等共进午餐。据说，当时邢台地区除中年作家宋聚丰已写出一部《远山》，新中国成立以来再没有人出版过长篇小说了，也许我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邢台地区出版长篇小说的第二人。
1988年5月4日，我收到了由世堂舅舅转来的唐振景的信，这是一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普通绿方格稿纸，黑色的毛笔行书写着这样的话：

 燕君同志：你好。你写的“传奇故事”转《河北故事》编辑部了。诗退你，可送邢台日报或邢台晨报，因清风楼在邢台。

我很激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一直没有收到发表作品的样刊。唐振景扶贫结束便不再来临西办公，我托人向他打听过长篇小说的情况，他只是说已转给了《河北故事》。

1992年春，我第一次来到省会石家庄。头天夜里，临西县政府县长张金铸同志给唐振景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我第二天去石，估计下午3点前去社科院找他。因为第一次进大城市，我连公共汽车都不知如何坐，从中午11点半开始在华夏长途汽车站打听路线，到下午3点也没能去成，不得已，向一位出租车司机吐露心事。那位开红色轿车的司机姓孙，是郊区的一位农民，当他听说我是一个农民，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并且又要出版作品集时，只收我10元钱，送到了省社科院。那次，我主要是为了《写给小天鹅的书》与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的。当时唐振景正在会议室开会，我就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下午5点多，唐振景才开完会。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那个‘花枪李’，《河北故事》编辑部说不好找了，我再让他们给你找找。”
最后，《写给小天鹅的书》由他联系出版失败，《花枪李文燕》便也没有消息了。
1994年，我在帮助新华社记者江山创作长篇人物传记《吕玉兰》期间的7月15日，又一次找到唐振景，他给虹光街河北群艺馆写了一封信：

几年前，经我交你馆王同志的一部书稿，现作者来找，请帮助查找一下。谢谢。

那天，我去群艺馆，也没找到姓王的。
11月1日，我通过临西县文化局的马震震找到了省群艺馆的刘淑敏，她答应帮我查找书稿。
11月2日下午4时40分，刘淑敏打电话到江山家中，她告诉我，王景林是《大众文艺》（原《河北故事》）主编，正在查找1987年和1988年的来稿。
11月3日上午，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