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育贤曾在日记里写道：
“妻子是太阳，妻子是月亮。没有太阳和月亮，我就无法生活和工作。”
我的事业有成，也正因为我有一位贤惠善良、默默奉献的好妻子。美满的婚姻生活，使我提起笔来写它，顿时有一股甜蜜的热流涌遍全身。
1984年深秋的一天下午，北风骤起，气温突降，父亲到临西县农业中学给我送来一身夹棉衣，并让我明天下午回家相亲。一来当时正在读书，不适合订婚，怕花费过多的精力，也怕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二来我爱上了文学，整日沉浸在编辑《春笋》手抄报的欢乐中，对婚姻问题很淡漠。我于是对父亲说：
“爹，告诉媒人，我还小，正在读书，等两年再说吧！”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没回家。可是，女方仍然等着我的回音。星期六，媒人见到我才说是本村姓李的一位姑娘，正在家里干农活。小时，我和这位姑娘曾在一起读过3年书，有一次，她当着正给学校盖房的她的父亲，用树枝朝我头上敲了一下，也不知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还是怎么的，从那时起，我就对她特别讨厌。我把这事说给媒人，媒人笑道：咱村的某某和某某，小时候不是也打过架吗，你看人家现在多过得上来。总之，我一口否决，坚决不答应。媒人不高兴，父母也不痛快。
紧接着，邻居、媒人、亲戚陆续登门，从北杏园、黑刘村、樟柳寨、太平庄、肖大寨、西王庄介绍了7个姑娘，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当民办教师，有的在工厂当临时工。似乎一种对媒人的逆反心理，我一概回绝，连面都不见。
又是一个星期日，我家那3间土墙木梁秫秸盖顶的房子里，坐满了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原来，媒人又提了本村另一位姓李的姑娘。我觉得，这位姑娘比我大两岁不算褒贬，但没有一点文学细胞，如果结了婚，这一辈子可咋过？便像以往那样想一口否决。我的亲叔伯哥哥繁勇大动肝火，扬起一条粗麻绳就要揍我。我朝他面前一站说：
“你打死我也不订婚！”
他数落道：
“你觉得自己有啥本事？人家还不是看着你爹娘人性好？就这3间土房，再不趁着念高中订个婚，回到家一种地就不好说了！”
我说：
“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不光繁勇哥要打我，爹娘也都急得想抄家伙，幸亏好多人拉着，我才免受皮肉之苦。到最后，娘问我到底怎么着，我说：
“反正这一个我不同意。说不同意了，再同意，我这张嘴叫啥嘴，我还像不像男子汉！”
娘说：
“行了行了，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的，咱可说下了，再提一个就不由你了，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这年冬天，本村的孙成才大娘，给我提起本村电工魏芳泉的四女儿魏宗婷（办身份证、户籍证的人误写为‘亭’），因为同年出生，长相不错，性格开朗，我就没再反对。
我订婚了，才16岁。媒人孙大娘说，人家女方的父母讲了，不图钱财，光看人性和小孩，什么见面礼、订婚席（酒宴）一律免了。
当时虽说从形式上有了订婚的概念，但我仍觉得互相不了解、没感情基础，不一定哪一天要告吹。至于那位也才16岁的小姑娘为啥同意了，更是没去考虑。
宗婷和我大娘的三女儿繁慧很要好，过去常来玩，订婚后有意识地回避，怕别人说闲话。就有那么一次，她被繁慧拉着来大娘家玩，结果，回到家里就挨了大规矩父母的一顿数落，并给她约法三章，既不能私自去见我，也不许去我亲属家，怕落个“风流”的坏名声，或发生什么“伤风败俗”的事。
我刚高中毕业那阵，因为写作和家长制气，三乡五里都传说我不务正业，有个媒人竟提着点心去未婚妻家“打破户”，说什么“整天写那个没啥出息，投中了，挣几块稿费，投不上，白瞎点子稿纸。再说，弟兄俩就老人的3间破土房……”
父母犹豫的目光投向了宗婷，宗婷果断地说：
“俺看他爱写作，有志气，一定能成功。”
父母见女儿这么满意这门亲事，凡有说闲话的人登门，就理直气壮地回敬他们：
“咱们还不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小猛这孩子有股子闯劲儿，保准有出息！他爹他娘现在不是不反对他写了吗，俺们也支持他！”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我从媒人和其他人口中听说的，开始有些半信半疑。别人都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话讽刺我、中伤我，难道未婚妻一家真的支持我？
1987年秋后的一天，我去威县贩卖苹果。当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花枪李文燕》，其中有一段，写张三从孙楼村借刀后，和义和团的将士们到北京城闹了一场。究竟宣武门在哪里，紫禁城又是什么布局，初稿写得一是含糊不清，二是把历史地名都靠想象虚构进去了，这怎么称得上历史小说呢？我见到威县新华书店里有一本《北京史》，就买了一本。下午，我驮着两个空竹篓往回赶，当走到我们村与北面的陵头村交界的地方，正好路过未婚妻家的承包地。很远很远，我就注意到地里有个人，近了，原来正是宗婷。她扎着两根乌黑的大辫子，当那两道浓密的柳叶眉下的一对亮晶晶的大眼看到我时，丰满的嘴唇便抿不住地笑，白净光洁的脸儿也因此泛起潮红。她穿着一身点缀着小碎花的蓝色衣裤，脚上是黑色的布鞋，搂棉叶的竹耙握在手中。我见她只是笑，我不知说啥好，因为我们从来没说过话，况且又成了未婚夫妻。我觉得好笑，便也不说话地笑，一边挠着头。
笑了一会儿，我就从宗婷手中接过耙子，卖力地搂起棉叶。她站在我身后看我，我能感觉出来。
“哎！”她终于出声了。
我停下手中的竹耙，转过身来看，只见她一手摆弄辫梢，一手托在腮边，挡不住羞态万状，莺声燕语就从朱唇间飘逸而来：
“别搂了！”
“没事儿！”我应了一声继续卖力地搂。
突然，我手中的耙子被外力强迫停下。是她抓住了耙子的柄。没想到，这位姑娘的一只手竟有那么大的劲儿，可见，人家是在农村锻炼出来的，无论长相和力气，我都只能甘拜下风。
“别搂了，不急用。给俺嫂子的小孩烧炕的，家里还有哩！”她说着，夺过竹耙，放在地上。
秋后的田野很空旷，也很寂静。白地的另一边，破土而出的麦芽，正准备为即将到来的苍白的冬天点缀一抹鲜绿。
我们中间留下两米的距离，开始交谈起来。
“听说你在写长篇小说？”
“你瞧，我买的这本《北京史》，就是写小说用的。”
“永海他们都喊你孟作家！”
“嘿嘿，什么作家！我的理想是当作家，出书，办报纸。”
“俺文化可比不上你，连小学都没毕业。”
“文化低没事儿，我也想过，只要支持我写就行！”
在谈话过程中，我印证了媒人和其他人的传言，她的家庭比较富裕，之所以这两家贫富悬殊的孩子能够冲破世俗的观念结为秦晋良缘，除了宗婷敬慕我的写作，还有其大姐夫丛金河的一份功劳。金河一直在县农业中学任司务长和保管员，和我很谈得来。每当我在学校歌咏比赛上获了奖，他就去给岳母通报，说那个小子胆子可不一般，上千人面前敢张着大嘴生唱。而宗婷也爱好唱歌和看书，所以，就装作没听见一样，躲到没人的地方偷着乐。
我们说着，笑着，越谈越投机，莫名其妙地，我竟不愿意离开她了。别看她文化不高，却与我性格投和，爱好相同。也许，这就叫爱情。如果不是来了过路的人，也许，我们谈的还要多。
黄昏了，我们依依惜别。她扛着竹耙去了村西，我则驮着竹篓去了村东。
这段故事发表在1999年3月26日的《河北日报》周末生活版上，编辑拟了个不错的标题，叫《棉花地里的姻缘》。
时间不长，我们大喜的日子择定了，就是1988年古历二月十三。这段时间里，我曾去过宗婷家3次。第一次是和宗婷的家人及亲属面谈，即最后确定婚姻大事。第二次是例行当地风俗习惯，送上一些新棉花，做女方出嫁的被子。第三次是随着我的高中同学汪英文给他的亲戚，我的未婚妻家拜年。第三次我只把英文引进门，就退了回去，在胡同里等他，否则，没结婚的女婿给不给岳父岳母拜年，如果拜了，岳父岳母掏不掏磕头钱，到底掏多少，就都成了突然发生的尴尬事情。
记得第二次去宗婷家，她的嫂子杨海梅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小的会谈。那是在海梅的里间屋，我们分别坐在两个沙发上。海梅在外间屋里用缝纫机为别人加工服装。两间房被一个布帘隔开。我们怕惊醒睡在炕上的孩子，就小声交谈着。海梅几次停下手中的活儿说：
“繁猛，何听不到宗婷你俩说话？我做着活听不见你们说啥，别害怕让我听见！”
我们小声说话，嫂子可能以为我很老实，我们之间无话可谈，最后却露了馅。据宗婷说，她哥嫂4岁的女儿当时并没真睡，第二天给妈妈报告说，村东头那个男的抱她姑姑了。因为好嫂子守口如瓶，并嘱咐女儿不要告诉别人，所以至今别人都不知我们村北邂逅和在她家交谈的情景。
以后的日子里，我都沉浸在无限的甜蜜之中，翻开1988年的日记，在元月13日我这样写道：
 人都有七情六欲，爱情的存在是必然的。歌德也说，哪个少男不善衷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婷，自咱订亲之日起，我心中便只有个你。爱情，爱婷，我曾多次这样想……但愿咱们婚后互爱互敬、男女平等！

婷， 1988年古历二月十三，你高高兴兴地走进我们的家门，嫁给了我这个一贫如洗的庄稼主儿。我们的婚礼很简朴。大家都说我娶了个仙女。我享受着人间最大的幸福。
蜜月过去了一个月，你见我整日与你欢爱，并不提笔，就叫我去写文章。我说：
“婷，我娶了你就知足了，爬格子不容易，还是多挣点钱，和你过个快活日子吧！”
你望着我，仿佛成了陌生人，说了句“没出息，我瞎了眼！”
我喜出望外，虽然你小学还没毕业，却愿为我牺牲一切。
婚后不到3个月，乡里聘我到文化站工作。紧接着县里又选调我去编地方史。后来，我成了河北省作家协会的一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有谁知道，艰苦的创业者背后，还有一位任劳任怨、贤惠善良的妻子呢！
婷，我参加工作后，远离家乡，你料理着全家的生活，老人卧床生病之际，你洗衣做饭、端汤喂药；你生孩子，竟没让我请一天假来照顾你；农忙季节，你打药运肥、犁地打场，一个柔弱女子，干着男人才干的体力活……
街坊邻居，又有哪个不把你夸！
在1995年古历二月十三到来之前，我写了《写给我的农家妻》，作为不称职的丈夫，在遥远的省会石家庄为你祝福。这篇散文先后在《河北青年报》、《河北农民报》、《农民日报》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