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1988年6月，我以《三国演义》第100回诸葛亮致曹真曹子丹书的形式，给临西县姚楼乡党委副书记王力田（已于2001年病故）写了一封韵文信，一是把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进行鞭挞，二是陈述自己求职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三是毛遂自荐，愿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王书记当然要向姓张的正书记请示，结果遭到反对。王书记本是临西县委宣传部干事出身，玩了18年的笔杆子，对文化苗子特别喜爱。也许是一股子英雄气概从心中升腾，他对张书记一拍胸膛说：
“咱先试用他仨月，如果没有神经病，就留下，要是真有神经病，立即把他开回去！”
就这样，8月1日，我被王书记一个口信，调到了乡政府，既当报道员，又当文化站负责人。
短短的两个半月里，我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乡里的各种总结、汇报、讲话、领导们自查自纠材料，而且在《邢台日报》和县广播站发表新闻稿件30余篇，文学作品10余篇。
为了干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每天早去晚归，除了完成份内的工作，还扫地打水、守电话，帮着通讯员小魏、小王到各村传达开会通知，跟着大队人马下村抓计划生育、摊派提留。有文化的老百姓编了几句打油诗，把乡镇干部下乡称作第几代棉铃虫来了，表示其“扫荡”程度之巨。而我们这些下属，则被人暗地里称作“狗腿子”。我想，乡镇干部这么辛苦，竟成了农民的对立面，真不应该。乡镇一级所做的，不仅是本职工作，同时也在执行着国家的政策法规。有些农民有时老觉得委屈，只要一交提留和公粮就受不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该尽的义务。当然，这都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造成的后果。乡镇一级领导和村两委班子都是抓具体事的，向农民摊派也有情可原。你想，全县六七十个科局，每天都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科局到乡里“工作”，这一“工作”，都是上午11点高高的才到，上级领导来了，不弄2两黄汤说不过去，天天如此，经常下去，饭店的欠条就成了堆，加之谁都不去细问酒肉饭菜的单价，被老板宰一下子，一年下去可就是个不小的数目。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不知下过多少次红头文件，不许到下面吃喝，却总也刹不住。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我在乡里两个半月陪客人喝酒的次数，和平常在家里（给别人帮忙）两年多的次数相当，至于如何铺张，就更甭提了。
10月初，我收到临西县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以政府办公室的名义抽调我到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地名办公室工作，另外招聘的一个是大刘庄乡田庄村的田司海。我随即把这事向王书记作了汇报。他不愿放我走，因为我是被他发现和培养的，刚出成绩，再说乡里的材料再没人能拿起来。王书记让我自己考虑，并说如果在乡里干下去，以后可以按民办教师待遇转成正式工。县文联的主席王连坤和秘书李振华听说我想留在乡里，都做我的工作，他们认为，县里还是比乡里好，接触面广，可写作的素材也多，王书记的栽培之恩日后可以报答。
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乔友恒亲自给乡里打来了电话，同时寄来一封借调催促函。乡里见县里真要，也就不再阻拦。
10月15日，我正式到县政府工作，每月工资为70元，除去吃饭，还要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剩不下钱。尽管这样，我们全家人仍很高兴，因为没有后门的农民后代，进县衙工作实在太难了。父母和妻子为了让我在县上安心工作，一切农活和家务都不让我去动一下，就是回到家，也让我看书学习。
编史修志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每天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聚落地名的成因，还要下乡进行资料普查和搜集。通过几年的工作，每位史志工作者都会成为临西通，对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县政区沿革、聚落演变、自然概貌、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历史事件有了充分了解。
1990年3月至7月，由我执笔，根据1985年地名更新资料，编撰了《临西县地名志》25万字中的聚落地名、地名故事，及部分政区地名、经济地名、文化地名，共计20万字，于1991年12月正式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临西县志》的资料搜集工作，始于1986年。1989年8月30日，全县各单位均组成了编志班子。至1992年5月，一部120余万字的县志初稿基本完成。
4年的史志工作中，我跑遍了临西县15个乡镇的303个自然村（其中行政村295个），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笔记本，一边采访，一边记录整理，单独完成了城镇乡村、人民生活和其它部分篇章，此外还撰写了孙宝贤、孙维统、杨宏明、孙毅民、吴继高等一批人物传记，《月洼寺的传说》、《孙楼的传说》、《马兰村名新考》、《贺伍庄由来》、《中国历史上的清泉县》等地名考释和传说文章，《临西民谣》、《临西方言》等民风民俗论文。这些文章，先是发表在《临西县地方史志通讯》、《邢台日报》、《邢台地名报》、《中国地名》、《文史资料》、《临西文史》等报刊丛书中，后收入《临西县地名志》和《临西县志》中。我的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精力充沛、任劳任怨，受到了当时的临西县人民政府县长张金铸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乔有恒等领导的表扬，并给我办理了农民合同制用工手续。
1994年7月，我在石家庄看到一本这年3月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西县水利志》，其第16章艺文谚语中，211页第4节故事传说里的《月洼寺的传说》，竟侵犯了我的著作权，把作者标为刘兆章和车祥荣。这是主编徐登阶知法犯法的不道德行为。1989年初，我收到临西镇仓上村青年陈祖生寄来的一篇民间故事稿《月洼寺的故事》，经作者同意，我进行了改写，并把历史上临清河西八大寺之一的月洼寺资料，经过合理想象渗透进去，形成了《月洼寺的传说》，最初发表于1989年10月份的《临西地方史志通讯》第五期（总第7期）25页，后被邢台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邢台地名报》转载。这已不是一篇纯粹的民间传说，因为加进了作者的创作和劳动而成为了文学作品。有关月洼寺的传说，在临清和临西一带流传很广，也很多，但只有这篇文章把它的建筑年代、兴衰过程与优美的传说、确凿的历史结合起来，最后收进《临西县地名志》第326页。1992年6月1日，我由县政府调到林业局工作，当时林业局办公室的打字经营部正为县水利局打印《临西县水利志》初稿，我发现《月洼寺的传说》被收入志内，而作者有误，遂向主编徐登阶提议改正。当时徐同意把我和陈祖生的名字换上，我亲眼看到了打字员范志斌用涂改液在蜡纸版上进行修正。没想到，《临西县水利志》出版之时，徐登阶又明知故犯地把我们的劳动成果送给了他人。事后，我曾找到徐登阶责问，因为他态度老实，向我承认了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行为，又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我对这起使我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侵犯著作权案没有起诉。
作为一个爬格子的人，能够出书立传，也算是有了成果。我的从文道路虽然曲折，但仍然遇到了许多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而且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