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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棉花的一世情缘（中）

难忘的定县下乡经历

   近一个月的定县（现为定州市）下乡，经历十分丰富。使我有机会接触了当时农村社会各阶层的人。仅参与棉花治虫的就有省农业技术推广大队的队长、省政府有关干部、定县县长、团书记、县委委员、妇联主任、区长、村干部、供销及办事人员等。对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来说，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在思想上打上深深烙印。

省技术推广大队长齐奎吉，人都称他齐队长，他是省下乡治虫工作队的总指挥，三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但很墩实，走路生风，语言宏亮，工作雷厉风行，当时真是八面威风。听说他在解放区就是抓农业技术工作的。刚到定县那天，齐队长带着我们走进县长办公室，让县长谈谈县里棉花红蜘蛛发生和治虫情况。大家坐在长条凳上，桌上摆着盛满白开水的粗瓷大碗。县长也是三十多岁年纪，身穿粗布裤掛，头系羊肚子毛巾，一脸的忠厚，除了举止沉稳，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因为县里正解决一场回、汉民纠纷，对棉花虫情掌握不多。齐队长立即对县长提出尖锐批评，然后详细列举全县虫害的严重情况以及各级干部领导治虫的不力，还指名某某区长在虫灾面前不坚守岗位回家去“过礼拜六“”。最后他说：“如果棉花让虫子吃了，定县老百姓生活出了问题，我看你这个县长怎么当！”

我真为齐队长和县长捏了一把汗，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见县长一边听一边脸色变红，沁出汗珠。听齐队长说完边摘下毛巾擦汗边连声说：“是我官僚主义了”。当即表示，亲自抓治虫，作为全县当前中心工作，连夜布置到各区，明天县区干部都下去。一场看似可能的“冲突”迅速化解了。我也连夜去了二区。后来听说，那个“回家”的区长也连夜返回区里。

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干群关系是那样和谐，干部对农民亲，农民把干部也不当外人，尤其对省里来的更觉亲热，虽然自己生活还不太好，但总想拿点新鲜的给远来的“客人”吃。一盘大麦磨的炒面，一碗山药面压的饸饹，一盆旱稻煮的米粥，无不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夏天天长，不管下村干部的职位和男女，都躺在一个大炕上午休。

在定县的日子，人们给我讲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他们讲怎样依托沙丘和鬼子周旋，怎样逃脱包围找到了部队，都使我听得出神。一天晚上我们躺在房上乘凉，远方一阵悠扬的唢呐声响起，有人和着“二月里来好春光”的曲调唱了起来，让人想像出当年群众积极生产热烈支前的情景，我赞叹不已。同来的县干部说：“到农闲时村民进行唢呐吹歌比赛那才各亮绝活呢！有人能吹出整段的河北梆子，有人能同时吹几只唢呐，模仿几个人演唱，有人还能用鼻孔吹奏”。听得我目瞪口呆。

虽然往事已过去58年，今天想起仍历历在目。由于第一次下农村是以棉为“媒”，所以一想起农村和农民，总忘不了棉花；而一提起棉花，也必然想起农村和农民。

                     实习二次下农村

1951年农校毕业后，我被保送到河北农业大学上大学，在这里系统学习了理论和专业知识，尤其是植物、植物生理、气象、土壤、肥料、耕作、栽培、遗传、植保等学科，为日后对棉花栽培的理解和掌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授棉花栽培课的王恒铨老师，曾一度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对学生的教诲期望使我终生难忘。

1953年暑假后，我们升入“大三”，9月份由王恒铨老师带队到河北晋县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教学生产实习。周家庄的社长叫曹同义，是继饶阳县五公耿长锁之后河北省成立的第二个高级社，也是全国的一面旗帜。除河北农大外，当时北京农大学生也在那里实习，还有一些文艺团体也来体验生活。当年的教学非常注重联系实际，秋季涉及到作物的收获、播种和管理，俗称“三秋”。要求学生通过参加劳动，不仅对所学的课堂知识进行验证和领会，还要学习“三秋”中对各项农活的组织安排。由于棉花是周家庄的主要作物之一，9月份正是棉花收获和后期管理阶段，而王老师又是教我们棉花栽培课的，所以接触最多、收获最大的又是棉花。我印象最深的有3件事：一是我们拾花时，人民画报的记者正去采访，为我班女同学拍的拾花照片，做了《人民画报》的封面，《人民画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二是为保证棉花高产，后期遇旱需要浇水；三是由于周家庄的棉花管理不太好，回校前专门去另一个村看了许洛墨劳模的棉田，果然管理到位，实现了秋桃盖顶。

由于有了第一次下乡经历，这次我贪婪地吸取着农村和农民的滋养，不愿放过每一刻宝贵时光。每天晚上我都到生产队，听他们安排农活，或到护秋的窝棚，听社员讲各种新鲜事。实习学生唯一的一天休假，我和社员割了一天豆子，虽然手扎破了，腰累酸了，但心里无比满足。在我的实习总结评语上，老师用了三个最字：“付出最多，成绩最好，收获最大”。此后很长时间，我还和周家庄的社员保持联系，至今我仍能说出他们不少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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