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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棉花的一世情缘（上）

                  初识棉花在故乡

1933年农历十一月，我出生在沧县（现为沧州市）县城西门外顺河街。西临京杭大运河，过了河就是农村；东靠西城墙，进了城就是城镇。实际上我的家处于城乡结合部。1937年家乡沦陷，被日本占领。1940年我进入沧县县立小学读书。当时我家的对面有个轧花作坊，他们把打扫的垃圾倒在房后河边上，其中夹杂有不少棉籽。几场春雨过后，长出不少棉苗，其中不乏有长成棉株的。入夏开出白色的花朵，下午就萎蔫变成浅红色了，当时很引起我的好奇。我有位堂姐还把棉苗栽到花盆里移回家中，当作盆花管理和欣赏，至于开花后结什么果实，当时没有在意。

一个秋日的星期天，我和小伙伴们去郊外游玩，遇见了一块棉花地，枝条上结满了串串棉桃，当时不知是何物，摘满口袋，怕被人发现，急忙跑回家。回家剥开一看，是湿漉漉的棉絮，既不能吃，又没有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棉田。后来我才知道，那已经是引进到中国的陆地棉了。虽然当时我国种中棉的还不少，但因沧州不是主产棉区，所以我小时候笫一次见到的是陆地棉，而中棉是以后才见到的。

保定府初学植棉

1949年初，河北全境解放，我来到保定农业专科学校上学。解放初，人们一说起保定都叫保定府。当时的保定农校是全省有名的农校。不仅有一批知名的教师，而且非常崇尚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把棉花栽培学好，每个学生分了1分地的棉田，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日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田间管理。我印象最深的两项作业是整枝和治虫。通过劳动实践，对老师讲的栽培课印象很深。放暑假时，不少同学回了家，就把管棉的任务托付给我。整个暑假可把我忙坏了，只记得天天提着喷雾器去棉田打药。那时还没有背负式的器具，把喷雾器放在地上，打足气，喷一回药，移动后再打气再喷。半年多来，我不仅认识了蚜虫和红蜘蛛，还熟练地学会了整枝技术。那时我正痴迷化学，知道苦杏仁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含有氰化物，而氰化物对昆虫毒性很大，制作昆虫标本就是先用氰化钾把昆虫毒死，以使标本完整。我便用苦杏仁的浸出液治棉蚜，果然效果非常好。上化学课我知道高锰酸钾所以能杀菌，是因为遇水后能放出初生态氧，而钾又是棉花必需的重要元素，于是我将高锰酸钾晶粒植入棉茎中，果然棉株健壮，棉铃又大。这半年给我打下了热爱棉花的牢固基础。

下乡治虫试身手

50年代初，党和政府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冀中平原到处是茫茫棉海。1951年入夏后冀中大旱，红蜘蛛大面积爆发。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棉花。红蜘蛛随风传播，蔓延极快，虫情就是敌情，处处接到虫害报警。棉花是棉区农民的经济命脉，治虫成了一时党政的中心工作。由于农业技术人员太少，难解燃眉之急，政府决定，立即抽调农校在校学生，参加工作队下乡治虫。我们班40多人分配到定县和曲阳两县，我和两位同学分配到定县第二区。经过区政府的安排，我们和省、县、区组成的工作组一起到沿沙河一线的村庄帮群众治虫，工作组就驻扎在居中的寨里村。行政干部负责群众发动，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指导。下乡后实地一看，红蜘蛛的猖獗程度超出预料，大部分棉田都已发生，严重的棉叶变红甚至连同花蕾一起脱落，甘薯、豆类、蔬菜等也无一幸免，而且虫口密度大，且织成薄网，药液难以透入。每天烈日当头，毫无下雨的迹象。这一带是革命老区，曾遭受过敌人的残酷扫荡，有的整村干部都牺牲了，他们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干部和党团员都带头行动。当时治虫的有效药剂是石灰硫黄合剂，原料都现成，主要是用锅熬。比重计少，不够用，我们就以比重计作标准，用高梁秆作比照，然后在高梁秆上刻上刻度，做成简易的土比重计；农村找不着腊纸刻印，我们就用笔写出技术要领挨家发放。我第一次做石灰硫黄合剂是在一团支书家，团支书20岁左右的年纪，把药熬成后正在冷却，他打开柜子拿出一盒佳宾牌烟让我吸，我告诉他不会，他问我是不是“同志”，意思是不是团员，我说是，我们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我是在50年底轰轰烈烈地抗美授朝中入团的，那天晚上团支书和我谈话说，以后我就是“同志”了。所以我对团里的规矩是懂得的。把药液稀释后到地里一试，果然药效很好，群众都信服了，家家请我们去熬药。那些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后来一场大雨，才算把红蜘蛛压下去了。结束了近一个月的下乡，我们返回学校。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农民，他们勤劳淳朴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地树立起来，我对农民萌生了很深的感情。当年的定县团支书大哥：你在哪里呢？现在还好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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