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毛泽东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凶手是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土改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惟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泽东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年，与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毛泽东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毛泽东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终于给毛泽东治好了病。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4箱书籍外，还有一支派克钢笔。毛泽东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泽东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刺杀案震惊了中央
　　黄祖炎遇害的当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这一消息逐级报告到了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讯后无不十分震惊，毛泽东不久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原为恶霸，1941年混入我党，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军区对王聚民所在的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他们还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主要是：镇反运动刚开始，军队内部对存有反革命认识不足，各级组织存在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保卫部门工作疏忽，措施不力，会场布置不妥，警卫安排不周等。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非执行剿匪等任务，一律不准带枪。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也于事发的第二天，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7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罗荣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被刺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又作了批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这起高级干部遇刺案，毛泽东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作了3次批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黄祖炎遇害后，组织上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位于济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则缘于后来毛泽东对黄祖炎的一次追忆和缅怀。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毛泽东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泽东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10月27日，四里山红栌似火、松柏肃然。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山路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谈话间，汽车到达了半山腰处，毛泽东下车步行。黄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的字样。毛泽东快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此时，泪水已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禁也潸然泪下。
　　毛泽东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许世友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毛泽东主席又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英雄山。此后不久，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金色大字镌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