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袋信件走出中南海邮局大门。

　　今年“五四”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在过去几年，习近平不止一次通过回信的方式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互动，收到回信的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还有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

　　群众来信是怎么送到国家领导人手里的？中南海里的信，又是怎么寄出来的呢？

　　与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一个灰白色调装饰的邮局安静地伫立在府右街乙27号。

　　府右街上，行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被中南海门口的警卫岗楼和站岗式武警所吸引，极少有人注意这家距离中南海西门不足百米的邮局。充满古旧味的办公室，营业厅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标准照，宫廷样式的照明灯让这家邮局与中国邮政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风格迥异。

　　从简单的送信送报到储蓄汇款，从只为中央领导服务到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如今的中南海邮政局看上去已经和其他普通邮局没有太多差别了。但是众多寄往中南海的信件都汇集到这里，作为沟通普通百姓与中央领导的一个驿站，中南海邮局仍然在书写着传奇。

　　“中央收发室”走下神坛

　　“中央领导的信函只能通过这里投递。”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强调他所服务邮局的特殊性：“中南海支局仍然是为中南海提供投递服务的唯一单位。”除此之外，邮局也为中南海内工作人员提供一系列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中南海内部警卫员每年换岗离开时，这家邮局被指派协助打包、运输行李。

　　据王磊介绍，自1997年面向公众开放后，中南海邮政局一半的业务量都来自社会公众服务。

　　开放的过程并不容易。

　　上世纪6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中南海内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小卖部、银行，甚至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都逐步迁出红墙。邮局迁出的问题，被提上了讨论议程。时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李振才感觉到，随着中南海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将会大量减少，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组织需要，邮政局也搬出中南海。

　　谈到离开红墙，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流露出眷恋的神色。他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那11年，是他人生中最开心、最自豪的时期。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南海邮局搬出红墙，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作为老员工，尚元清对迁址没有特别的感觉——“邮局依然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交道，职员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在中南海里面进行……服务业务也照旧专为中央服务。上级指示：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

　　中南海邮局只服务中央党政机关的状态止于1997年。那年，北京西区邮局决定，将这家特殊邮局的服务对象从中南海里扩展到普通公众。经过全面装修后，邮局所在的四合院恢复了古色古香的样貌，“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总算被挂了出来。在府右街关门闭户近30年的中南海邮局突然一跃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

　　“邮政局门口的这块铭牌很有意义。”王磊说，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首长和群众都是我们的顾客”。为此，邮局工作人员的人数一下多了一倍。

　　邮递员上岗前要经严格政审

　　“三四点起床、摸黑赶去20公里外的人民日报社取报纸，然后再到冶河邮电局交接邮件，十点钟前后返回邮局。”中南海邮局的元老级交通员付江海回忆，他的“公车”——一辆自行车，每天都堆满了报纸和信件。单是《人民日报》就有200份，未经折叠就被分为四卷卷起，整个报卷有半米多长。老乡见到他常打趣：“嗬，比小驴子驮的还多呢。”

　　讲中南海邮局的历史，要追溯到1948年，那时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的邮政局叫“山河邮局”。一般而言，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叫“山河”的地方。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

　　1950年，党中央机关进京，这家邮政局一路跟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香山临时驻地，而后搬入了中南海，成了中国最神秘的邮政局。

　　李振才在那儿工作了11年，他记得邮政局入驻中南海后被设置在西营业处，距离西花厅不足百米。“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员工都是邮政系统的业务骨干，每位邮递员上岗前都必须经历严格政审和保密培训。”

　　邮局自1959年2月开始在中南海营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从各地寄给党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邮包和报纸杂志最终都会被发送到这里，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才能被投递到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家庭邮箱。

　　邮局的老人们回忆，在红墙内办公时见到中央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员工尚元清记得，当时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就在邮局办公室附近，他和邓颖超时常来邮局和李振才等人聊天。

　　当然，中南海邮政局也有自己的“家规”。尚元清回忆，第一“规”是，在中南海里骑自行车投递时，看见首长必须下车，在路上看见首长散步或开会回来，不要主动和首长讲话。“看见毛主席要避让”。

　　李振才说：“当时普通邮局每天递送3次，邮递员都必须身着邮政系统定制的统一制服。但中南海里的邮局，按照首长们的工作作息，每日早晨八点、下午三点投递两次，邮递员不用穿制服，大家都喜欢穿与中南海工作人员风格一致的军大衣上班。”

　　让李振才自豪的还有，投递员拥有中南海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通行范围比很多领导人都要大。

　　中南海里的邮件谁来转

　　如果你贴上80分邮票，写上“中南海”里领导人的名字，信首先会到达中南海邮局。在中南海邮局后边那所小四合院里，几株石榴树、海棠树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则时常围着一大摞码放整齐的邮件忙活。这些都是中南海里的邮件。行政和警卫人员有时会自己到前台交寄一些零星的信件。大宗邮件都是由邮政专车定期到中南海里去拉，并于当天全部发出。对于一些小批量的重要邮件，会通过专门的渠道和最高规格的服务，来确保万无一失。

　　中南海邮政支局支部书记王磊解释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政局首先会按照来信者身份是机构还是个人粗略对邮件进行分拣。机构公函一般直接投递给相应对口单位，而个人来信则根据收信人身份区分送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信访室登记处理。”这两个信访室于2000年升级为国家信访局。

　　在国家信访局办公大楼的四楼，有间“信件分拣室”，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放着几麻袋已经消过毒的信件。分拣员从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顺几下，放到拆信机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几位年轻的分拣员一干就是一上午。这些经过初次分拣的信件再汇集到另一间办公室，按照涉法涉诉、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劳动社保、组织人事等几个方面，再次进行分类调度。分好后，其他业务处就可以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件取走，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及时处理。

　　最终，一些信件可能到达相关领导的秘书处，再递给中央领导。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记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田家英会筛选出重要的群众来信，供毛泽东批阅，其余由他代为回复。但即便是毛泽东自己手写的回信，田家英也会重新誊抄一遍再发出，把原稿留下。

　　“人民包裹”包罗万象

　　作为庙堂与江湖的连接点，中南海邮局的工作对写信者而言意义重大。尚元清说起一封1959年6月的人民来信。当时，这封署名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王刚”的信件同众多群众来信一起被投送到了中南海信访处。

　　几十年后，已是著名演员、主持人的王刚说出了这封来信故事的后半部分。当年作为小学调皮捣蛋的坏典型，王刚被周围的同学孤立了。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两张自己画的水彩画。

　　十几天后，王刚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拿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标准照和回信。

　　回忆这段奇特的经历，王刚说：“忽然，我在人们眼中的印象一下子变了，各种赞扬声不绝于耳，然后我成了一个好班长、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封写着“中共中央大胡子首长收”的来信也让李振才印象深刻。虽然周恩来总理在民间被称为“大胡子”，但分拣时，这封信是否应该交给国务院工作人员仍使他非常纠结。

　　“本着最大程度传达民意的想法，我递送了这封‘怪信’。”李振才说，几天后，有人告诉他，那封“大胡子”来信帮助周恩来找回了长征途中失散几十年的老友。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群众喜欢写信向党中央报喜。“分拣来信时，发现大家都喜欢用红色信封，一看就是报喜信，那时每次分拣来信都是满眼红彤彤的一片。”

　　除了寄给领导人或国家机关反映问题、报喜的信函外，很多群众还会向中南海邮寄各种包裹。李振才工作的11年间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民包裹”，从芒果、猕猴桃等时令水果，到群众自己制作或者精心挑选的衣物、书籍，包罗万象。

　　这些信件、邮包，经过粗略分拣后，机构公函会投递到相应对口单位，个人信件则送到信访局。“只要有收件人写明寄给领导人，我们也都会投递给信访部门。”

　　(综合自：《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看天下》、北大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