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的blog

                                                                     文/归乡

      从我转的那一篇文章给农博网带来不便后，我基本就不愿再写一些所谓“敏感”的东西了。究其原因，无非是怕给农民网再次造成某种麻烦。像我这种人，除思想感到还算能跟上时代潮流外，别的简直是一塌糊涂。论文字之美，我排在博友们的末端；论新闻报道，我远离村庄鞭长莫及。所以，自认自己一无是处。有时也想退出这个群，却又舍不得这半年来与几个文友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和愧对燕君老师对我的关爱。思虑再三，决定还是留下来的好。静下心来，剖析和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脉络，虽然没多少价值，但留下自己的一点感受也好。或许对今后的总结有利。

       我从84年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那几年，一到农闲时就做点小买卖，一天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可补偿家常消费。还有时跟着农村建筑队干小工；也跟城市建筑队打过零杂；还骑着自行车收过废品。再后来，俩眼乌黑地闯荡事业，这样闯了十八年。个中滋味，令人苦楚。年龄不大，我遇到的困难，虽算不上“苦大仇深”，也算得上是“受尽磨砺”了。还好，这些后来都成了我思想体系中的营养因子，成了我的思想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养料。

        92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头。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这些外在的冲击，严重地冲垮了已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说，从79年全民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话，到89年的那次事件开始，思想界就严重地分裂了。而92年的东欧事件是这种分裂呈白热化的顶点。新的理论远未建立。这在思想界造成了严重的混乱。89年后，国家经济形势就面临一场大衰退，而当政者却积极地推动“反和平演变”去了，对经济形势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对刚刚发展起来才十年之久的个体工商户群体，大肆抑制和掠夺。这一政策造成了大批人员失业，社会上的犯罪率大大增加。92年的春天，我去了东北，就在黑龙江的鸡西经商。

       鸡西是个煤城，当时，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的衰退，市场需求连带着衰退。煤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鸡西的各大矿积压了大量的煤。这些大矿，都是国有矿，他们是不能停产的，停产了工人的工资就保障不了。矿里为了把煤卖出去，实行赊销策略。等要钱的时候欠账单位的领导说：都是国有企业，没有谁欠谁！。欠账单位不还矿山的钱，他们也不给供货商的钱（供货商大多都是私营企业）。你要钱，先拿出“上贡”的钱顶给你煤。矿山上也不还银行贷款，理由也是这个“都是国有企业，不存在还不还”。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款项无法收回。拖欠工人工资最高达两年以上，这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一边是工人的工资解决不了，一边是国有大矿的管理者们，利用各种手段大捞特捞。而僵化的管理体制还在极力地反着“和平演变”。倒是当地政府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个鸡西市的市区人口只有40多万，其中有将近十万人没业可就。这将近十万人的失业，俨然是一个社会的火药桶。他们制定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原因是在大背景没变的情况下，那些职能部门，不可能停下他们为牟取部门利益伸向社会的黑手。经济越困难，这只黑手越厉害。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很深的切身体会。

        面对这些情况，我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某种担心。说实话，当时我才25岁。我平时对历史的兴趣，或许钩出了我对国家发展前途的感性认识。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了？社会怎么了？它们又要向何处去？……   于是，我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情，要弄懂这一系列问题的真结所在。生意的惨淡使我心中焦虑不堪，但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时间。这也许是让我走向一个思想者的由头吧。

       当时想买一本政论类的书都难。89后不管是媒体还是出版物，社会上就只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反“和平演变”。我买了一本何新的《东方复兴与世界未来》，回家后读了读，想了解一下他对当代世界和中国问题的看法。何新这人可不一般，他是反“和平演变”的旗手。但不教条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更崇拜毛泽东。后来，他逐渐奠定了中国左翼“民族主义”既“大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也稳座上这一派系总舵主的位置。现在中国左翼“民族主义”即“大国家主义”追随者还有不少。像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刚刚出版的《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都是何新一派的人。他们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和南海撞机中崛起。他这一观点，我当时还是比较赞成的，我也成了这一学说的积极拥护着。

       我是农村人，对所经历过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落后，颇有感受。当时的农民，辛辛苦苦种下一年的粮食几乎一多半被公社无偿的征购去。留下的粮食能让社员吃三个月就不错了，其他，用收成较高的红薯和胡萝卜代替粮食。农民不能走出土地，即便出门也必须要让队委会出证明，去哪里，能去几天都要写好。过了期，你连旅馆都住不上。你想去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一是城里没你的活干；二你的户口只允许你生活在农村。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城市里的工人，其实也没有人身自由。你没有选择工种的自由，让你干啥你干啥！别无选择。假如我不想在这个厂子里干了，那就只能失业，没你的活可干。实际上把农民和城市工人死死地绑在了人民公社和工厂里，形成了依附关系。农民和城市工人最好的对抗方式就是消极怠工。

       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负面。计划经济为了发展工业，必然要牺牲农业的利益。把农民束缚在土地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农副产品。把工人束缚在岗位上，为工业发展又提供了廉价和稳定的劳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对工业发展初期是有利的，它能使工业化的成本降低到最小程度。但时间一长，就突出了一些矛盾。一面是种地的农民粮食不够吃；一面是工厂里的工业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不上去。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工业产品这一现象说明：这种体制的生产效率之低下。效率低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发展后劲的不足；尤其对工业发展的投资不足；又引起城市新增就业率的不足。到了60年代末，城市大量的就业不充分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给出了一个办法，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果是：把这些城市里面没业可就的青年人集体撵到了农村。

       何新的观点的好赖，我们先不去管它。只是他对经济问题说得太少，这或许就是他的致命伤。我摈弃他的观点也就在这里。按他的说法，要实现在政治上、军事上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相抗衡的，强大的，人民共和国的梦想。第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或许何先生忽略了。但我却想到了，用什么方法搞钱来实现这个理想呢？。就在这一当口，国家电视台给出了答案：农村土地收归集体经营；城市要逐步消灭私有制。认为中国和东欧的乱源，就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小私有制的改革上。开出了一个已经吃了几十年，跟本治不了病的药方。这就是我对“何新主义”的第一次反思。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何新主义”固然能给予国民精神以振奋，也似乎能弥补已被冲垮了的意识形态的空缺。但要实现这种理想的经济基础在哪里？只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吗？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体制的非人道和低效率。不克服这两个因素，你的“大国家主义”俨然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即使建立起来，百姓也会把你推倒。后来我接触到右翼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