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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2013/1/24 20:18:02|by:jiangtingting] 
| [p=21, null, left]作者：故园脚步（网友）[p=21, null, left]生产队，现在的年轻人对它已经很陌生了，但它却是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二十几年间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中国农民安身立命之所在。每一个农村人口，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编组在一个生产队里。二十几年间，五亿多农村人口，在一个个生产队中，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恐怕谁也数不清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似乎都被蒙上越来越厚的尘土。只有那时的亲历者，自加磨洗，尚能识得其中的一鳞半爪，留下些许的记忆。将它说出来，于人于己，似乎都不是完全无益的。[p=21, null, left]1958年8月，伟大领袖挥动巨手：人民公社好。全国上下齐响应，原先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转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起初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时期，公社统一组织生产，大兵团作战，人员处在流动状态，生产队的作用还不明显。到后来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酿成灾害，头脑冷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确定下来。接着，又颁布了《农村六十条》，使这种体制具有了法律性质。生产队以自然村为基础，数十人百多人的村子就是一个生产队；人口多了，分成几个生产队，也是依居住区域划分。若干生产队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全国有多少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当时的文件和“最高指示”都提到过，我忘记了。以150人一个生产队计，全国5亿农民当有300万个生产队。这数百万生产队，正如树叶一样，没有两个会是完全相同的，但也多有共性。这里说说家乡的生产队，或许可见全豹之一斑。[p=21, null, left]我们那个村子百多口人，组成一个生产队本应是自然而然的，但也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大二公”的冲击，经过几年的动荡，规模和土地到1964年才算固定下来。58年秋冬，共产风刮来，移民并村，土地划大方，农民被随意摆布。后来热气消退，人员回到村里，有了生产自主权，土地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几年好几轮的村队之间的协商、调整，才在承认合作化前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为方便耕种进行适当调换，确定了土地的归属，农民叫土地“兑现”。后来到1962年，在当时的“三自一包”政策下，村子又分成两个生产队。两年后，上级又号召巩固集体经济，两个队重新合在一起。从此，直到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规模没有改变过。[p=21, null, left]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生产队的根本问题当然是生产队长的选任。选任生产队长，要在大队的领导下进行，但民意有时也起作用。队长的选举往往牵涉到家族利益，交情厚薄，个人品格，领导能力等等，是非常复杂的事。队长要贯彻上级指示，处理与大队、邻队的关系，组织本队的生产和分配，要努力照顾自己亲族的利益，也要兼顾他人的利益，文化水平不高，土生土长的农民，担起这副担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弄得不好，就要处在与多数人对立的地位上，如果有人出头鼓动，就可能被撤换掉。重新选队长时，多数人倾向选老实巴交的人，但老实人驭人乏术，往往人云亦云，满足了少数社员的眼前私欲，却损害了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往往干不长。邻村新选的一个队长，秋季拉耧种麦时，顺应个别社员的怂恿，动不动拿麦种换馒头，麦种不够用，影响了来年的产量，社员的意见更大，没几天就自动下台了。有的生产队选不出有权威的队长，就轮流干，后果可想而知。我们那个队的队长，虽然社员提起来也有很多意见，但终于也没有激化到赶下台的地步，一直干了十七八年。现在回想起来，队长的相对稳定，也是全队人的福分。[p=21, null, left]生产队除队长外，还有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妇女队长、保管、贫协主任等，共同组成队委会。其中会计是最主要的，管钱管物，负责全队的分配和往来。队长、会计配合默契，办事效率就高，但搞点贪占私分，不容易被发现，社员又不放心。聪明的会计往往表面发队长的牢骚，私下里却结合得很好。队长会计顶牛，其实对社员也没好处。副队长俗称“领活的”，主要是领着干活，不负责处理各种关系。其他干部更是处在陪衬地位，只是开队委会时，抹抹嘴头而已。其实那时干部搞生活，也无非是煮点红薯或绿豆，熬一锅米饭，最高级的是炸油馍。但炸油馍香味四溢，第二天就成了社员的谈资。可意见归意见，还是照吃不误。队长会计贪占的事，多在对外往来上做手脚，社员不容易发现。全体干部集体私分的事，当然会有，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想来也不会太多。[p=21, null, left]生产队的社员也是有等级的。除了队委会成员外，“使牲口的”，又称“鞭把式”，农活经验丰富，是队长最倚重的；年纪大的农民，不能参加大田劳动，干点种瓜、种菜的体面、轻省活儿，也是倚重对象。一般青年人，干活舍得出力，靠得住，遇事能拿出办法，私心不太重，能团结人，时间长了，威信就有所提高，成了骨干分子，小规模生产组织的带头人。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溜的芸芸众生。有几个人，门户单薄，农业技术水平也不高，就成了集体劳动时逗笑、取乐的对象，一帮子后生围着，你一句，他一句，嘻嘻哈哈，骂也不顶用，恼了把你逗笑，简直无可奈何。干活出工不出力，贪占小便宜，或者过去行迹上有过什么污点或伤疤，常常惹人看不起，就成了边缘人物，说话没有分量，招人耻笑。[p=21, null, left]生产队的劳动出工是实在不敢恭维的事。也许有的地方，有的生产队，管理水平较高，管理方式先进，分派任务责任明确，要求具体，赏罚分明，效率要高些。我们这里的大多数生产队，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仍然使用的旧式家庭管理方法。比如我们那个队，上午出工，早饭时，队长端着饭碗，拿着馍吃着，就开始吆喝。这时社员全不当回事，吃完饭，刷了锅，喂过猪，才懒洋洋地蹭到队长门口。等到人差不多到齐了，队长问有关人员，哪一项活干得怎么样了，还需要几个人，然后才分派劳动任务，各自再回家拿工具。往往又是半个小时，才能正式干活。从队长喊第一声到正式上工干活，差不多要有两个小时。如果多数人一起出工，由队长或主要干部领着，干活还比较齐整些，若是三五个人干某项活，又没有个有权威的人主持，就会消极应付，效率低下。举个例子，我刚回乡那年秋天，队上砍了1000多斤柳枝，派了我们四个人，用两辆地排车拉着，交到20里以外的河工上。卖了30来块钱，几个年轻的伙伴一商量，除了吃喝，每人又分了几块钱，最后交到队上还不足一半，胡乱编个理由，队长也无可奈何。一个生产队，人心不齐，管理不严，风气不正，集体经济状况就不会好，社员收益分配就不会高。[p=21, null, left]生产队收益分配的依据是劳动工分。记工分是最重要最经常的事。首先是评定工分等级，按年龄和身体状况、技术水平确定。一个壮劳力，一天三晌出工，记12分，即1.2个工(劳动日)，刚参加农业劳动的小青年记7分，妇女壮劳力记10分。割草、粪肥一类便于量化的，则按数量记工分。特殊的重活或需要加班的，事先或事后由队长评估宣布加记工分数量。农忙时记工频繁，往往在每天晚上，农闲时若干天记一次。村子小，一声吆喝都能听到。听到吆喝声，就到办公室，由会计记工。大多是记在“社员劳动手册”即记工本上，也有发工分票的。记工时，也少不了嘁嘁嚓嚓的争议。[p=21, null, left]收益分配是生产队的核心问题。也是矛盾的集中处。一场粮食打完扬净，全队的人都眼巴巴的注视着。社员总想多分一点，早一点分到手，队长则考虑得多，迟迟不分，常因此引来责难。决定分了，按工分还是按人口，又是个矛盾焦点。上级的政策是人7劳3，或人6劳4（即粮食按人口分配十分之七或六，按劳动工分分配十分之三或四），按哪个执行，湿粮折干，哪一次按什么标准，余粮户和缺粮户意见都会不一致。队长拍板决定时，也保不住会有私心，都是议论的话题。一般一年两次总计工分，夏季工分参加夏粮分配，秋季进行全年决算，确定粮食找补和全年折款的余缺。在那生产水平低下的年代，我们这里每个劳动日一般是一毛多到两毛钱，很少超过两毛；70年代实行灌淤改土后，生产水平有所提高，每个工可达到三毛多。决算以后，余粮户一般是劳力多，孩子结婚生子花销大，急着用钱，缺粮户常是人多劳力少，生活紧张，只有等卖了猪羊，才能有现款，为此两方面也会发生不愉快的事。[p=21, null, left]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生产队时代农民收益的主要补充。文化大革命时多次扬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不过本地终也没有真动刀子，每人2分自留地还算保住了。有的队分得宽绰些，加上零星的村头荒什么的，约合3分地。这点地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全归自己，当然会投入极大的精力经营好，个别私心强的人确实是“大田劳动养精神，自留地里拼命干”。当时也经常进行“大河没水小河干”，“锅里有碗里才有”等集体主义教育，收效似乎也不太大。社员的家庭副业，以养猪羊的养殖业为主，是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等于是零攒钱，办修建房舍，儿女婚嫁等大事。其他的还有简单的食品加工业，编织业等，不太普遍。[p=21, null, left]生产队当然也有一些外部关系。首先是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上级层层布置下来的宣传和政治任务，当然也不会少，但各种任务到生产队这一级，不像机关学校那样闻风而动，不说置若罔闻，也只是当作干活、吃饭时的谈资。连自以为发动得 最广泛、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动荡，只是大队作了强硬、具体的布置时才应付一下。我们这里的社员似乎特别守旧，他们认准只有粮食能填饱肚子，其它东西都不能当饭吃。这和我在其它地方见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别处每一个农民都参加了派别组织，男女老幼人人都讲“政权”问题，动不动就撂下锄头投入两派斗争。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乡亲还是很高明的。[p=21, null, left]其次是和大队的直接领导的关系。别的兄弟队对大队领导热情得多，大队干部常到那些村队喝酒吃饭，到我们队的次数却很稀少。也许是社员冷冷的目光，也许是队长、会计不够大方，他们在这里似乎感觉不到应有的荣耀。社员们也常常窃窃私语，什么粮食估产，卖余粮比别队高，什么购粮证、救济款没别队多。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朴素的真理都忘了：投入不够产出哪会多。生产队和邻村邻队的关系，主要是土地和水利方面的问题。说起来也颇耐人寻味，有的似乎是斗败的鸡，常常以强力相威胁，明显有欺负人家的意思；有的经常争斗，也互有得失；有的——那是因为那个队有大队领导，则柔顺不敢对抗。这样构成了生产队间的错错杂杂的外交关系。[p=21, null, left]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更替着，生产队年复一年的运行着。最高的指挥者通过各级领导机构实行着对它的控导。首先是政治运动和政治宣传，企图提高人们的觉悟，增强它的凝聚力；其次是希望通过“学大寨”，改天换地，来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水平；最后是根据具体情况，征收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或给予一定的粮款支持，以维持社员的生活及生产队的低水平运转。得到良好的外部支持，又有较成功的内部管理的生产队，被各级领导树为典型，会有较大的发展进步；而大多数的生产队缺乏内部活力，又得不到有效的外援，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或取得缓慢的进步；少数生产队管理混乱，人心散乱，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乎为继。我们那个队还算中不溜的情况。畜力没有太大的缺乏，播种拉耧靠人力，还没有靠人力拉犁拉耙。有一辆马车，两辆地排车。引黄灌淤以后，卖的余粮多了，又从山西买了几头牛。如果生产年年有提高，集体有积累，也许过几年，还能买台机器。[p=21, null, left]引黄灌淤以后，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一般年景农民分的粮食基本够吃，1980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们那个大队、生产队干部觉得原先还不错，不愿意分开。直到后来看到分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才服气了。[p=21, null, left]“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长瓜越甜，藤儿越肥瓜越大。”曾经到处传唱的愉快的旋律，在历史性的变革中喑哑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队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洪流卷走了，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它毕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了二十多年，总会留下点点滴滴，深深浅浅的记忆和无尽的思考。如果你静下心来，也可以想一想：生产队到底有那些错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是否有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中国没有集体化，没有生产队，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状况？能否出现20世纪80年代实行责任制后那样的农业生产大爆发？今后还会不会出现生产队的组织形式？这些问题，也许有的很难作答，有的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思考一下总没有害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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