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林的心灵家园

　　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一种情况可以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在民歌的领域里(在其他很多领域，甚至包括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男女双方并不只是因为志趣相投就结婚，影响他们婚姻的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如果托马斯选择了美丽的艾琳达，那么他就是惟一可以享受她美貌的人。而如果他选择了褐发姑娘，那么他的父母会很自然地认为可以得到儿媳妇的部分财产——也许他们晚年的经济来源就要依靠这笔钱了。因此，小伙子的母亲就会劝说儿子娶有钱的褐发女孩。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民歌的作者(或者至少是喜爱这首民歌的听众)对于两代人的代沟处于什么立场。
　　（摘自《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28.00元。中信社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9号，邮编：100004）　

有关婚姻的经济学观点　　

　 在文学作品中，婚姻或者说爱情总是充满着诱惑和浪漫，咏叹和悲情，比如王子与乞丐，公主与穷鬼，还有什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让人唏嘘让人悲叹之类的幽怨，甚至已成为文学经典。
　　 然而，文学不能代替爱情，更不能等同婚姻。所谓爱情婚姻，实际上烙满了“经济”的印痕。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人婚姻状况调查中，得出了这样结论：在城镇居民中，男方收入是女方的两倍，性生活最满意，婚姻也最稳定，何故？潘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夫妻婚姻生活能不能保持稳定，主要是在“交换”价值上能不能保持平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婚姻生活就是“交换”，即双方的付出和得到的“交换”。如果有一方付出和得到极不平衡，心理很容易倾斜，久而久之，婚姻就会出现裂痕。拿离婚来说，我们常常看到，总有一方认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多少，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对方则是“狼心狗肺“，一点儿都没有良心。女方说，我起早贪黑，为了孩子，操持家务，你多拿几个”子儿“，就夜不归宿，惹花拈草；男方也许认为，我票子拿得比你多，偶尔开心一下，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以跟你扯平。实际上，这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命题。女方收入少，但由于花在家庭的劳动多，而这部分劳动本身就是机会成本（至少不应低于保姆费），所以说是有经济价值的，可以折算成金钱，而男方之所以有些“牛气”，恰恰忽略了女方这部分经济价值，因此“偶尔开心一下”不仅不觉有愧，还有那么点儿满不在乎。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是追求效益盘算收益的社会，就拿征婚广告来说吧，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男人大都炫耀其身份地位金钱来征婚，而女人则以靓丽温柔体贴应市。身份地位金钱，说白了就是经济实力，摆开了“买方市场”的架势，靓丽温柔体贴看上去很“软性”，其实这里面也包含着巨大的经济“潜价值”。

　　 美丽的女人永远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难怪专家们说，拥有金钱那怕是丑陋的男人，找一个靓丽的女人易如反掌，反之，既丑又没钱的男人，大体上只能找“糟糠”之妻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或者说这就是婚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坦率地说，如今的经济学家，写稿讲文章的人很多，而真正研究具体生活层面的经济学问题似乎热情不高。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说到底是给人带来经济收益和欲望满足的一门学问，而且是最不玄虚、最实在、最有用的一门学问。关注生活，关注生活细节中的经济学，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别有洞天”的鲜活感受。　

市场、爱情与婚姻 韩德强

　　 市场经济的确有神奇的力量。如果没有市场的冲刷，人们也许永远搞不清爱情和婚姻的真面目。
　　 九十年代末，白头偕老的爱情观当然不复存在，琼瑶式的神秘爱情观也已经没落，占据时代新潮的是交易型爱情，而且这种交易型爱情似乎还超越了各地风俗民情的差别，在全世界风行。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几乎全都风行这种交易型爱情。相形之下，中国倒是后来者。但是，后来者居上。中国的新新人类们正在迅速超越他们的外国导师，将交易型爱情推向极致。
　　 这就使我们有幸观察这种交易型爱情滋生、蔓延、壮大的内在机制，并由此思考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反省社会生活中像空气一样存在的文化前提。
　　一、神圣的爱情从何而来？
　　 说来有趣，五四时期反封建的一个主要动力正是反对买卖婚姻。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违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抛弃他们的娃娃亲，寻求婚姻自由的权利。那一时期流行的小说，电影，到处渗透着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气氛。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鲁迅的《伤逝》，易卜生的《娜拉》，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古典小说《西厢记》，《红楼梦》，民间传说《梁祝》，都在控诉封建婚姻的罪恶。这样，至少在大中城市，青年人决然地从父母手中夺得了婚姻自由权。解放后，人民政府同样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也出了许多小说和电影。今天，自由恋爱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婚姻法总则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寻求婚姻自由的主要武器是爱情。爱情这一词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进入中国日常词汇，并进而成为婚姻的神圣基础的。感情好，就结婚；感情不好，则可以离婚。据说，以感情结合的婚姻是牢固的。
　　 但是，谁都知道，感情是最容易变化的因素。《莎菲女士日记》中的女主人公明明知道她所爱慕的白马王子无非是个英俊的酒囊饭袋，一个逢场作戏的花花公子，但仍然迫切地等待这位花花公子的深情一吻。可以想见，即使莎菲与凌吉士结婚，也会很快分离，或者莎菲成为性受疟狂，而凄惨一生。《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的婚前感情不可谓不炽烈，特别是女方子君为情所动，毅然与家庭决裂，追随涓生而去。但婚后的日子却平淡无奇，日常琐事成为新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来源，终于离婚，子君郁郁而死。
　　因此，面对传统力量以社会稳定的名义反对自由恋爱的种种理由，争取自由婚姻权的战士们不得不制造一种爱情神话，将爱情描绘成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赋予的，因而是神圣的，长久的。一旦失去爱情，则一方将不能生存。宝黛之恋即是由通灵宝玉相牵，至黛玉焚诗而达高潮。《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也是由一种神秘力量与绿蒂一见钟情，直至因情而死。死亡几乎是所有“永恒的爱情”的共同主题，非此不足以体现爱情的珍贵，非此不足以使短暂的爱情成为永恒。最近流行的所谓“韩流”（韩剧爱情片），仍然靠主人公的绝症来打动观众。琼瑶亦深知其中奥妙。她制造出无数神秘兮兮的爱情故事，让其中的男女青年无论有何种反复挫折，经历何种人事沧桑，仍然靠这种神秘的爱情而相牵。当然，琼瑶时代已经不需要靠殉情来争取恋爱自由了，相反，死亡会让人害怕，所以，琼瑶故事只有神秘，而没有多少死亡，让现代的青年男女们可以轻轻松松地体验神圣的爱情。
　　 应该承认，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虽然社会上的中老年人心存疑虑，但架不住出自年青人之手的爱情小说、电影（以后是电视）的狂轰滥炸。没办法，话语权在当事人手中。主人公们殉情的殉情，患绝症的患绝症，还有的身嫁（娶）他人而心系情人，或哀痛欲绝，或飘飘欲仙，为现实生活中的青年人树立了追求爱情的典范。当他们仿效心目中的偶像，而自杀，而出走，而郁郁寡欢时，为人父母的不得不举手投降，交出儿女婚姻的决定权。
　　但是，应该承认，作家们的描绘并非无中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梁祝型或维特型的生死恋。五四时期的青年们一方面是还受着较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是浪漫的神秘爱情观的强烈熏陶，这就促使男女青年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构想各自的爱情幻象，即所为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白马王子总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多情重义的；白雪公主总是美丽动人，能歌善舞，多愁善感的。这种偶像实际上是传统婚姻的男主女从的关系浪漫化，因而表面上看是现代爱情的幻象，实际上却是对传统婚姻关系的变相复制。这其实是后来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能够结合的内在机制。当两人相互接近时，他们都在用这幻象对体验和打量对方。这就是所谓美好的初恋，是这种神秘爱情观的初次体验。注视，拉手，拥抱，接吻，言谈举止，衣着打扮，每一个细节都被初恋者赋予了神秘色彩，因而初恋过程就充满了幻想、想象和激情，能够令当事人如痴如醉，为一点点小事而展转反辙，彻夜难眠。不难想象，在这种状态下，当事一方或者双方都会产生为对方而生，为对方而死的激情。其实，这恐怕就是所谓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的实质：幻象与新鲜感。更进一步，幻象与新鲜感又都与道德禁忌相联系。不妨设想，如果没有男女交往的种种禁忌存在，幻象能否滋生，新鲜感能否存在，激情能否存在。雌雄两只狗一碰面就相互嗅对方的后部，就玩性游戏，它们恐怕是不会有什么要死要活的激情的。另一种不尽恰当的比喻是第一次行窃的偷儿。反复地踩点，反复地想象，在实施作案时，总是想象着周围一切的人与物都在注视着自己，总是心慌意乱，激动不已。一旦得手，则又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