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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汪曾祺谈创作[2012/7/10 17:07:00|by:yangqiulin1965]
我写的东西很少,看的也不多,而且没有理论,不善于逻辑思维,亦无经验可言,与你们不同的一点就是岁数大一些。中国古人说一个人没出息在于“以年长人”,我只剩下了“以年长人”,因而今天只是随便漫谈。
    第一个问题,作家要认清自已是什么样的作家,具备什么样的气质。法国的一位汉学家访何我时说:我首先问你一个你自己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觉得你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如何?我们先撇开这个话题扯点别的。当时我问翻译要不要请这个法国人到家里吃顿饭,翻译说他很愿意到中国人家里吃饭。结果我亲自给他做了菜。法国人口味很刁,他不会感兴趣,给他吃牛排和鸡就更不行了。于是我琢磨了几个菜,非常简单,且不影响与他谈话。这几个菜之一是煮毛豆,把毛豆与花椒、大料、盐放在水里一煮;再一个是炒豆芽菜;还有一个是茶叶蛋。再说主食,吃面包不行,法国的面包是世界最好的,米饭也不会喜欢,结果我给他炒了一盆福建米粉,又做了碗汤,他连着说:“好吃,好吃。”抓起毛豆连皮整个儿往嘴里塞,法国人知道怎样吃大豆,但不知道毛豆的这种吃法。我问他在法国有没有炒豆芽菜,他还说,在中国饭店见过,也吃过,但我炒得更有些特点。其实我的豆芽菜很简单,炒时搁几粒花椒,炒完后把花椒去掉,起锅时喷点儿醋,所以很脆,不是咕嘟咕嘟煮出来的。鸡蛋全世界都有,但用茶叶煮鸡蛋他没吃过。炒米粉他也没吃过。另外我给他做了个汤,他不吃猪肉。我说我非得让你吃点猪肉汤是用福建的燕皮丸做的,燕皮是把猪肉捣成泥掺点淀粉扦成的,像馄饨皮,里面包上精致的馅,他以为是馄饨,连说好吃。所以,让外国人能够欣赏,得是粗东西。这位法国汉学家说了个笑话,说世界有四大天堂四大地狱,四大天堂之一是中国的饭菜,之二是美国的工资、之三是日本的女人,之四是英国的住房;反过来,四大地狱之一是日本的住房,美国的女人,英国的饭食,中国的工资。所以,我必须给他做地道的中国玩艺。也有人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有地道的中国味儿,跟中国菜似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做中国的家常菜呢?写作也一样,不但要有中国味儿,还得是家常的。家常菜也要做的很细致,很讲究。我做的那碗汤除了燕丸外还放了口蘑,但汤做的好后我把口蘑捞出去了,只留下口蘑的香味鲜味。写作品也一样,要写得有中国味儿,且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味,但制作时要很精致讲究,叫人看不出是讲究出来的。我喜欢琢磨做菜,有人称我是美食家。写作和做菜往往能够联系起来。那位法国汉学家问:“你自己觉得你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了两点:“首先我不是一个大作家,我的气质决定了我不能成为大作家。”我觉得作家有两类,一类写大作品,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另一类如契诃夫,他的小说基本上是短篇,有个西班牙作家叫阿佐林,阿佐林也写长篇,但他的长篇就像一篇篇的散文。所以,每个人概括生活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作家应该读什么样的作品?我认为很简单,读与自已气质比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文学史家应该全面完整,评论家可以有偏爱,但不可过度。一个作家,不单有偏爱,而且必须有偏爱。我承认你的作品很伟大,但我就是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倒是比较喜欢他的不太重要的作品,如《高加索的人》等。《战争与和平》从上大学开始,看了几次没看完,直到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改造,想想得带几本经典的书,于是带两本《战争与和平》,好不容易看完了。巴尔扎克的东西了不得,百科全书,但我只是礼貌性地读他的作品。作家看东西可以抓起来就看,看不下去就丢一边。这样才可能形成你自己的风格,风格总是一些与你相近的作家对你施加影响,它不是平白无故形成的,总是受了某些作家的影响加上你自己的东西,形成独特的风格。完全不受人影响,独立自主地形成了一种风格,这不容易。在外国作家中,始终给我较大影响的是契诃夫,另外一个是西班牙作家阿佐夫。法国作家中给我一定影响的是波特莱尔。苏联作家安东诺夫、舒克申的作品,我比较喜欢。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方面要博览,另一方面要有偏爱,拥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中国明朝散文家归有光对我影响极大,我并未读过他的全部作品。这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有正统的儒家思想,另、方面又有很醇厚的人情味,他写人事写得很平淡。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他的散文《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考志》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认为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平平淡淡的叙述,平平淡淡的人事,在他笔下很有味儿。如《项脊轩志》中写项脊轩,又叫南阖子,文中有“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阖子,且何谓阖子也?’”他没有解释什么是阖子,仅记录了这句问。《项脊轩志》的结尾很动人,但写的极平淡,“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结尾相当动人。所以,我倾向于作家读那些与自己的气质相接近的作品。“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什么素质。首先要对生活充满惊奇感,充满兴趣,包括吃东西,听方言,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兴趣。
    我写过一篇杂文,题目是《口味、耳音与兴趣》。有一次,遇一位中年妇女买牛肉,她问:“牛肉怎么吃?”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她说:“我们家从来不吃牛羊肉。”“那你干嘛买牛肉?”她说:“我的孩子大了,他们要到外地去,我要让他们习惯习惯。”这位母亲用心良苦,于是我给她讲了牛肉的各种做法。一个作家如果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口味单调可不是好事情。还要学会听各地的方言,作家要走南闯北,不一定要会说,但一定会听,对各地的语言都有兴趣。周立波是湖南人,但他写的《暴风骤雨》从对话到叙述语言充满了东北味儿。熟悉了较多的方言,容易丰富你自己的语感;熟悉了那个地方的语言,才能了解那个地方的艺术的妙处。作家对生活要充满兴趣,这种兴趣得从小培养。建议你们读读《从文自传》,他自称为顽童自传,我说他是美的教育、告诉人们怎样从小认识美、认识生活、认识生活的美。如这一段记述:“学校在北门,我住的是西门,又进南门,再绕城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门河滩方面我还可看一阵杀牛,机会好时、恰好看到那头老实可怜的畜牲放倒的情形,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杀牛的手续与牛内脏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再过去一点,是边街,有织席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间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席子,(我对这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这种随处流连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有人问:你怎么成为作家了?我回答了四个大字:东张西望!我小时候就极爱东张西望。对生活要有惊奇感、很冷漠地看不行。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对好眼睛、一双好耳朵、一只好鼻子,能看到、听到、闻到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沈从文老师说他的心永远要为一种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动。作家对色彩、声音、气味的感觉应该比别人更敏锐更精细些。沈老师在好几篇小说中写到了对黄昏的感觉:黄昏的颜色、各种声音、黄昏时草的气味花的气味甚至甲虫的气味。简单的说,这些感受来自于观察、专注的观察,从观察中看出生活的美,生活的诗意。我小时候常常在街上看打小罗汉、做竹器等,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有户人家的漆门上的兰色对子“山似有骨撑千古,海经能容纳百川”,不知不觉被我记住了。我写家乡的小说《大淖记事》家乡人说写的很像。有人就问我弟弟:“你大哥小时候是不是拿笔记本到处记?”他们都奇怪我对小时候的事儿记得那么清楚。我说,第一,我没想着要当个作家;第二,那时候的纸是粗麻毛边纸,用毛笔写字、怎么记呀?为什么能记住呢?就是因为我比较细心地、专注地观察过这些东西,而且是很有兴趣观察。——个作家对生活现象要敏感,另外还应该培养形象记忆,不要拿笔记本记,那个形象就存在于你的大脑皮层中,形象的记忆储存多了,要写什么就可随时调动出来。当然,我说过,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兴趣,有的人说的话,你一辈子忘不了。最近我发了一篇《安乐居》写到一个上海老头,这个老头到小铺去喝酒,这个铺子喝一两,那个铺子喝一两。有人问他,他说:“我们喝酒的人,好像天上飞着的一只鸟,小酒店好像地上长的一棵树,鸟见了树总要落一落的。”他用上海话回答,很妙,翻成普通话就没意思了。作家不单是为了写东西而感受生活,问题是能否在生活中发掘和感受到东西。也不要求你一天到晚都去感觉。作家犹如假寐的狗,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听到一点儿声音就突然惊醒。如果一个作家觉着生活本身没意思,活着就别当什么作家。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是作家的职业病。阿城有—段时间去做生意,我问他做的怎么样,他说咱干不那事,我问为什么,他说我跟人谈合同时,谈着谈着便观察起他来了。我说,你行,你能当个小说家。作为一个作家,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对生活充满兴趣。
    创作能否教,能否学,这是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也牵扯到文学院的办学方针问题,多数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说过,大学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作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也有人说创作可以教。其实教是可以教的,问题在于怎样教,什么样的人来教,如果指导创作方法搞成干巴巴的理论性的东西,那接受不了,*讲授学会创作是不可能的。按沈从文先生的观点说,不是讲在前,写在后。而是写在前,讲在后。你先写出来,然后再就你的作品谈些问题。
    沈先生曾教过我三门课,一门是《个体文习作》,一门是《创作实习》,还有一门《中国小说史》。前两门课程名称就很意思,一个是习作、一个实习。沈老师翻来覆去地讲一句话,要贴着人物来写。据我理解,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人物,人物是小说里主要的和主导的东西,其它部分都是次要的或者说派生的。环境与气氛既是作者所感受到的,也必须是作品中人物所可能感受到的,景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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