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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2008/6/3 17:08:00|by:mengy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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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历经三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问世。由于作品深刻揭露了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诸多难题和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因此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新京报称作者的举动为“农民知识分子的力量”①。 无独有偶,据三湘都市报2月24日报道,中南大学商学院学生曹裕,去年10月19日致信温总理并附《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关于湖南省桃江县花果山乡政府负债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曹对该乡乡政府的负债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并且,该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国家信访局两次复函曹裕,感谢她对农村经济工作的关心,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严肃查处,并希望她继续提供有关资料。 此外,早在三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了自己关于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从基层干部的独特一角撩开了一个庞大群体某些长期被遮蔽的实况。 陈桂棣春桃夫妇、曹裕和李昌平等人充当农民话语表达的代言人,对于昭示农民现实处境,引起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这种农民代言人的现象与当前农民话语权的尴尬处境不无关系。 一、农民: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目前,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中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7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中国统计摘要(2003)》公布的《人口基本情况》,2002年年末,乡村人口为7.8亿,农业人口则是9.3亿。按照俞虹在《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一文的划分,弱势群体指的是“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笔者注)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②显然,农民是一支非常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其表现在于他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做为“社会空间”的媒体上都是弱势群体。“中国的城市经济已经是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杂然并陈,而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一直被这些现实生活所排挤”。③ 在“传播学研究中,所谓的‘弱势阶层’是指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④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正在被大众传播事业边缘化的趋势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二、农民话语权的表达缺乏体制上的保证 应该说,除政府之外,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农民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诉诸对象。首先,在农村,言路不通,实情不能上达,几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谎言重复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产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颜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⑤ 其次,农村也有为农民服务的“七站八所”,但是,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要么异化为政府管理职能部门,根本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属于农民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参与权和话语权。或者说,“正是由于农民们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⑥反观其他社会群体,情况大不一样:这几年我国举行的铁路票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以及民航票价听证会等均可理解为不同社会群体为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为。 第三,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近些年来的市场化运作过程中逐步丧失社会批判功能,相应在此方面关注相对较少。从目前我国媒介的状况来看,无论是报纸的版面还是广播电视的节目,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面向城市居民的,媒介内容的城市化、都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以对农村受众影响最大的电视媒介而言,“目前我国开办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只有总数的1%,而且节目播出时长、分布时段和都市节目相比,简直是昙花一现。”⑦另一方面,“实质上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真正的农村并没有声音,除了李昌平的上书。现状是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这是一个悖论。”⑧ 三、农民的“意见领袖”的出现,并不偶然 创造了中国20多年发展奇迹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但是在1985年以后,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及其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行业,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为保障职工、市民的基础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投入巨额资金,而农业投入相对薄弱。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经济学中有一著名的“木桶理论”,是指决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围起木桶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因此,较之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及城市经济,发展滞后的农村经济及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农民收入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那块“短板”,而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尤其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帮助。这种帮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或物质上的,同时也应该包括精神上、文化上的。《中国农民调查》、《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关于湖南省桃江县花果山乡政府负债情况的报告》乃至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都可以看做对于九亿农民的普遍的精神上、文化上或者道义上的支持。 其次,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使然。“中国的进步,永远不会产生于沙龙里。陈桂棣、春桃两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极为珍贵的气质:诚实、坚持。人文关怀,对底层民众真切的爱,以及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他们的原创性工作,令人由衷敬佩。”⑨ 第三,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对于任何社会来说,不论是否是发展中的,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正中心位置。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决定需要做出,新知识需要加以传播,或是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信息就往那里流动。”⑩故此,他们的举动使得社会对于农民这一特殊弱势群体以及“三农”问题的注意力的有效范围得到极大扩展。 四、大众媒体应当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大有作为 首先,从传媒接近权的角度看,弱势群体更需要关注。传媒接近权(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是指“作为信息接收者、利用者的公民有权接近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主张、意见,有权要求大众媒介刊登或播放其意见、广告、声明、反驳等,有权要求大众媒介刊登自己想要传播的有关信息。”紒紜矠在大众传播社会,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新闻媒体担负起对公众的义务和责任。对于不拥有表达手段的普通公民来说,有助于保障一般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利;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大众传媒不能因为其话语权力的弱化而减少或者不对其关注。正如孙立平所说的,“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紒紝矠可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在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在追求所谓的目标群体的蛊惑下,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时常发生。无论如何,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并不能因为其消费能力低而由媒体剥夺,媒体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 其次,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应当为弱势群体留有一席之地。“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便负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紒紞矠但是我国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较少提及公共空间的作用。所谓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领域,其所指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通过各方的话语诉求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大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进而促成彼此之间的了解、共识、信任与合作。 对于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来说,当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公正观念受到侵害或威胁时,他们必然会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正如《中国农民调查》所描述的,在涉及到与公共权力的矛盾时,农民所采取的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上访和告状。),如果这种表达得不到及时地关注,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社会空间”大众传媒如果适时对于农民的生存状态给予关注,让他们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籍此引起社会的关注,不但可以起到为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提供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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