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百日春笋登龙坛》（记述我办《春笋》周报的一个短篇小说）早已成为历史，但结局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美满。它由于受学校、社会双重的压力而夭折，曾使我们每一位老社员痛苦万分。每当我看到或想起它的时候，就如同那篇小说后记中说的，“要怀念枯萎的春笋，理应为忘却的纪念而作。”
《春笋》离我们而去，对于倾注了巨大心血的我，心情难用言语表达。然而，高中生活的后两年，又为我的经历绘上了浪漫的色彩。丰实的素材，曾使我多少次冲动，想提起笔来，记录那美好的时光！今天，那根撩拨我心弦的鹅羽更使我难以忍耐，我便敞开胸襟，痛快地深呼吸一次了。
                                                                      ——摘自中篇小说《我和我的文学社》

星期六晚上。
县城影剧院的霓虹灯在变幻着色彩，巨无霸音响设备正播放着女歌星那嘶哑的嗓音：
“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
这声调，让神经正常的人听了，肯定浑身发麻，起鸡皮疙瘩。
这里却有七彩的灯，翩翩起舞者也有许多，只是月亮尚未出来同乐。“十七十八，黄昏摸瞎”，人们只能摸一曲迪斯科了。
我和鹏志夫（赵新堂的笔名）站在路灯下，彷徨，彷徨。
“走吧，就这最后一晚上啦，有著名女歌手安冬来咱县演出，机会多难得啊！”我望望已经冷清的剧院门口，又催促了一遍。
他搔了搔后脑勺，又搔了搔后脑勺。
我知道，他还是舍不得花那俺俩仅有的两块九毛钱。难怪，做学生的只花不进，用一分钱半分钱也得向家里伸手。可，这歌舞晚会……
“明明我看着书店那本书很好。”他不知第多少遍又说。
我晓得，他老惦念着那本刊登《书生意气》的《小说选刊》。买了书，那歌舞还看不看？我以为不看歌舞是个天大的遗憾。钱花掉了，总可以再借。明天将看不上安冬的芳容，那本书明天也许还会有的。
“不买书，那你得答应我个条件！”鹏志夫讨价还价道。
“条件？”我猜想，就是不买书，他准让我看不成歌舞。
“只要你再办文学社——”
我没想到，他竟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我的《春笋》辍刊后，我就对办社失去了热情。前些天校领导和语文教师找我，要我办一个全校性的文学社，至今还等着我的回话。至于他们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明年，省里要对我们学校进行升级验收，如果过了关，便成了省重点中学，有的学校就因为办文学社而在全国出了名，我们的校领导于是也想办。我因办社受到过挫折，因办社而出现过偏科的毛病，但是，我毕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读初中时我便曾大言不惭地对同学们讲：
“吾将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永不移志！”
只要为自己喜爱的事业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办不办社皆无所谓。而办社，必定对考大学有所影响。我喜唱《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但十几年的寒窗之苦，家长永恒的垂训，社会流言蜚语的压力，都将在我落选或落榜时一起成为我身心上沉重的包袱。况且，我一搞起写作就上瘾。
“志夫！”我说，“我不会办的！”
“哎呀，你，真令人失望！要知道，你的才能全埋到泥里去了，办吧，啊？”
“我办又怎么样？”
“那，我就把咱这两块九毛钱用在办社上。”近视镜下，鹏志夫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扫描，似乎揣度我话中的玄机。
“嗬嗬嗬嗬……”我笑了。
他也不自然地跟着笑了。但他怎知，我正打心眼里骂他：
“你就值两块九毛钱？一个劲儿地提！”
路灯放射着暗淡的光，映得一切都惨白、苍老。
剧院的喇叭里，传来了歌星如醉如痴的歌声：
“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就会了解我的感觉……”
我们再也没有观看演出的心思了，因为开演已经半个多小时。我们只得沿着马路步行回学校。
咦，是她，杜薇（曾和李奇等同学在县第一中学创办清风文学社）！
一盏路灯下，杜薇匆匆地走过，留下那苗条的身影。她是我们《春笋》文学社的老社员，找她去倾诉心事不是很好吗？我这时觉得，能得到一个女孩的安慰和鼓励是莫大的幸福。也许她真的会给我拿个主意呢！
“杜薇，你去哪儿啦，连个招呼都不敢打，还认识我们不？”我和鹏志夫边跑边喊。
“呦，”她扭过身子，冲我们莞尔一笑，“敢情是你们二位，鄙人光顾走路了，哪儿看到你们啦！照你们一说，敢情我躲着你们啦？真是说不清、道不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她话音落处，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她很惹男孩子喜欢，无论内心还是外表，乃至一颦一笑。她是个爽快又善良的人。
“这么晚了，你们这是——”她有些疑惑。
我和志夫也都乐了，这才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一行走着，谈着，撒下满街的笑声，我们上了县委宿舍楼，来到杜薇家。
杜薇的爸爸还在灯下工作着。他是我们县的县委副书记，白天的工作满满当当，夜里还要加班，也许这就叫日理万机吧！
进了杜薇的房间，我才局促不安起来，一尘不染的地毯，舒适豪华的沙发，床上整整齐齐叠放着两床柔软的锦缎新被，床头，放着一本琼瑶小说《失火的天堂》。我再次打心中埋怨起琼瑶女士来，她的爱情小说，曾使多少中学生成为老师眼中的“坏学生”啊！
“啪！”志夫打开了电风扇，又打开了窗子，于是，令男孩子心醉魂迷的女孩子香气便被扇了出去。
虽然已是秋天，夏天毕竟去的不远，天气还有点热。
杜薇坐进沙发，守着台灯。志夫打着呵欠歪在另一个沙发上。我只好坐床。
杜薇从身旁抽出一沓纸，我一眼便认了出来，惊喜道：
“杜薇，咱们的《春笋》你也保存得这么好？”
“嗯！”她一甩马尾辫道，“你不是也保存得完好无损吗！”
“你怎么知道？”
“那你说我时为何用了个‘也’字，证据还不确凿么？”
“噢，嗬嗬！”我笑了，笑她鬼机灵。
“闲着没事就拿出来翻翻，怪有意思的！”她喝了一口茶，翻看着《春笋》周报自豪地说。
鹏志夫没有办过报刊，也没当上过哪家文学社的社员，一听到和文学社有关的话题就兴奋。此时，他忙把嘴角上粘着的瓜籽皮一拨拉，凑过来说：
“好家伙，你们这些枯萎的春笋又谈热乎啦！”
“胡扯皮，别横插一杠子做第三者好不好？”我瞪了他一眼。
“怎么，社长同志，连我说话的权利也被你剥夺了？别看你在你的社员面前挺神气，等回到学校，一听校长主任说叫你办文学社，那就熊了！”
这个志夫，又提到了办社！我呷口茶在嘴中，不再吭声。
杜薇郑重其事地说：
“孟蔚，干吧，我们把文学社搞好，再办个刊物，让全国的人都知道河北省临西县的一群中学生多么了不起！”
志夫也用开了激将法：
“杜薇，你别对他抱希望了，人家想考大学哩！”
“大学？”我冷笑几声，站起身，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手舞足蹈地说，“大学是个屁！难道我孟蔚搞文学社就没有出息？有人说我不是搞文学当作家的料，我那才不信哩！”
杜薇见我发火，忙说：
哎呀，激动干嘛，小心伤了你的肝。什么虫儿钻什么木，有本事搞出样子来，咋呼有啥用？”
“对，对，孟蔚，只有搞文学社，你的本事才不至于被埋没，干脆点说，干不干？”志夫似乎想把我逼上梁山。他以为，加入文学社比当联合国秘书长还要神气，只要有一丝成为社员的机会，就逮住不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
“干，干就干！”我一握拳头说，“咱们尽快做好办社准备，星期一我就向校领导表态！”
我这一说，他俩倒怀疑起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审视我。我说：
“这不是玩笑，此乃推心置腹之言也！”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看你的啦！”他们激动地跳了起来。
临西，从未有过一块属于文学爱好者的园地，如果我们的文学社能重整河山，定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临西的文学史上，也将立下一座永恒的丰碑！
等回到学校，已是11点40分了，我们还是没有一丝睡意。志夫待我也像换了一个人。他讨好地说：
“孟蔚，咱们囊中这两块九毛钱，可都捐给咱们文学社啦！”
志夫的话又把我逗乐了。他也傻呵呵地笑。他却不知，我又打心眼里说他只值两块九毛钱哩。
办文学社已经得到校领导的“恩准”，我忙活了整一星期，才做好准备工作。
星期日，十几个留校生闲暇无聊，有的去逛马路，有的去县城影剧院，有的则在宿舍蒙头大睡，好像绝了食一般。
晚上，我从相邻的威县文学社取经回到学校，正想拟一份社章，一曲曲动人的歌儿，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传来，使我再也坐不住金銮殿了。电视，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住了我的心，如一条无形的蟒蛇纠缠得我欲睡不能。我决计放松一下，去看电视。
学校的电视是21英寸带彩的，的确棒得没治，可围观的人太多，打闹喧哗倒关系不大，吸烟的人呛得大家呵儿喽喘气地乱咳嗽是大事。我不由向王老师家走去。
因为是星期天，王老师一家回了农村老家，可她房里仍有几个人在看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并不足怪，我们的不少老师都有几个得意门生，他们不在时钥匙经常让门生保管。直到后来有一位女生在一位教师宿舍里干了那事才得以制止。
躺椅上躺坐着一位同龄人，尖嘴狭颏，梳着分头，戴近视镜，翘着二郎腿儿。我不认识。我怀疑他是校外人，比如说王老师的亲戚。如果他确是低年级学生，我便觉得好笑，学校的教育水平没搞上去，老师学生戴近视镜的倒有一大批！
星期日文艺之后是电视剧，再后是一个“文学与人”节目，房间里便只剩下我和那位“近视镜”。等节目结束，我才向他告辞。
“喂，请留步！”我刚走出小院，听见喊声，回身看时，“近视镜”已奔过来。
“你在喊谁？”我不解地问。
“就喊你！”他一笑，“咱们能交谈一下吗？能不能交个朋友？”
他恳切的语气打动了我这个爱交朋友的人，我便随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