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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衡水记者 李海菊

让记者忧虑的是，隔三差五就能接到村民们反映：农村财务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村干部以权谋私。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在一些基层变了味儿，歪曲了党与政府对广大农民关怀的初衷，反而成了滋生村干部违法犯罪的温床。

一段时间以来，本报连续报道了武邑县桥头镇卫生院院长套取新农合资金、阜城县古城镇薛家坟村支书挪用救灾款、枣强县肖张镇后河村村支书一家吃低保的消息，4月16日本报又刊发了深州市乔屯乡李家庄李保军虚报能繁母猪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该系列报道都是对国家惠农、支农政策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家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投入进一步加大，涉农职务违法犯罪行为也悄然滋生蔓延。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基层检察院查处的有29580件，占88.18%；涉农案件11712件，占34.91%。除了新农合、农村救灾款、农村低保、养猪补贴款外，也有很多村民向记者反映有关村干部克扣、挪用国家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款，更有的村民反映个别乡镇工作人员与村干部串通一气，贪污、挪用、骗取、冒领惠农资金。更让记者忧虑的是，隔三差五就能接到村民们反映：农村财务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村干部以权谋私。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在基层变了味儿，歪曲了党与政府对广大农民关怀的初衷，反而成了滋生村干部违法犯罪的温床。

衡水市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自身素质不高、自我约束力差是村干部职务违法犯罪的主观原因。他们往往对自身的职权和责任缺乏正确的认识，再加上农村一些地区信息比较闭塞，农民不知道应该领什么钱、领多少钱，这在客观上也为一些乡镇干部克扣、挪用支农、惠农资金提供了便利。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农村监督的“触角”几乎就是空白，农村一般距离上级的监督机构较远，农民缺乏方便快捷的举报、控告、申诉渠道，造成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大量线索无法被及时掌握和了解。如果有关监督机构和检察机关在乡镇设立“检察室”，不但可以方便农民对村干部涉农违法犯罪的投诉，也能对乡、村干部起到震慑作用。

本报一篇又一篇对农村支农、惠农款项被村干部冒领、骗领、套领的报道，是希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扼住乡、村干部伸出的贪婪黑手，让党与政府的支农、惠农好政策真正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