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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白

“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妇女地位等方式鼓励生育。”

    早在3年前就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携程网CEO梁建章，12月5日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即使放开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妇女地位等方式鼓励生育。“当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未来通过纳税等所做的贡献中约有15%会用于社会的养老，所以基于公平起见，国家可以考虑为新生小孩的家庭给予一定补贴，而补贴的总量可以占到GDP的15%左右。”

    虽然生育意愿低下早已不是新闻，让育龄夫妇“敢生二胎”的建议也层出不穷，但以财政补贴鼓励生育仍然是一个新说法。这个说法投石入水，媒体回响却各有不同。《中国青年报》12月9日的评论对此表达了肯定态度。“早在‘全面二孩’政策的酝酿阶段，就有专家建议：政府应当对有意愿生育二孩又不富裕的夫妇提供补贴，弥补其经济压力，以鼓励生育。这一手段，早就被许多同样面对生育率低迷问题的国家采纳，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而除了直接的经济补助，各种间接针对育龄夫妇的福利政策，也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譬如进一步扩大带薪产假，试行男性产假，补贴学龄前教育等。”

    而《北京晨报》的评论却直斥这种论调“不靠谱”。一者，目前的生育意愿并不是多么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人口增减有‘惯性’，无法令行禁止。在实施计划生育初期，人口增速依然较高，今天适当放开，人口也难迅速增加，30%的适龄青年愿意要二孩，这个比例并不特别低，最好观察一段时间再下结论。”

    二者，国家直接干预其实是在反向使用计划生育的逻辑，“国家干预，必会引发某方面失衡，在创造利益的同时，也会留下问题。”

    直接财政补贴或有些矫枉过正之感，但却也说出了“全面二孩”放开之后，政策鼓励、政策保证的紧迫性。想想那些“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养一个孩子要花一两百万”的段子，就明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力，医疗、教育、住房成本过高，在以多么大的力道冲抵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

    其实，自“全面二孩”政策公布以来，媒体一直在鼓呼和支招。《人民日报》那篇知名的评论《要让能生二孩的想生敢生》已经给出了提升生育意愿的措施———“应该努力搞好生育二孩的公共服务供给。及时启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修改、宣传和解释工作，有效化解‘全面二孩’政策的法律困境与难题。全面总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与好经验，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不敢生以及犹豫要不要生等问题。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引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妇女就业、生育保险、托儿托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切实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敢生、能生，确保‘全面二孩’生得下、生得好、养得起。”

    更多媒体，则在这个主题之下，有针对性的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新京报》的《全面二孩之后，个税改革该加速了》。

    “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制不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差异，一刀切征收，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而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的实际情况，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扣除一定的纳税金额。如在我国香港，会根据家庭情况设置多档免税额，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甚至可以通过申报税收来获得一笔收入，即‘负纳税’。”“随着二孩家庭的增多，许多家庭的负担增加，也需要个税制度的人性化关怀以及相关保障性政策的倾斜。”

    此外，对于女性权利的保障也将直接影响二孩政策的落地。中国的城市女性，其教育周期和社会角色已经和男性基本一致，但其所承担的家庭义务和育儿责任却仍然内嵌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仍然遵从传统的家庭分工意识。即便是在最有开放性的中国一线城市，也只有全职母亲才是合理的，全职父亲不敢说闻所未闻，至少也会成为“现象级”的新闻。公共服务的高额成本都被转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产生的过量劳动、精力消耗、职业牺牲、生活质量和审美的损失，则被下意识、大概率转嫁到女性身上，在这个环境下，“二孩”最终是一道现代女性的选择题。

    所以《广州日报》评论早就发出一问“全面二孩后，女性就业权怎样保障”？并自问自答，一方面“应该用一些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落到实处。比如通过减少税收的方式，对于女性职工保障良好的企业进行嘉奖，从而给企业相应的减负”。另一方面，“减少女性维权成本，加强监管，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指望企业自觉遵守，在进行良好引导的同时，进行必不可少的监督也十分必要。”而《中国青年报》则以近三千人参与的调查结果代替了评论——— 高达88.9%的受访者都希望延长二孩产假。

    生育政策变了，生育焦虑来了。直接财政补贴鼓励生育或值得商榷，但那些更靠谱、更有可行性的措施，应该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