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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十八）[2022/8/11 17:44:41|by:hewanzhi] 
| 徐英：投笔从戎，战斗在敌人后方（连载十八）胥文川 何万志 杨耀树（整理） 十八、忆冀中九分区敌工工作（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940 年夏到1942 年“五一”大扫荡前。 这段时间，敌人加强了对冀中平原地区的封锁，更加疯狂地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我方为了坚持抗战，对敌展开更激烈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我敌工工作仍由部队领导，但工作重点转移到面对敌人的点线展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段时间，敌人在所谓“根除共产党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的号召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讨伐”，妄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敌人的扫荡，多以日军为主，以大队、联队，甚至旅团、师团为单位进行。敌人为了加强对其后方基地的控制，还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所谓的“总体战”。敌人从1941年3月至1942年底，在冀中及周围地区，搞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第五次是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0日，日寇对华北，主要是冀中，尤其对冀中九分区任丘、高阳两县，进行了最野蛮、最残酷、灭绝人性的蹂躏。 对此，我九分区部队对敌展开了坚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并与敌进行过多次战斗。这时，我党、政、民机关和部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处于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中，侦察敌情，了解敌人的动向，成了各机关、部队以及各村群众，每日每时的首要任务。为了保存自己和寻机打击敌人，首先对敌人各个方面情况进行准确、及时、深入、全面的了解，单靠派侦察人员从外面观察了解就不够了，必须设法深入敌人内部才能奏效。大力开展敌工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根据上述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做法，亦随之改变。九分区敌工科于1940年夏，由科长李泽民随部队活动，领导全分区敌工工作；副科长徐英、干事曹云祥身穿便衣，带几个工作人员离开部队到地方开展点线工作。分区的市、县分别设立两个敌军工作站(内称网系)以保定市、清苑、之光、安新等县为第一网系，徐英任系长；以高阳、蠡县、博野、任丘、肃宁等县为第二网系，曹云祥任系长。当时的工作，一是在各县委的支援下扩大敌工人员，建立敌工组织；二是同各县配合了解敌情，与伪军拉关系、做派遣，并配合部队寻找战机打击歼灭敌人。第一网系，除原有敌工人员赵洪勋、杜占奎外，由清苑、蠡县县委介绍陆续增加的有孟庆同、雷斌、王森、宋鑫、陈保山(陈云亭)、吴大中、张子玉、段旭英等，还有赵洪勋找到的张廷翰、张洪宾、索如，徐英找到的杨恺、杨恒等；第二网系干部有尚士奎、孟昭兰、张振民、王复光、王树声、张玉才、李德修、张恩荣、王三华等。每个干部都可在自己工作地区，找脱产或不脱产的敌工人员，形成网系，开展工作。 这段时间的工作主要是: (一)侦察敌情，了解敌人的动向。通过内、外线关系，建立情报站、情报网，做到消息灵通，防备敌人突然包围袭击; 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将敌工工作转到地方进行点线工作后，对敌情的了解更深入了。我方部队、机关以及广大群众的反扫荡行动更主动了。虽然敌人清剿、扫荡更加频繁，而我方损失较少。 (二)拉伪军关系。为了争取伪军，同伪军拉关系，是敌工人员特有的职责。第一网系首先从清苑伪警备队在王盘村据点开始，经伪村长(我方派出的地下党员)介绍，由徐英同两个伪小队长先后接头拉关系。第二网系从任丘县通过统战关系由曹云祥、张振民同伪军队长张增琪等拉上关系。 (三)搞派遣。即派我方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做内线工作。派去的人须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掩护和活动能力，有的是我方干部、党员，有经过教育训练后的俘虏。如抗战初期参加的党员干部朱光润(化萱)利用他父亲任伪河北省警察厅长的关系进入保定;党员韩雨亭、段旭英利用关系打入清苑县伪警备队;知识青年王志安到张登镇伪警察所; 俘虏的伪军刘国安等二人打入清苑县伪警备队。他们在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四)利用敌工内线，配合部队攻克敌伪碉堡多处，打击敌人的封锁计划。如通过我派遣的李显洲任驻大曲堤齐栋才部伪军参谋长为内应，配合我军全部解决该部，约400人被俘; 通过敌工关系濮顺之为内应，由徐英带敌工人员孟庆同、宋鑫、雷斌、吴大中、陈保山、小邮等拿下张登桥炮楼，俘伪军一个班12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然后将炮楼放火烧掉。我方未放一枪，悄悄地押送着俘虏，携带着缴获的全部枪支弹药，返回部队报捷。这是我敌工工作利用内应取得成功的初次范例，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又如1941年春，通过派遣关系王志安为内应，把伪军据点内部详情画了图，并约好在我军攻打据点时，他做内应负责打开伪据点的大门。之后，由徐英统一安排，约定我分区主力部队十八团一个营，夜袭张登伪据点。部队到了伪据点后，顺利地将伪警备队和伪警察百余人，连同伪属一起俘虏，共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及部分弹药，我军无一伤亡。伪军警被俘后，经教育后全部释放，王和被俘伪军一同释放，过了些日子，王又打入张登伪警察所。1945年，日军发觉王是我军派遣人员，残忍地将王杀害。 由我方派遣的伪军俘虏刘国安和一个姓李的二人打入清苑伪警备队后，刘、李二人又联络伪警备队一个班，由班长马继田带领，全班在阮庄岗楼拉出来向我军投诚反正。为了扩大影响，继续争取、瓦解伪军，以该两个反正伪军班为基础，又补充了我军一些干部、战士，经军区批准成立了“高保中队”，马继田为队长，由分区敌工部领导，随分区敌后武工队活动。当时由于敌我斗争激烈，随武工队活动不便，即将“高保中队”编入我主力部队。以上工作，都是在一面扩大组织、增加人员，一面教育训练人员的情况下进行的。 (五)由我方派遣的敌工人员王子贤(党员)打入保定市日本宪兵队后，得悉该宪兵队悬赏缉拿我清苑县委书记曹洪涛和我九分区敌工科徐英。王得悉此情况后，即出来当面向徐英汇报，徐当面问王，是什么人向日本宪兵队报告的，王答不知道。徐英当时表示将信将疑，并告王既然有此情况，速报告曹洪涛同志。像我们这些人，平时活动，时刻提高警惕，如被敌人抓住，也未打算活。 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徐英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时，北京王子贤单位外调人员，到江西干校向徐英调查王子贤在保定市日本宪兵队的事。徐英说：“王子贤是我敌工人员，是我派他到保定做敌工内线工作的，是他向我汇报日本宪兵队悬赏缉拿我和清苑县委书记的”。开始两位外调人员不理解八路军是公开用枪炮打日本的，为什么还派人给日本人做事呢?徐英向他解释，我们八路军抗日，是以武装斗争为主，但还有其它的斗争方法，如设法了解敌人内部情况，瓦解敌伪军等工作。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设法了解敌人内部真实情况，不到敌人内部去怎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当徐英对他俩讲清对敌斗争的情形后，他们清楚了当时敌后斗争的道理，要徐英为王子贤在保定日本宪兵队是党派他做地下工作的事作证。两位外调人员为查明王到保定日本宪兵队的事，查看了敌伪档案，确有日本宪兵队悬赏缉拿你和曹洪涛，抓到一人，悬赏五万日元的缉拿通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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