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营的精神家园

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1966年，中央下发5.16通知和16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此期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干部都戴上了绣着黄字“红卫兵”的红箍。开始，由红卫兵组织批斗“四类分子”，既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我们村的红卫兵召集全体社员到广场，然后把几个地主分子、“白脖”（参加过土匪的人）带到场中央，进行批斗。让他们交代，旧社会是怎么剥削贫下中农的，干过那些坏事，说出来，就挨打；不说也挨打，说他态度不老实。还让他们“喷气式”（大猫腰），在脖子上挂砖。时不时就喊出一连串的口号，什么“打到地富反坏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人领着喊，全场的人都跟着喊，真是震耳欲聋。

    我还记得红卫兵批斗一个地主分子的情形：

   “你打过人吗？”一个红卫兵头问。

   “没有。”答。

   “好好想想。”命令。

   “想不起来.”答。

      “他不老实，给他挂几块砖。”另一个红卫兵头头威胁。

   “喷气式”在脖子上挂上个绳套，下面放上几块砖。不一会，这个人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实在坚持不住了。

   “我想起来了。”答。

   “说！”命令。

   “把砖摘下来我就说。”要条件。

    砖拿下来了，慢慢地抬起头说：

   “我跟某某逗着玩，弹了他两个脑镚子。”

   “他不老实，打他！”威胁。

   “别打，别打，我说。”

   “老实交代！”命令。

   “我有两条人命。”被逼得无可奈何。

    全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

   “我，在，在南洼‘七百二’（地名），碾死两条蝲蝲蛄。”

全场一片大笑，经久不息。笑声过后，一个红卫兵头头说：

   “这小子太不老实了，我看还是把砖给他挂上。”威胁。

   “别，别，还有了。”

   “说！说大的。”命令。

   “唉，大的，有。邢台地震是我拱的。”

    全场再一片笑声。

      “打他！”继续威胁。

   “别打，别打，还有呢。”

   “说！说真的。”命令。

   “行，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全场又是一片笑声。接着又是连一串的口号。

      有一个村当时斗四类分子，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在脖子上挂砖，他承受不住了，就摔倒了下来，这时红卫兵就喊起了口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些人就随着口号声把被斗者踩在底下，等抬起脚来，人已经死了。

       那真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时代，今天你还是一个革命派，说不定明天就是一个走资派，反革命，被戴上“帽子”去扫大街，挨批斗。

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民，老实巴交，人员也好，就因为他的儿子在毛主席像的眼睛上用针扎了个小眼，全家老少被拉到台上批斗，白天整了黑天整，成了斗争的对象。   

      我们邻村有一个文化人，他家在台湾有亲属，写了一首爱情诗“夜半三更门半开，小姐等到月牙歪，山高路远无音信，哭断肝肠郎未来。”让新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猜一个字，知青们猜不出来，就将此事报告了红卫兵，第二天就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挨批斗，说他反动，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用绳子吊起来打。

有一个老头曾经当过土匪头子任广斌的保镖，正在台上挨斗，台下的一个人打报告揭发他的罪行，指出他交代问题的错误。人们反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原来是他们在一起给任广斌做事，这样他立刻就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拉到台上被批斗。

      当时，有一个“坏分子”由于扫大街积极，表现得好，红卫兵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摘掉了他的“坏分子”帽子，他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说：“摘了帽，这下我可凉快凉快吧。”被旁人听到告发了，第二天，这个“坏分子”帽子就又给他戴上了，他不得不继续挨批斗、扫大街。

    后来，中央下了文件，说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是一呼百应，下面马上就转了过来，开始批斗大大小小的头目。说是“一小撮”，其实打到的是“一大片”。在学校里，批斗校长和老师，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高年级的学生都写大字报，画漫画，贴得大街上满墙都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张漫画，是画刘耀永和马景华老师的，一张上面写着“火烧刘耀永”，另一张上面写着“油炸马景华”，都是彩色的，人物画得活灵活现，马景华老师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在村里，红卫兵就让村支书、村长戴着用白纸糊得上面写着“走资派”高高的大帽子游街。而后，红卫兵又分了好几派，我村就分成了三派，一派是造反派，美其名曰“东风造反团”，一派是保皇派，美其名曰“红色造反团”，还有一派是中间派，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就甚嚣尘上，有些村、农场两派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留下的“后遗症”至今难以摆平。这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有些人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干了一些非法的勾当。

   再后来，中央一声令下，“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就渐渐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后来，村里进驻了工作组，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渐渐正常而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