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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名县城南一带，流传着一句话“火烧大名县，砖头瓦渣一大片”，说的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旧治惨案。

    1938年4月10日，日本侵略军火烧旧治村，杀死村民十三人，烧毁房屋近九百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旧治惨案。

      旧治村在大名县城南，离城七里，是个古老的村庄。南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时，将原设在府城里的县治由大街村移到了这里，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因大水，才又将县治迁到府城内。自南宋至清朝中期的六百多年里，有五百多年这个村子是大名县治所在，所以又叫“旧大名县”。现在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仍把旧治村叫做“大名县”。抗日战争前，这个村庄有二百户人家，一千余口人，四千多亩土地，人民生活勉可温饱。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侵占大名，约四百余名鬼子驻扎在大名县城，把守着东西南北四城门楼。驻城日军经常三三两两到附近村庄奸污妇女，残害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些年轻妇女用锅底灰把脸抹黑，装扮成老太太的模样，有的还逃到离县城远的亲友家躲起来。离城较近一些的村庄，经常遭受日军的骚扰，百姓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1938年4月10日下午，从西南朱洼村方向来了两名日军，进村就跑着抓鸡，其中一个来到了旧治西关杨清建家门口，看到杨家门里有年轻妇女在走动，丢下鸡不抓，就向杨家奔去，强行将其奸污。恰巧这时杨清建赶到，便和这个日军扭打起来，接着，杨清建的弟弟杨清静、村民杨凯方等闻声赶来，他们一齐把日军按倒在地，用棍棒砖头砸死，将尸体填到离杨家门口不远的水井里，另外一名日军受伤后乘混乱逃掉了。

那日军逃后不久，约下午三、四点钟，驻大名南关的日军高田英夫上尉，率领五、六十名荷枪实弹，身背煤油桶的日军，兵分三路包围了旧治村。看到日军出动，旧治村民扶老携幼，纷纷向村南方向逃跑。日军进村后，向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凡没有逃离村庄的无一幸免。七十四岁的史宪周，前胸被扎四刀，死在院子里。成高升的娘，已经跑到樊庄村南，被追赶的日军隔河用枪射中胳膊，血流不止死在河边。正在村外捣地的彭保、张五妮，被日军当作活靶子给枪杀了。史宪周的侄儿史义，跑到了东樊庄被日军追上，连东樊庄的王桂新一块抓回，枪杀在旧治村南。无辜的百姓遭到了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含恨死在了养育他们的土地上。

     日本侵略者非但屠杀了这些无辜的百姓，还将煤油泼洒到百姓家的房子上，放火点着。因为前一年闹水灾，村里家家户户院墙被淹塌，都是秋后用高粱秸夹起的篱笆墙，春季午燥多风，一经点燃很快就烧起了熊熊大火，刹时浓烟滚滚，旧治村变成了一片火海。侵略者在肆意烧杀，满足了他们的“复仇”心理之后，狂叫着、狞笑着返回了他们的驻地。

    逃出去的村民，放心不下自己的家，天不亮就跑了回来。可是，哪里还有家啊！仅仅一夜时间，旧治村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一股股焦臭的气味扑鼻而来，原来的房屋都变成了一堆堆瓦砾，有的还冒着烟，人们哭着喊着，奔向坍塌的房架下，扒开瓦砾寻找亲人。在邱俊岑家烧得只剩四壁的屋子里，人们找到了四具面目全非的尸体。经过他们亲属的辨认，有梁进善，他七十多岁，又老又瞎，活活被烧死；东关贾有德七十岁了，没跟家里人一块往外逃，也被烧死；还有卖豆腐脑的邢发，差不多快被烧熟了；四人当中年纪最小的是戴正，才十六岁，身子卷曲成了团团，。戴正的父亲戴庚寅，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在成国顺的院子里，还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在此之前，日军还枪杀了南街郭平福的奶奶和东关的崔老八。日军为了报复，有的过路人也惨遭日军杀害，尸体无人掩埋，被狗啃得狼藉不堪，惨不忍睹。

    火烧旧治后不久，在大名南关，日本侵略军盘查两名由山东来大名卖粮食的人，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俩用手向南面指了指，日军认为他们是旧治村人，便将二人杀死在二铺村北的护城河边，尸体在河边扔了不少日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旧治村民进城不敢进南门，总是绕道东门或西门，也不敢说自己是“大名县”村的人。

       这次日军在旧治村残杀百姓、烧毁房屋，使旧治村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造成旧治村民长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民不聊生。解放后，旧治村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昔日的焦土上，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旧治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