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常新的农民互联网

近日，八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相继发生三起农民被碾死事件，且死状惨烈，引发公愤。而三起事件均与企业入村拆迁补偿、项目生产等有关。一起或为意外，另外两起的肇事者已被刑拘。[…详细]

与征地有关的纠纷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农民连续被碾死还是让人非常吃惊。概率上，这或许只是偶然，但所谓偶然中有必然，在“新型城镇化”扬帆起航之际，三位农民之死或许将成为挥之不去的乌云。

被碾死的三位农民分别身处河南中牟、湖北巴东以及四川西昌。河南中牟农民宋合义，因补偿款与开发商未谈拢，始终未签土地转让协议，结果开发商将铲车直接开到了地里，宋合义上前阻拦，结果死在了自己的责任田里。湖北巴东农妇张如琼，房屋因宜巴高速项目施工受损，项目组曾答应赔偿，三年多一分没兑现，跑到工地找人理论，结果被水泥罐车碾压致死。四川西昌农民宋武华，所在村庄唯一生产及生活用水灌溉渠，被重庆钢铁公司太和铁矿的废弃矿渣堵塞， 宋武华受村上委派与矿方协商，结果被“意外”碾轧致死。说是意外，但宋武华所在村庄和太和铁矿一直矛盾重重，因为搬迁补偿，双方早有数次摩擦。

三位农民之死，陡然将农村征地矛盾，本地农民与外来开发商矛盾展现出来。这还仅是农地征收矛盾的冰山一角。[…详细]

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来，“城镇化”这个主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本届政府上任后，多次提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新型城镇化”。“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这意味着，今后的城镇化不是农民一味往大城市挤，而是要把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小的镇建设成有质量的、宜居的、生态、交通、教育、卫生、就业、公共服务配套的居住单位。

今年年初即有消息称，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编制完成，根据规划显示，“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按“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些添加投资势必有相当大的部分将用在建设小城镇方面。$2 数据来源:2011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而所谓建设，首要的无非就是圈地盖楼，在三四线城市，农地征收拆迁问题，显然就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最大难题。随着农用地征收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适用新拆迁条例后矛盾的相对减少，农地拆迁的矛盾势必将越来越凸显。

当然，对于农地拆迁引发的矛盾，政府也很重视，不仅官员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也下发了不少文件和办法。然而新一届政府上任未多久，矛盾还是再次凸显。而且，这几起连续碾死农民事件所反映的现象，着实令人忧心忡忡。除去四川西昌那起或为意外之外，河南中牟、湖北巴东的这两起碾死农民事件，均让人看了后感到十分可怕。

河南中牟碾死农民事件，据另一个当事农民描述“那个铲车往西走，我就给他打招呼了，不让推，就给他摆手，他倒车的时候就摆手，摆手他一直都不停车。看着不行了，宋合义一推把我推到一边，车没有压到我，他没有来得及跑，把人压坏了。”农民用肉身拦住工程车，即便毫不占理，也不能就这么碾压过去吧？然而肇事司机真的就这么压了过去，然后肇事企业主采访时“笑着把责任推给了饮酒过多的死者”，这一笑不仅让白岩松浑身都发冷，只怕是个人都会发冷。

湖北巴东那起事件则更让人感到恐怖，碾压可能连意外的成分都没有，根本就是涉嫌谋杀。据村民描述，“死者当时就站在罐车前面，那个搞协调的谭逢彬上到罐车上把车启动了，罐车一瞬间就过去了，过去就看见人倒在地上。”“碾了以后车就跑了，在跑了两三里处被拦下来了。最后他说是项目部的领导下令让他碾的，说碾了不要紧。”“他说自己受人指使，并表示在接到指使电话时已录音。”——仅仅是受到了指使，并录了音，就觉得可以碾死一个索取赔偿的人，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毕竟类似的事件人们已经看得太多了。长期矛盾瞬间爆发失去理智，谋求利益冲昏了头脑，习惯在农民前面表现强势结果却没控制住，都是可能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如许多人总结的那样：违法成本太低，而所获的利益则太高。当地村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阻挠他就打你，打你打伤了，了不起赔你点钱”“他们的项目部就是怎么呢，我有的是钱，我不怕，搞死一个就你赔一点钱，就是这个概念。”[…详细]

为何农村违法征地的成本这么低？这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农村征地的一些特点，让其比城市拆迁更为凶险、也往往更为血腥。

首先，农村征地最大的特点是土地为集体所有，这削弱了个体农民的议价能力，而村干部往往在征地补偿谈判中起主导作用。而村干部和政府存在密切关系，加上各种腐败行为，这导致村民普遍对村干部在征地中的角色不满。一份2006年在上海对203位失地农民的调查显示，有91.1%的人认为村干部是“为自己谋利”，无一人选择“为农民着想”。对于“你认为谁是征地真正受益者”这一问题，所有人均选择了“村干部”作为答案。调查或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也足以说明问题——农民普遍不满意村里与政府商定的征地补偿方案。

其次，比起农村征地，特别是在新拆迁条例实行后，城市征地比以往要更为规范。而相较之下，农村失地农民往往面临的是“山高皇帝远”的强大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的“强强联手”。不仅在势力上处于弱势，信息掌握方面也严重不对称。在被强占土地或强行签署征地协议后，申诉的管道少，上访难度大，还怕被报复。特别是在铁路、高速公路等项目中，失地农民胆敢阻挠施工，是要冒着起冲突的风险的。这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征地过程中，使用各种方式压低价格，甚至不惜打死人，“搞死一个就你赔一点钱”。

最后，媒体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方面，往往也形同虚设。全国每天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多达百余件，但能被曝光的，也不过是这种碾死人的恶性事件。而且即便曝光了，也未必能怎么样。广东顺德某地曾被当地电视台连续7次曝光非法征地，当地反而加快了非法征地的速度。据当地村民言，“有的街道、村干部说，这件事，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了光又能怎么样？”

许多学术调查都显示，对于近年来的征地，农民普遍感到不满。一份基于2011年17个地区土地权益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对村里最近一次征地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居民感到满意，这还是近年来大幅度提高征收补偿的结果。[…详细]

农村征地的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许多学者都提出，农地拆迁补偿问题是农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地方政府往往尽可能地压低征地成本，以获取最大土地利益，不惜采取违法手段。而失地农民要维权，则只能上访，然而上访需要面临各种阻挠以及不菲的成本，即便中央政府得知了消息，对此进行核查也需要成本。

因此在三方博弈中，地方政府往往是处于优势的，是否采取违法征地这一策略取决于农户的维权成本、征地补偿标准、中央的检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经济惩罚等因素，并且与中央采取监督检查和农户采取维权这两个直接因素相关。

且不说是否有办法让农民在这三方博弈中取得优势，但就这三方博弈本身，已经是很荒唐的了，因为政府根本不该与民争利。然而，只要维持政府独家的垄断征地权，维持对土地的垄断出让权，这个“与民争利”就不可能消失；只要依旧禁止和限制农村集体和承包农户对非农建设用地的转让权，使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正常作用，让市场机制反映土地的真正价格，农民们的怨气就不可能真正消失。[…详细]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从根子上消除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动机并不现实。当下，只能通过在程序上增强农民的谈判权，来使得农民与征地者更易达成妥协。

现行的征地程序天然就对农民不利：“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然后予以公告、听取意见”的规定，赋予了政府“先发优势”；“征地补偿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实施”的规定，又确立了政府的“后动优势”；法律赋予政府强行征地的“合法暴力”，进一步巩固了政府的优势地位；而村委会这一农民法定代理人的背叛也加剧了农民利益的流失。在上述征地程序安排下，被政府使用各种非正式手段剥夺了耐心优势的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就几乎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为此，修订中的《土地管理法》就应从程序入手，限制政府强行征地权、赋予农民拒绝征地权、取消政府首先提出补偿方案的权利，并取消村委会在本村土地问题上的决定权，允许农民自由委托征地谈判代理人。如此才能增强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能力，而不是只能“血淋淋地抗争”。

当然，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味给农民权益就是好，如同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所说，“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是有所谓对农民低价剥夺土地的过程，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个非道德的过程。但利益更多的是用到了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上，这不是满足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是相当一大部分人受益的过程。所以中国保持一个经济增长，这种土地制度确实是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管怎样，人为牺牲农民的权益是说不通的，是否该“顾全大局”，也终归由农民自己决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