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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赶年集

赶集，有的地方也叫上街，是我们这儿对参预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进行的贸易活动的俗称，农村来说，五天一个集。赶集本来是一个乡间民俗，过了腊八，因为离过年越来越近，又被称为赶年集。而一过了腊月十五日（我们这里的首集焦家集是逢五排十），市场管理的不再收费了，出摊卖货的摊点打乱了往日的秩序，随处可摆摊位，俗称“乱市”，人们为了置办过年的用品赶年集，更是民俗中的民俗，年集也就更加红火热闹，年味更浓了。而年集是一年中最大的参预人数最多的一次。

我1954年生于鲁北的一个小乡村，一般的集市都位于乡镇政府（那时叫公社）驻地，我所在的村离公社驻地只有3里，而集市在焦集村，离我村5里，算是不远。在那个年代的环境里，平时赶集对小孩子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但年集却不同，因为快过年了，孩子们都放了假，大人们也为了讨个吉利，只要不是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要天气晴好，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可被获准去赶年集。于是在那个没甚乐趣、生活苦燥的时代，赶年集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年中除春节之外最为快乐幸福、最为盼望的日子。每年一进腊月，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年集到来的日子。

盼啊盼啊，终于这一天姗姗而来。腊月二十就是焦家集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嘠和去赶年集，十九晚上就肱至的睡不着觉了。以前吃饭都得大人叫，这次用不着叫就早早的起来了，简单吃几口饭，三五个小伙伴就上路了。

鲁北的腊月，总是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可是寒冷抵挡不住人们在年尾赶年集的脚步。出了村口，就看见路上三三两两的赶集的人，及至上了大路，人越发多了，各村涌出的人连接成线，以至于汇成了人流。那时的路除了张北公路是沙铺路外，乡镇与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都是士路。而人们对路径的选择也分两种：赶驴马车的、推独轮车的、骑自行车的都走大路；牵牲口的、步行的老人和孩子都走田间小道（近道）。那时候，自行车比现在的汽车都少，所以很少看到骑自行车的。大路小道上挑挑的，担担的，推车的，背筐的，挎箢子的，提篮子的……人流不断，车流不息，四面八方朝着集市汇聚。离集市还有二三里地远，就能听到集市上传来的的喧闹声。

那时的走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快乐。几个小孩子一边走一边嬉闹，追打着玩游戏，还不时的回忆去年赶年集的情景，也不知不考虑时间的早晚。就这样，一路说着笑着，玩着闹着就到了集市。

集市上人山人海，随便找个高处向远处一看，便是拥来挤去的人头，真可谓摩肩接踵、水泄不通。最热闹的要数鞭炮（我们称雷子）市场，也是我们的主要去的目的地。那时的烟花品种也单一，不过是鞭炮（雷子）、二踢脚、起火、钻天猴、小火鞭、小豆炸、滴滴紧之类，但那些烟花小贩却不因物品的单一而放弃一年中展示自己的最佳时机，争相比试着各人物品的好坏，往往是这边挂上一支鞭炮，点燃之前就扯着嗓门高喊“南来的北往的，听听咱这不响的”烟头一点就“噼哩啪啦”响开了。这边刚刚放完，那边又挑起来了“放好的卖孬的，不是爹娘生养的”。放鞭炮的刚完，卖二踢脚的也不示弱“地上响天上响，人人见了喜的慌”。各种声响此起彼伏，汇总起来，让人听着“噼哩啪啦”、“乒乒乓乓”，煞是热闹。我与伙伴们只是这边响这边看，那边响了又跑向那边，来回看热闹，就是不买。因为口袋里只有来时大人给的5毛钱（三个一毛的四个五分的），不舍得花掉，要等要散集时，降价时再买。这是我们来时就商量好的。天过中午，赶集的人陆续少了，买鞭炮的小贩也在大喊“贱卖了，贱卖了，19个头的1块钱10支了”，这时我们就掏出在衣兜里已捂热的钱，买上觉得集上最响的“雷子”。我清楚的记得买了3支（包）19个头的“雷子”，6个二踢脚，10个气化。赶了大半天年集，那里也没去，揣着自己得意的“年货”兴高采烈的回家了。

现在年集上没有专门市场，只有几家有烟花专卖许可证的在买，儿童小孩很少去买的，一般是大人们买来年除夕和年五更燃放的。儿童小孩已不稀罕那玩意了，大部分在家看电视，玩电脑游戏，很少有出来放鞭炮的了。时代进步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的乐趣却越来越少了，我弄不懂是自己变了还是别的什么变了！

2014.1.28腊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