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孩子们都在怀旧。2010年国庆节之后的第一个周日，刚过完12岁生日的女孩金格扒在逸夫小学紧锁的铁门，想看看黄菊结籽的样子。今年9月，这所她读了4年的小学已经关闭。整个玉门的初中小学集中为一所，高中部则彻底迁出。而在玉门搬迁完成前的2005年前后，这里至少有8所中小学，其中不乏名校。玉门市政府已搬迁到70公里外的玉门镇，昔日12万人口的中国石油[11.32 -2.08%]摇篮之城，如今只剩下2万多人。仅从观感而言，20平方公里的玉门城仍然荒凉凋敝。

老玉门可能是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2007年，张晓花一家买了80平米三室一厅的房子，价格4000元，均价50元一平米。质量最好地段优良的农行家属楼，110平米的房子售价不过9000元。而建筑公司家属楼的一纸80平米房产证，在几年前不过500元。这还是相对而言好地段的情形。在城区边缘，房子根本卖不出去，彻底成为拆卸对象。拆楼工马永龙记得城市局部消失的速度：一栋6层6个单元的建筑，建设至少半年，而拆下不过一个星期，随后沦为废品：砖每块8分，钢筋每公斤2-3元。

开始搬迁后的一两年间悲观情绪尤其浓重，街灯不亮，管线失修。尤其是盗贼的涌入，让玉门城陷入一种转型后的阵痛当中。无人看管的楼宇中，暖气片、防盗门以及楼梯上的铁条全部都被盗走，甚至连井盖都偷得差不多了，由此催生了46家废品收购站林立的庞大规模。几年下来，废品收购站也减少了一些，不仅得益于严格的管理，“也确实无楼可偷了。”一位姓王的废品经营者说。“收缩周边，繁荣中心”政策之下，大部分留守者被集中在北坪区一带，搬迁5年后，城市规模像章鱼收缩，得以清晰显现：仅以规模而论，玉门从一个县级市，变成一个镇，其余六成区域已成无人生活的空洞遗址。这里也有不常见的管理方式：吃低保的家庭每个礼拜出一个人打扫公共卫生。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单元长，协助计生和治安工作等。

搬迁之后相对热闹的北坪区，玉门油田的大量建筑被玉门政府接管，由此开创了当地的廉租模式，即政府以每套20-50元不等的价格，将城中央北坪区房屋租给本地居民。事实上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居民呼吁的置换制，即以无人区的住宅置换中心区住宅的建议，但它被否定了。问题在于产权并不在政府手中，政府只有使用权。一开始政府甚至设想让居民免费居住，但由于无法在居民间进行有效分配就此并未采纳。

搬迁和之前的企业改制，让市属原有的八大企业难以为继，制造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在玉门，很多居民像66岁的胡秀兰一样，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房产，吃每月100-200元不等的低保，交房租和水电费。生活虽无更多担忧，但价格在上涨，土豆原来是每斤5毛，现在则是1块4，肉的价格也翻了一倍。在劳务市场，等待下岗者的工作机会并不多，一个老板过来，一群人哄地围上去。

招商引资而来的工厂有工商税务上的优惠，它们已进驻了一部分空荡的建筑，但玉门更为看重的是眼下正在申请的宏大的石油储备和炼油厂扩容计划。对这个工业基地之城而言，依赖石油的发展路径不会改变。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新玉门，四百多架高大的白色风机，旋转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总体已完成装机量151万千瓦。从石油到风电，玉门的搬迁之痛随时间慢慢远去，甚至有零星的外迁者又自己搬回来了。

这是城市的转型，却不是普通人的生活。在老玉门，旧有的生活方式连同一些街道楼阁已经永远消失。搬迁把玉门变成石油工人单纯的工作场所，下班后他们将乘坐大巴到一小时之外的酒泉，那里有妻小。而留下来的人，至少64岁的名医衡长林是幸运的。10月18日，这位老人拿到了搬迁5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