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祯博客

人均10多倍于美，谁在放纵抗菌素泛滥？

【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可能就无药可用！】感冒发热用，腰酸背痛用，闹肚子还用……据统计，我国人均使用抗生素的剂量，高达美国人均量的十多倍，是抗生素第一大国！而监测结果显示，我国部分细菌的耐药率，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8月9日《人民日报官微》）

笔者搜索了一下，发现该条微博的标题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11年世界卫生日“抵御抗菌素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高级别小组会议上的致词。三年过去了，人民日报官微再次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供社会讨论，笔者以为很有意义。

有关抗菌素泛滥的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其实是知之甚少，一般生病后都是完全听医生的，而卫生部门在该问题的宣传方面，显然是严重缺位了。至于滥用抗菌素的危害性，该微博告诉大家：

①毒副作用：可能导致菌群失调，损伤神经系统、肾脏、血液系统，抑制骨髓造血机能。②过敏反应：青霉素、链霉素都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③二重感染：抗菌药物抑制或杀死敏感细菌后，不敏感细菌继续生长繁殖，造成新的感染，治疗困难，病死率高。④DNA污染：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部分细菌耐药性增强，情况恶化可能会无药可用。这种耐药性既会被其他细菌获得，也会遗传给下一代。

笔者从其他途径还了解到，滥用抗生素还很容易干扰和掩盖病情，延误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毫无疑问还会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至于中国抗生素泛滥问题，笔者并非第一次听说，但泛滥到“人均使用抗生素剂量，高达美国人均量的十多倍”，比我想象的显然更为严重。去年媒体《中国成一年百亿瓶输液大国每年10万人输液丧命》一文曾报道，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合理用药原则为“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输液甚至被视为“小手术”，为不得已而为之。湖南省儿童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蒋志平也告诉大家：“我们习以为常的输液其实也算是个小手术，在医学上属于侵入性操作范畴。因为需要刺破血管并往血管里输入并不属于血管里的东西。”蒋志平跟记者说。注射液中的不溶性微粒，如果进入血液循环，极易出现肺肉芽肿、肺水肿、静脉炎症和过敏反应等。

在我的记忆里，“肌内注射法”在20年前是占据着治疗的绝对多数。而如今，已经罕见这种通过在屁股上打针，以达到消炎抗菌的治疗方法。人们伤风、感冒、发烧，在自身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第一想法就是去医院“吊水”，甚至去了医院也是主动提出“吊水”，认为“生病输液好得快”。而无论是大医院，还是社区诊所，医生也都是将“吊水”列为治疗的不二法则。正是这种畸形的供需关系，才导致中国年人均输了8瓶液。

为什么中国医疗业会出现这种无视国民健康、无视人种健康延续、疯狂掠夺病人财富的畸形的供求关系？其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目前极为荒唐、混账的“以药养医”医疗体制。

因为“以药养医”体制，医院出于部门利益、需要医生尽可能多地消耗药品，因此用药量极少的“肌内注射法”，就很自然地被用药量更大的“吊水”所取代。而因为药品“回扣”的存在，医生无论是出于医院集体利益考虑，还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过度医疗”问题都难以避免，那么明明一个周期的药量就可以治愈病人，医生都有可能开三个甚至五个周期的药量。

而患者因为医疗知识的匮乏，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在这样的混账体制下，不但花掉了不该花的血汗钱，更是花钱葬送了自己的身体。虽然具有笔者这种认识的老百姓很多，但一旦自己生病，还是很无奈地接受这个混账体制在经济上的盘剥，在身体上的摧残。

本轮被国家卫计委及某些地方政府吹得天花乱坠的公立医院改革，其实是以财政资金做保障的另一种掠夺国民财富、毁坏国民健康的改革。因为其没有触及虚高的药价，而是继续放任“高药价”中的腐败，未将大幅度降低医疗成本作为改革的核心，其最终必然是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还得依照《周氏医疗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让此轮医改推倒重来。

用脚指头都能想象得出来，药品实行“零差价”后，医院的这一块损失如何得到补偿？财政必须依据药品的使用量，通过另一种方式给医院以补偿。其资金来源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财政补贴，但这种“无底洞”，任何地方财政最终都受不了；另一种则是在药品集中采购环节，由供应商通过其他途径补偿政府。政府再转移医院。说白了，药品“零差价“对于患者来说，是典型的换汤不换药，到患者身上的药价，绝不会有实质性的下降，患者的总体负担也不会有太多的下降，患者多承受的抗菌素损害，更是丝毫不会减少。

在一个号称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均使用抗生素的剂量竟然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美国十多倍，究竟是谁在放纵抗菌素泛滥？你们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