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涓小溪的随意涂鸦坊

1993年春，我替一位分娩的老师代完一个冬天的课后，便无事可做闲待在家。恰好邻居的亲戚到村里找出门做石棉瓦的小姑娘。邻居于是找到我，问我去不去。母亲说：“听说那活儿又脏又累的，她又没干过力气活儿，能干得了吗？还是甭去了”！想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活计，我答应下来，决定出去锻炼一下自己。

  我们一行有六个女孩儿。有在家织过地毯的，又出惯远门见多识广的，更有订了亲想挣一年嫁妆的.....我们虽素不相识，但年龄相仿又都是老乡，所以陌生感很快就消除了。一路上我们叽叽喳喳就像一只只出了笼的快乐的小鸟，沉浸在将要投入打工生活的喜悦之中。

  打工的地点在保定市郊，对面是一座庞大的监狱，高高的灰暗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围墙，以及围墙上一道道严密的铁丝网电网让人不由得一股悚然。拎着行李走在墙外的阳光里，我们感觉到了生活的自由与美好。

  我们住的房子有两间，一间是老板的三口之家，屋里有一张长桌子，即为老板办公用又是我们一日三餐的饭桌。隔着一道厚厚的门帘，里间就是我们六个女孩儿的宿舍了。由于靠路边，玻璃窗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绿色油漆，以挡住由外向里窥探的视线。做瓦的厂房三面用石棉瓦环围，另一面作为出口，也被水泥沙子堆得满满的，屋顶铺的也全是瓦，简陋的敞棚。

  一个蜂窝煤炉子是老板娘为我们做饭的炉具，蒸馒头炒菜熬粥都用它。我们的伙食一般，怎么也不比在家里。

第二天便开始做工了，我们六个姑娘都没做过石棉瓦，当看到模具和做瓦所用原料，也就基本掌握了一块瓦的制作形成过程。这活儿真的如先前想象的那么脏，活水泥掺加原料时灰尘四散飞扬，有时还很呛人。我们一个个头戴帽子，我和另外一个还戴了口罩。工作服需有两三身替换的，至于鞋子更得多备几双。每天围着案板转悠，瓦泥儿溅到身上鞋上是必然的，气温稍微一高，工作服上的斑点就凝固成硬邦邦的疙瘩，如不及时清洗出来，衣服就会嘎嘎巴巴，鞋子更是没法穿啦。石棉瓦里有一层网状玻璃纤维，它需要用手将它均匀而薄薄的铺在瓦里面。优质纤维用起来还觉不出什么，有时老板图省钱会购次等品，粗棱棱的像针一样扎手。织过地毯的梅子就因皮肤对纤维过敏，身上刺痒手上起小疙瘩，所以干了五天说啥也不想干了。以前干惯了轻巧活的小敏也正不想干，俩人商量好离开那里直接奔赴东北找活儿去了。

  剩下我们四个继续做瓦，有时一边干活，一边聊家常，没话说了，就都闷闷的。那条街上有家饭馆，每天不定时的播放流行歌曲，很多时候我们就跟着音乐尽情的放声歌唱。每当听到阎维文的《想家的时候》，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了，眼睛都是湿湿的。饭馆里诱人的香味儿不时袭来，胖胖的风儿就使劲的吸一下鼻子，我们就笑。凤儿有个表哥在河北农大读书，有次来看她说在学校门口有烙大饼的生意不错正招工，工资也不低。凤儿动了心思。那时做瓦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工钱少说也有四五百块。凤儿婉转的向老板说明意图，老板振振有辞掷地有声：干到最后，一分钱也不少你的；自动离开，一分钱也不给！凤儿二话不说工资自动放弃决然离去。订亲的小丽也因家里有事催促，半途而回，老板不情愿的付给了她一部分工资。一起打工的女孩走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只剩下我和惠芳。

  为了打发寂寥时光，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从此，由早到晚收音机里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忙碌劳累的日子。那时候，广播里带有文学色彩的交友栏目才刚刚兴起，青春年少的我不由跃跃欲试——不为交友，只为由自己笔尖流淌的文字能够在电波里飘荡。信寄出四五天后，我特意固守收音机旁，结果两家电台分别在不同时段播发我不会重复的文字。这份意外收获就像一根火柴棒不经意地燃起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梦。

  每隔半月二十天我们也有歇工的时候，惠芳喜欢光顾时装店，我则一头扎进书店。也就是在那时，我邂逅了一份喜欢的影视杂志——《时代电影》，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栏目“星星知我心”是专为读者投稿设置的。当时我很有信心我的文字能够在里面呈现！有一天，我写好杂志社地址的封皮被老板无意中看到，至今我都还记得老板那睁得又圆又大装满了不可思议的眼神！他无从知道，次年的夏末秋初我真的在那本杂志里发表了文章，挣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因为打工，有幸与广播结下不解之缘，是我意料之外不小的收获。

  秋深了，路边的树叶一片片随秋风飘落，我俩做的瓦足够老板卖一个冬季了。老板满意的说：可以带上你们的工钱回家了！我俩紧紧攥着各自的辛苦钱，笑了。其中，有付出的辛酸，也有收获的成就感。

。作于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