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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WTO绿箱政策，国家实施良种推广补贴（以下称“良种补贴”）政策，支持粮食主产区农民种植优良品种，提高种粮效益。作者在黄淮海地区走访了几个县的农业官员、种业经理和基层农民，还多次召开座谈会，都认为良种补贴是政府扶持农业、恩泽农民的好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绩不大，效果不好，问题不少，把好事真正办成好事还实在不容易。
操作起来人为地造成很多的难题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良种补贴领导组、招标组、评审组、督查组，建立了规范的项目档案，做到“县有图、乡有表、村有册、户有卡”。承担项目县要有农作物良种补贴分布图，乡镇要将各村落实的补贴面积、补贴种数量、补贴农户数、补贴金额等列成表；村要将补贴农户姓名、身份证号、所在社组、购种数量、合同补贴面积、补贴金额、供种企业名称汇编成册；农户有县（市、区）统一核发的购种凭证、订单卡和补贴卡。各级政府也要兴师动众，发文件、下通知、拟方案、出通报。召开动员会、招标会、评审会、通报会、总结会。程序烦琐，费工耗时，大大提升了甄别成本和行政成本。

“良种补贴”按字面意思理解，凡是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品种，农民种植有显著增产增收效益的，都应列入良种补贴的范围。良种补贴办法确是经过了一番周密“设计”。一位知情人士说：根据设计意图，每亩小麦按最低播种量7.5公斤计算，市场价一般需要购种款20元；但小麦良种每亩补贴10元，只够农民购买半亩地种子用费。也就是说，不论是发给补贴券、购种卡、张榜公布还是供种到户，农民还必须自付10元“到指定的种子公司购买指定的品种”。不按规定购种，补贴的10元钱就算作废了。很显然，“统一供种”最大受益者乃县农业局及属下中标种子公司，而农民只能被动地按既定规章办。

某省一位农业官员坦言：良种补贴资金毕竟有限，只能补贴给很少地区和很少品种，操作起来委实有不少难题。一是新品种太多。现在每年通过审定的主要粮食作物新品种不下几十上百个，生产上用的老品种也不下几十上百个，把补贴款补给哪个品种最合适？对不同生态地区来说，怎样算是“良种”难以界定。二是营销公司太多。一个县城就有十几家、几十家，有国营的，有民营的，还有科研单位的，把补贴款下达给哪家公司最公平？三是种子价格有高有低，高价位的多为独家拥有的“产权品种”，低价位的多为共同销售的“大路品种”，你限定种某个品种农民不一定买账。比如农民爱吃面条和馒头，硬让他改种强筋或弱筋的专用小麦，很不情愿。四是指定农民种植高油玉米、高蛋白玉米、高淀粉玉米等所谓专用玉米品种。玉米是油料吗？能提取蛋白吗？谁来收购加工？这里有很明显的商业化误导语言。
统一供种干扰种子市场正常运行
    黄淮麦区一家种子公司老板反映：我们县每年种小麦70万亩，今年下达的良种补贴面积60万亩，都说是经过了“招标”，县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夺标”，独获600多万元良种补贴款。按每亩播种量7.5公斤计算，县种子公司兴师动众到处调运收购小麦种子近500万公斤，再按乡镇分派下去，基本上恢复了计划经济时期垄断供种的局面。“我们公司每年要经销小麦新品种15～20万公斤，今年一下子全砸在了手里。这样下去，民营公司肯定要关门了。”这位老板战战兢兢地说。

某县一家民营公司老板反映：县里有4家种子公司，只有自家繁殖了3000多亩优质专用小麦。春天，县农业局带领省市官员检查种子田，说是要实行良种补贴了，填个表吧。但快到种麦季节还没有动静，一打听，才知道县农业局把300多万元的良种补贴款全部给了并没有繁殖种子的县公司。这位老板说，这件事的操作程序无可挑剔：决策部门制定了良种补贴计划，省市派专人来检查落实，县里造表上报繁殖了良种，而濒临关闭的国有种子公司获得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除了良种补贴招标公正性受到质疑外，中标公司的供种能力也让人担忧。一些县级国有种子公司大多陷入债务缠身、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困境，一下子指定全县统一供应某一良种，很难保证数量和质量。某县一位经销商说：今年我县小麦良种补贴完全给了农业局下属的二级公司，补贴的是价格便宜、种植多年的老品种，因为新品种价格比较高，繁种数量少。全县30万亩小麦需供种200多万公斤，哪里去调运那么多的优良种子呀！难免““拆东墙补西墙”，乱收乱调，以粮代种，弄虚作假。

科研单位很有意见。一位省级科研单位负责人说：水稻良种补贴，应该考虑生态适应区和照顾新品种。某县国有公司获得了600多万元水稻良种补贴款，却选了个价格便宜的老品种，农民不愿意买这个品种，就拿不到补贴款了。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品种，妨碍了新品种的推广。而我们新培育的水稻品种很适合当地种植，却得不到良种补贴款。黄淮麦区一家农科所负责人说：我们培育的小麦品种刚通过审定，质量好，价位高，得不到良种补贴的支持。小麦是常规品种，再过两年就失去产权保护的意义了。

“种子行业是不是又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一位种业老板以怀疑的口吻发问。
层层“过关”滋生浪费和腐败
    应该肯定，大部分基层单位认真执行良种补贴规定，但不能否认有些地方出现的种种问题。一位基层官员反映：有些县明为招标，基本上内定了，中标企业多是县农业局所属种子公司。“中标”名单一公布，业内人士一片嘘声。依照种子法规定，这些公司早就应该与主管部门脱钩，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婆媳关系”，“婆婆”发标，“儿媳”中标，毕竟血浓于水。时下县级国有种子公司能够“鹤立鸡群”者寥寥，绝大部分处于“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的境地。某县一位农业局长更是实话实说：“这是国家发放的良种补贴款，当然要扶持国有种子公司。两百多口子人要工资要吃饭啊！你要是当这个局长，该怎么办？”

今天社会有许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一位基层官员说，良种补贴资金巨大，程序繁琐，经过市、县、乡、村，难免“雁过拔毛”。有的基层单位为了感谢上级“关照”，搞一点“铺张浪费”在所难免。层层招标评审，就必然有吃、喝、住、行问题。还有所谓的管理费、检查费、验收费等等。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据知情人介绍：很多地方一般是县农业局预留补贴款的20%，有的是让中标公司交纳20万元保证金，还有的是从公司盈利款中提出1/2～1/3。落到每公斤种子上看似数目虽小，积沙成塔，足可以供作开会、吃喝、交通或其他各种各样的花销。

良种补贴创造滋生腐败的机会。一位参与小麦招标知情人士说：省里提名的有三四十个品种，“大路品种”、“产权品种”几乎都有了。但分解到某个地区或市县只有两三个品种，最多不会超过4个。掌握主动权的是县农业部门和县中标公司。一位省级公司老板说：我们有一个小麦品种在某地区中标，先是一喜，后则成忧，县农业局长就明确提示，每公斤种子要给县里留1角钱，不同意就另选其他中标品种了。为了销出繁育的300多万公斤小麦种子，老板只好咬牙就范。另一家科研公司在某县中标250万公斤小麦种子，县里除要求每公斤提成6分钱外，还要“赠送”两辆桑塔纳、10台电脑，组织一次“欧洲游”。通过了县级“关”，有的乡和村干部，因为发放补贴券或分种到户，多多少少也要收取若干“辛苦费”。

某省有位种业老板没有理会这些“潜规则”，不主动上门“求神拜佛”，结果是所繁殖的400万公斤小麦种子全“砸”在了手里。“损失400多万元哪！”这位老板诉说时几乎要哭出声来。
最好的办法是把补贴款直接发给农民
    官方媒体报道一片叫好：“良种补贴极大地促进了优质高产品种的推广，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产品品质，增加了农民收入，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这段公式化语句可以窥视，社会缺少互补性交流以及信息多么的不对称。

作者在一次种子交易会上询问三位农民，要是政府采取发现金、发种子或发补贴券，你们愿意要哪一种？三位农民齐声大笑：“还用问，俺要钱！”这真正应验了在招标培训会上一位官员的“担心”：“不能给农民发钱，要是不买种子，去喝酒怎么办？”这番话既令人惊诧，又殊堪玩味。

农民群体应该是国家优惠政策的“受益者”，但却失去了“话语权”和“知情权”。种子法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但良种补贴的种子却是被“指定”了的。甚至由官员出面，“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农民“买”或“领”到了不喜欢的种子，还要口口声声感谢。还相当一部分不愿意购买指定种子的农民，却不知道这笔有“自由支配权”的补助款到哪里去了？这就把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