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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柏仁

全国有六十多万个行政村，村干部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是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农村落实的最后一道屏障。村干部本人文化素质的高低，工作的好坏，对整个农村发展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村干部所处的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着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近年来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进，村干部们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重。而在大多数人眼里，村干部的形象并不佳，他们似乎成了干部腐败的典型代表，是社会不稳定总根源。为了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心声，详细地解读他们想什么，期盼什么，要什么，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笔者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在农村调研，走访了数千名干部和群众，现将部分情况整理如下：

（一）

各种因素交织，各种原因并存，使村干部成为矛盾的焦点。今年六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约了四位党支部书记到乡下吃农家饭。他们中一位71岁，当了28年村党支部书记；一位57岁，交叉当了19年的村双委干部；一位44岁，当了7年的党支部书记，去年又被选为村委会主任，目前身兼两职；一位36岁，去年以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们所在村的人口在600—2400人不等，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丘陵地区。座谈在和谐、平等、自由中进行。6个小时的调研中，他们谈到最多的话题一是县、乡、村对长年上访、无理取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刁难村干部的村民毫无办法；二是因各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人为的原因，使村干部处于各类矛盾的漩涡中；三是村级债务纠纷、工作经费不足，重影响着农村的各项工作开展；四是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婆婆过多，政策多变，他们无所适从。

维护稳定、阻止上访、保证不让村民闹事，是当前村干部的头等任务和令他们最头疼的事情。近几年来“和谐”“稳定”的理念让村官们吃尽了苦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变化，大规模的拆迁、土地被证占、坡耕地改造、修路、新农村建设，加之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村民上访的批次和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上访的人群中，有无理取闹的，有冤屈的，但很多问题并不是村这一级可以解决的。但维稳的最终落脚点却压在村干部身上。村干部从北京、省、市、县、乡把上访者领回村里，为了“大局”，村干部苦口婆心无数次劝说，多次哄骗、许愿，“两会”的稳定问题解决了，而上访者的问题却没解决。政策不能突破或没有政策，各级干部推诿扯皮，踢皮球，村干部的权力有限，该办的事办不成，该打击的人打击不了，这些上访人把怨气转移到村干部身上，造成干群矛盾激化、干群关系紧张、村干部两头受气、村干部的委屈无处说，没有人给他们撑腰。此外，他们的权益还常常受到侵害：一是每年上访，村里都要花费很多钱去领人，村里每年的办公经费仅2000元。花出的那些钱无处报销，村干部谁处理这些事谁垫资；二是村干部要按照上级要求不惜代价地保证“平稳”，无限地耗费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自家的事情。三是村民们不时地伤害村干部，要么打骂，要么破坏他们的财产，要么伤害他们的子女……

农村要办的事很多。村支部和村委会的事权不断增加，而财权越来越小，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有限，并且支出规定越来越严，基本上断绝了出差报销和招待费。这项规定看似严格，其实很不合理，还有些不近人情。没有经费预算，而支出反而增加，加上村里历任班子办企业，搞种植、养殖欠下的债务，村里既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又无资源可抵押，企业老板、银行、债主讨账不断。支书们说，所有的事情一到他们这里就具体的不能再具体了，他们再也没有可退之路，面对群众的问题他们必须说出个一二三，必须处理到底。面对这些棘手事，村干部甚是无奈，受尽了侮辱和谩骂。

我不止一次地向我的调查对象问到：既然当干部这么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争这个位置，甚至大打出手、花大笔钱拉选票？他们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是当干部有好处，能占到很多便宜，在农村当干部有尊严，起码不受人欺负。二是当干部每月有300—500元工资收入，比种庄稼实惠，并且不影响自己家的农活；三是若当两委一把手，就有机会为村里和群众办事，将来一旦人们说你好，你在村里威信高，认识上面的干部多，自己也好办事。如果再落个好口碑，不仅自己有荣誉，子孙也跟着光荣，但这个好处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那是要付出一定心血和代价的。

（二）

村干部急盼着新农村建设，他们渴望着新农村建设早日实现。谈起新农村的建设，他们有着满腔的热情和干劲，但他们对政府目前的一些做法不敢认同，对骤风暴雨式的拆迁、城市化运动和大规模的农民变市民表示担心。

城市比农村好，城市环境比农村优越，其基础设施比农村强许多倍，这是不争的实事。农民们向往城市，喜欢到城市生活，这也是事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城镇化、社区化，也就是说要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最终把农民全部变成市民，这也是没有错的思路，但问题是中国的农民在短期内能转移完吗？如果国家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变成市民，他们会和市民一样能生活幸福吗？我们要研究解决的“三农”问题，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有序地、科学地减少农民，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解决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那些尚未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的收入、生活保障和幸福问题。让他们尽可能的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作和漫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是需要从长计议的。

还有一类干部让人可恨可恼可爱又可怜。在近年的调查接触中，我们遇到这样一些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在了解完情况和听了他们的诉说后很难用好和坏的词来给他们下结论：他们的心底很善良，很有雄心，很想为群众办好事，也为群众办了些好事，但他们也做了不少龌龊的事，他们的行为很荒唐。他们的信仰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他们所走过的路很可笑。他们不止一次的说，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当今的村干部，只有自己肥的流油，能经得住上级各级干部、政府执法部门的敲诈勒索、吃拿卡要，把那些老爷们伺候的舒舒服服，在他们面前才能有自己的尊严；只有拿钱为老百姓办事，在群众遇到天灾人祸、大灾大难时，挺身而出毫不吝啬地甩钱，人们才能信得过你。因此，他们在位时便利用国家征地，企业占地或经营，城市拆迁，村中煤矿、铝矿、金矿、铁矿生产时运用手中的权力充当保护伞或采取其它不正当手段而率先致富。几年下来，资本积累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过亿元。这些发迹后的所谓新贵老板们，进城买豪宅、坐豪车、包二奶、养情人、寻刺激，过心目中的贵族式生活。由于他们挣钱过于容易，没有创业的艰难，加上个人文化素质等原因，就拿钱去买黑彩票、放高利贷、办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炒股、炒基金、赌博、结交权贵和黑道上的混混们。几年下来很多人血本无归。要么躲债外逃，要么利用以前走通的路子骗银行、坑熟人。他们中很多人一夜暴富后，并没有走出“小富即安”的小农圈子，在他们身上“土财主”、“暴发户”的味道十足。但他们很义气。一位当年靠矿山发家，拥有两千多万现金的村干部告诉我，他现在一贫如洗，外债很多。由于没文化、没技术，当年有钱时头脑发热，只想做一些不出力就能争大钱的事。那时想干事也不会干事，不知道投资啥好，反而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花钱如流水。有钱时很大方，也给村里和老百姓办过好事，现在连正常人都做不了：矿山整顿了，要么关闭，要么枯竭，断了挣钱发财的门路。

几年前，他们享尽荣华富贵，而今面临着世态淡凉，大起大落的生活让他们有所反思。清醒后，他们囊中羞涩，失去了重新起步、振兴的资本和机会。

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人当干部的初衷是好的，是想为老百姓服务，是想为村民办事，是想建功立业，是想通过自己努力和政绩去改变自己的身份以便得到群众和组织认可而被重用。但他们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曲折，遇到官场人情化和吏治腐败而又无力改变时，才不得不将愿望和理想降低变味，甚至走上变本加厉的坏风气人群行列。

当然也了解到有20%左右的村干部是为了争利而不惜重金去拉选票，有15%左右的村干部是为了和前任干部斗气而参加竞争，有3%左右的人则是为了家族的面子去参选，有2%左右的人是想通过当干部认识上级领导拉关系，为子女们铺路。调查中我们隐隐约约的感到：一般情况下，只有村干部的个人利益在得不到保证（如工资、补助、医疗费、保险、为村里办事垫资或借款、为招待上级的各种检查所欠的费用）和不被上级组织或领导理解时，或明显受到屈辱时才去干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才去采用一些不合常规的手段，才去干出一些有损集体和群众利益的事，甚至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路子。

村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吃亏意识是公务员们普遍不能比拟的。他们只是需要理解和支持，甚至只需要上级组织的一句表扬和公道话，而他们在干事或委屈中往往连这一点也得不到。

同时，我们也走访了许多群众，在老百姓眼里，干部至关重要。他们身边干部的公道、正义、无私、廉洁、以身作行为则远比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重要。干部是实实在在的，是天天都能见到的活的样本，而法律政策对群众而言似乎很遥远。在乡土社会里，在乡里乡亲中，村干部的公道和调解远胜于诉讼，其调解和评理的现实作用远大于其他方式的教育。与法律相比，有事时农民们更相信人情和村干部合乎道理的说教行为。

近年来，外出的人回村任职很普遍。村里很多开矿的、挖煤的、搞建筑的、甚至外出打工的有钱人，回村竞选村干部，大体有几个原因：一是小富即安，自己富裕后想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感到大的理想实现不了，只想回到村里实实在在地办几场事，给祖上争争气，给后辈们积点德；二是感到农村才是自己大显身手的场所，熟悉的农村，了解的农村，又有经济实力和有灵活的头脑，在农村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三是胸有善心，真想为老百姓做事，对农村，土地和乡亲们的情分未断；四是利益所使，有人看到农村市场的潜力，如新农村建设、土地整理、企业下乡、市场建设、城市扩张征地和修路等，他们看到了机遇，想到农村来发展挣钱，一旦当了干部，干事方便些，有优先权；五是有一部分人小农意识做祟，炫富、耀富、显摆自己。

农村社会管理的办法是到该改的时候了。过去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在今日的农村已黯然失色，现今的村干部很多已成了维持会长。实质上他们干的就是维持会长的工作。村民自治也好，行政管理也罢，都是需要大量干部的，而且需要有能力、有诚信、有威望、懂农村工作、热心农村工作、脚踏实地的、让群众认可的人。

（三）

老百姓的麻痹，对国家大事的冷淡，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漠视，只关心自己及家人的麻木心态很令人可怕。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是非观，没有了热情，那么由这一个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就没有凝聚力，就是一盘散沙，这个民族就没了精神。

在去年的调研中，一位工作多年，年龄约在56岁左右的村干部满腹牢骚的告诉我们：不要光说村干部不为老百姓办事，不发展村里的公益事业，不发展经济；不要只讲村干部胡来，你说现在谁不胡来？电视上、报纸上讲的多好，但与我们看到的情况相差太远，事情到我们这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也不知道是中央说瞎话，还是下边的干部说瞎话。国家一年出台几个新政策，县里一会儿一个工作重点，基层干部板凳没坐热就换了。现在的领导为自己考虑的多，谁还管老百姓的死活。常年开会，只听领导布置工作、讲计划、说想法、下任务，从来没有人听听我们的意见，让我们谈谈想法，谁来了都指手划脚：老百姓这个思想不中，那个做法不对，村里多年面貌不变，村干部工作没起色，村里工作没新的亮点，那你们给老百姓指一条好路也行啊？

一位有着高中文化的60多岁的老党员唉声叹气地说：现在的人不愿意入党，是因为党员和老百姓没有差别，甚至还不如老百姓，党员没有光荣感，想入党的人多是为了当干部，为自己捞钱，坑集体和群众。党员常年不学习、不开会，什么也不知道，光让搞活动时捐款时带头，村里的大事、决策从不让参与，也没地方说话，说了也没人听。偶尔来个领导调研，上面交待只让说好听的，让讲违心话，否则就收拾你。按照上边干部交待的说了，自己心里都难受，领导一走，群众就骂你，还是毛主席的时候好。

一位留守妇女讲：现在的干部只关心自己，发物的、发钱的、补助的好事都让他们的亲戚们享受了，根本不为穷人着想，也挨不着我们。干部自私，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办事不公平，老百姓有难事没人管，孩子转个学、迁个户口、盖个章，得拿着烟提着礼去求他们，还常年见不到人。你不给我们办事，我们也不把他当干部看，现在各种各的地，各挣各的钱，各吃各的饭，怪自由的，只是常遭别人欺负，没地方说理，有了冤屈，还不让上访。自己栽的树，自己用都不让砍伐，又不知道到哪里办手续。去一趟县城要花好多钱，跑几次也找不到地方。住房四处漏水、快塌了，上面不让批宅基地，说要给我们盖楼房，也不知道啥时候盖，价钱还高，住不起，也不实用，你说老百姓怎么办？

一位老实本分，教了三十年学的小学校长无不担心地告诉我们，现在的农村破落得让人心寒。公道地说，这些年国家的农村政策确实好，人自由了，乱摊派少了，种地不交粮了，国家还补贴，修了水泥路，吃上了自来水，看病有新农合，孩子上学不交学杂费，家家有电视、有手机，不愁吃，不缺穿。但人人有怨气，农民们高兴不起来，没有幸福感。物价乱涨，辛辛苦苦种的粮食不值钱，农副产品卖不出去，人情往来债太重，农民们让城里人看不起，老百姓办事难，干部们说的话、办的事不靠谱，农村浪费太厉害，村里脏乱差，垃圾遍地扔，没有文化娱乐，各级领导不向着农民说话，政府对农村人的关心说的多，做的少，做的很多事是违背农民意愿的，农民们没有主人翁意识和感觉。农民的心散了，对党没有感情了，致富没有信心了。

一位刚刚退下的村委会老主任讲：群众对村干部有意见，村干部私心重一点都是情有可原。都是乡里乡亲的，在一个村里搅稀稠。村干部又没出路，最终还是要落在村里，老了、家里有事还要靠邻居帮忙。乡干部走马灯的换，现在的领导有几个能靠的住？你得罪了人，没人给你撑腰，自找倒霉，因此在任职时干工作也没人敢太认真。

一位资深的乡干部告诉我们：村里的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难干了。村干部很可怜，办事没钱，又要撑面子。我们下乡都要在双委主要干部家里吃饭和住宿，他们能参加乡里会议，能把工作任务传达下去，能把老百姓维持住不上访就不错了。以后选干部，不富裕还真不行，好多事还有靠他们出钱呢。村干部们平时有点小毛病，也不忍心去查他们，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老百姓常常说：我们袒护他们，官官相护，其实有时也是没办法.......

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除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与各级干部的执政理念有关。党员也好，干部也好，一是在权力和义务上不对称，往往是尽义务多，分享或享受的党内权力少，党内的权力往往是让一把手享受着，普通党员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则只有听从命令和尽义务的份，他们的地位与身份如此，怎么能起到监督作用呢？二是他们在参与重大事物的决策上极少能发表意见，上级部门也很少主动地征求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人参与不进去，而党对一把手的监督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因此，一把手的素质、行为、心态、政绩观，就成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向标。集体智慧、班子全体成员的作用往往难以发挥。副职们在工作上的热情和积极性可想而知。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现在的干部选用标准和方法决定着干部只对领导负责，只对上级负责。选拔干部的标准冠冕堂皇，找不出任何毛病，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选官理念、考核方法、任命方式却千差万别，人为的因素过大。绝大多数干部都清楚，自己的权力是来自领导，来自上面，而不是来自人民，自己官位的升迁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而人民一般情况下是管不了的。这种思想的存在，就决定着他们一旦拥有了权力，只会对上级负责，而不去对人民负责，他们在任所干所为只会让上级领导高兴，只会让上级看得见，至于人民群众如何想，那不是重要的。

而且，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把政府执政理念偏面地理解为，只求“和谐与稳定”。因此，不去过多地考虑发展和创新，这也是干部四平八稳、当好维持会长、以求自己的升迁和平安的理由。而干事是要冒险的、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出乱子，很多在基层有思路、有干劲、有办法的干部，因干工作出了差错而不被理解的事多如牛毛，这也成了一种不干实事人的主流导向。

村干部的自由度很小，想干事的空间有限。在官衔上他们没有级别，不入流，在社会上他们没有地位，在老百姓眼里，他们和大大小小的贪官一样，不受欢迎。虽然说是村民自治委员会，其实没有半点的自治权力，绝大多数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是空壳，集体积累一无所有，要想办点事，得靠出去化缘，要么向乡里和上级有关部门申请，要么向老百姓收取，要么就从财政下拨的款项中截留，要么就自己垫付，要么就向有钱人借用。他们最大的最拿手的办法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企业吃企业，从某种角度看，他们身上的很多毛病是被逼出来的。目前的体制决定了他们万般无奈的处境。村民是需要自治的，但国家都没有完善的配套自治法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他们很难能为村里和村民们办点事。

中国社会在基层运行的体制很值得研究，目前尚缺乏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有效的机制。人们干事、做事、干工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上，而是去靠某一个人，希望遇到清官、青天，遇到伯乐，遇到干事的、公道正派的领导，甚至寄希望能遇上对某些事感兴趣的领导。真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