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h261201的blog

1986年夏，终因重文轻理，我以平均分2.5分之差，高考名落孙山。我们临西县农业技术中学第一届毕业生有两个班，大专录取了4名，中专录取了6名。他们都是《新圃》文学社的成员。多年之后，他们见了我仍称呼“孟社长”，其实很惭愧。以后的生活经历表明，我的思路还是有问题的。假如当时认真学一学数理化，哪怕捞回一些基础知识的分，我就能农转非，就能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对以后安心文学创作或许更为有利。如今，因为这些条件的制约，也由于用人制度的改革速度缓慢，好多年使我走不上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个人的能力和抱负无法施展。也许，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吧！但后悔时已经晚了，只有在人生的泥沼中吃力地奋争，眼看着别人在铺满鲜花的坦途上徜徉。
那年高考，多少人因落榜垂头丧气，有位女同学竟喝农药寻短。我却是唱着《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回到村中的。我坚信，只要辛勤耕耘，就一定能有收获，考不上学，照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起初，我也认为，考不上学，回到家里，就该替大人干农活，多少年来，他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于是，白日荷锄的手，晚上便握起笔来。可是，真的拿起笔来，便永远不想放下。晚上熬个通宵，白天干起活来，当然就没精打采。回家才两个月，旧病复发，去各中学和乡镇，联络文学朋友，聚会交流，外出采访，农活哪有不误的！父母开始向饭桌上敲打观点：
“咱种地种了多少辈儿了，可都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你想考学，让你考了，没考上，怨不着谁。既然回了家，就得本分点。你不种地，你吃什么，穿什么？怎么盖房，怎么娶媳妇？”
我有时回敬一句：
“我不要房，也不娶媳妇，省得花那些钱！”
气得两位老人唉声叹气：
“唉——，咋这么个熊孩子！”
这天黄昏，又停电了。在黑咕隆咚的院子里，爹、娘、我和弟弟围坐在一张简易的饭桌前。主食是玉米面粥、玉米面窝头。菜有两盘，一盘是不花钱的上等肉菜——油炸知了猴，一盘是腌白萝卜片。静静的夜，有窝不住偏到树上栖息的鸡偶尔口吐一声呓语。街上有个孩子在跑，喊着几句时髦的顺口溜：
“老子吃饭，儿停电；老子睡觉，电来到；老子起床，电正常。”
顺口溜的确反映了当时我地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不知是哪位有文化的人编出来的。
我吃着饭，忽然来了灵感，猛地站起来就向屋里跑。
豆大的柴油灯头亮了，我抹去鼻尖上晶莹的汗珠，铺开纸张就挥笔疾书。正写着，一只大手夺去了我的钢笔。黄色的包装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曲线。
爹的上排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高高举起钢笔，又放下来看看，轻轻放回桌上，顺手一把抓起墨迹未干的纸，“噌噌”撕个粉碎。爹用力拽起我的胳膊，朝门口方向一甩，大声喝道：
“吃饭去！”
我被惯性推出屋门，头也不回地跑到了街上。爹在院里喊道：
“别回来啦！”
娘嗔怪道：
“看你，不能小声点？丢人呗！”
我知道，他们怕事情传到村西我未婚妻家中。
出家门往东，村边上有个三角坑，十几人深，因为淹死过两个女人，所以村民都称之为“缠坑”。坑的东北角处有棵三抱多粗的大柳树，我就靠着树干蹲在坑沿上。月亮从树梢上露了出来，坑里水面上升腾着白色的雾气，如纱似幔。偶尔，一两片柳叶飘摇而下，停在我肩头或头发间。我因灵感的突然失踪而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思绪如这缥缈的气体难理出头来。
身后有轻轻的脚步声。是娘。她站在那里，温和地说：
“小猛，你咋在这儿蹲着？走，吃饭去吧！”
我觉得不能不吃饭，赌气归赌气，真不吃饭，爹娘会心疼的。我便慢慢地向家走，娘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
又一次，爹让我去棉田打药，我捧着一本杂志，看到别人的一篇文章，正巧勾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想写下来，就没挪屁股，说：
“爹，你先走吧，我写完一篇小说就去。”
爹“啪”地一拍桌子：
“棉铃虫都长疯了，还写浪鸡巴小说，写小说管你吃还是管你穿？你这不叫当作家，这是坐家、败家！”
我抬头顶了一句：
“耽误了庄稼是一季儿，耽误了写作就误了我一辈儿！难道还叫我像你们一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吗？”
爹瞪了我一眼，再没说话，去了地里。
我心里很难过，难道我是个坏孩子，老让大人生气？可我并没偷没摸，没干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呀！我不干农活不对，难道写文章，想当作家也是错误的吗？我很委屈，过去绘画没坚持下去，就因为怕老人生气，如果不写作，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活头？老人也确实可怜，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了，就翅膀硬了，不但不听使唤，还敢顶撞，他们肯定也很伤心。常言说得好，孝顺，孝顺，孝是孝敬，顺是顺从，不可以孝而不顺，也不可以顺而不孝啊！我真有一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悲壮心情。
突然，我想起爹临出门时的脸色很难看，别再因为我想不开。干脆，我不写了，听他的，这辈子后悔就后悔去吧，反正咱是人家养的儿子！于是，我慌忙跑向了村西北的棉田。此时爹正背着药桶灌水，我接过来背到自己的身上。我刚打了两桶药，爹看看太阳说：
“小，别打了，天夕（临西方言，指下午。——作者注）再打吧，天太热，别中毒！”
一连干了几天农活，我倒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爹、娘一口一个“小”，饭桌上气氛缓和起来，还讲一两句笑话。我想，我欠父母的东西两辈子10辈子都还不完，我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不干活呢？自己的理想重要还是父母重要呢？要不是大人节衣缩食，让我读完高中，说不定我早像其他种地的孩子一样，不让大人操这么多心呢！可是，这样下去是不是胸无大志了呢？记得在中学作文课上，老师出了个题目《当农民光不光荣？》，同学们千篇一律肯定了农民的伟大，写什么没有农民就没有粮吃，没有衣穿，工人不能生产，军人不能戎边等等。而老师却大发肝火：
“没出息，一个个真没出息！一个科学家创造的价值要抵多少个农民的劳动价值？”
同学们被训斥得目瞪口呆。
我并不鄙视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农民，却看不惯那些愚昧落后的现象。我从事写作，除了为爱好和理想而奋斗，还是想争一口气，农民的后代不能小瞧，自学也能成才。
我们村的土秀才孟庆来大爷了解到我的情况，就做我父母的工作，让他们目光长远一些，考虑孩子的前途。他说：
“种庄稼的人本分，写作也是正道，也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只要不胡混八混就不应该阻止。”
军人出身的孟庆仁叔叔也前去鼓劲：
“你们这小子不一般，临西县有几个对写作入迷的？他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什么虫儿钻什么木，让他写吧，这家伙说不定能成点事儿！”
父母终于想开了，对我说：
“只当是再供养你念3年书。”
为了创作的安静，我把铺盖搬进了村边的新砖房里。这是一座平顶房，父母刚盖起来，为了给我成家娶妻攒了多少年的血汗。当时没有院墙，没有门窗，房外是飘浮的黄色沙土。每一次大风刮来，我的被褥上就积存一层沙土，下一场大雨，潮湿的被褥就让我起一身泛片疙瘩。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可能被蚊子叮上一口。晚上，一起风，气死风灯也想灭，我就在矮桌上垒起一道高高的泥巴墙。寒冬来了，我呵着手、跺着脚继续看书写作。
回村半年，我的“丑事”扬遍乡里，都知道马兰村有个小青年，大学没考上，还不务正业，他的爹娘都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得由着他。走上大街，我遭无数白眼，人人戳我脊梁。有人说：
“谁摊上这么个孩子可倒血霉了，啥活也不愿意干，还有脸吃饭呢！”
有两位年长者竟指着我的鼻尖讽刺：
“小猛，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家？没一个有文化的人，哪个成器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影儿。屎壳郎能造蜜还要蜜蜂干啥？告诉你吧，像你这样的人家，想成事，不得等到祖宗坟上冒青烟儿啊！”
就冲你们看不起人，我偏要长志气。你们以为挖苦我就能使我放弃追求吗？恰恰相反，你们的落后和愚昧更激发了我干出名堂服众人的决心。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
终于，江苏《少年文艺》寄来的5元稿酬通知单和两本样刊，改变了村民的目光。“孟繁猛”，是这3个字，“马兰村”，也千真万确的是临西县的这个马兰村。有人问：
“是不是他呢？”
有人答：
“那还假了！”
于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诞生了，我成了小村人议论的焦点。
紧接着，我的通讯稿件《刘宪玉不赚昧心钱》、《春秋二十七    板报日日新》、《蔡辛庄人发了豆腐财》等，文学作品《洪州城·杨文广·天佐墓》、《孙楼的传说》、《三羊毛奶奶》等陆续发表在地区机关报《邢台日报》上。
我想谋个工作，就去找先前找过的县文化部门的一个大官。当初他曾说过，你没作品发表没人用你。这次我是带着报纸和杂志去的，可他说：
“光这些一篇一篇的小豆腐块没大意思，等你以后能出书再说吧。你看威县的董凤鼎，书一出，老婆孩子都农转非了。”
直到后来我出了自己的作品集又去找他，他竟说：
“你这本书在全国也没引起什么轰动吧，你应该在全国打响……”
假如他是真心对我严格要求，也未免太苛刻了吧！全县就我一个人出了书，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报刊都发表作品了，难道连个临时工都安排不了吗？无非是我一没关系后门，两眼乌黑，二是没钱送礼。
后来，县上有位同情我的人说：
“你心眼太死了，你那么能干，送点礼就能找到工作。”
的确，我心眼死得很，简直想都想不到还要送礼。
那次，我去姚楼乡西段村采访振兴罐头厂厂长张善成的事迹，正赶上乡里的妇女主任朱桂成去取“六一”儿童节捐助款。朱大姐告诉我：
“咱们乡里的人都为写材料上愁，正好缺个报道员，文化站也没有人，你干正合适，托个人去乡里找找张书记吧！”
我托谁去说呢？我的亲戚朋友没和乡里熟的。于是，我硬着头皮亲自去找那位张书记，表示愿意为家乡贡献力量，工资待遇不讲，只要能锻炼自己就行。没想到，这位乡党委书记逢人就讲：
“马兰村那个小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让我给他安排工作，这不是神经病吗！”
天哪，要不是当时未婚妻一家理解和支持我，说不定，我这个“神经病”，如今还是光棍儿一条呢！
踏平坎坷成大道。由于我孜孜不倦地追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