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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邓颖超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