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敏

    写标语是个体力技术活，有时遇到墙面高的，手不但要举过头顶，而且还得踮起脚尖来。一天下来，肩膀酸疼是极正常的。何况咱已经是五十多岁老头子了，不像小伙子干一天累活睡一觉就行了，往往有时睡一晚并不能歇过劲儿来，唉！看来年岁真的不饶人啊。

    遇到冷天，手指会被颜料水浸的生疼，不得不写一条换一只手套，墨水顺着刷子把流进胳膊里也不足为奇。一般出行，都要带着好几双手套，那种胶质的捆绑着手指很不灵便。所以线子手套还是首选。

     今年接到写标语的活儿，首先是计划生育宣传，和以往不同的是话语柔和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话叫做“人性化”了。诸如：“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计生”、“倡导婚育新风 ，促进生育文明”、“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等。尽管仍有“打击非法生育”的强硬口气，也是在“贯彻计生政策”的前提下。再后来就是有关环境卫生和党建的标语也都加了进来。“讲党性、比奉献、树形象、促发展”，“村庄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等等等等。

    咱上墙写标语选择的是宋体字，也就是宋朝那个奸贼秦桧创造的字体，规范的很，上墙面是其他任何字体都难以取代的正统方块字。突出了汉字的特点。看来“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也有不灵验的时候。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汉奸竟然创造出令世人称奇的字体？还要永久的延续？

    得益于对写字的爱好，上高中时咱又分在了美术班，感谢我的老师传授给我这样一门技艺，让我受益至今，“是艺不亏人”，确实有它的道理。记得当年老师带我们上墙写字，还是在风清气正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上墙写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老师从班上挑了几个写的比较好的，大家每个人写一个字，然后老师给以指点再修正，那年我十五岁。那时的教育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确创造了无数的人才，包括现在的上层领导们，多数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我们班是全校最优秀的班，人才也最多，有四十多个端着铁饭碗，有十几名局级干部。也有级别更高的，既有房地产富商，也有炒股大亨。养尊处优，风光无限。做官的做官，赚大钱的赚大钱，就咱一个草包，坚持着美术班写美术字本色，学的一门要饭的技艺，狼狈地过了大半生。有时候想想，人这一辈子其实也很潦草，得过且过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是没钱、没房、没车的无产阶级，自然无法和官二、富二的资产阶级，甚至“土豪劣绅”去比。但咱上有老父母健康，下有小子孙满堂，该有的也都有，何必非要和人比短长？

    每天骑着电三轮，迎着扑面的春风，带着一个老小工（咱家大领导）在主要干道、繁华街头，去横平竖直书写着人生，也是一种消遣。到哪都有人观看，并且所到之处人都有赞叹。很少围观。除非是小学生放学，那热闹就非同凡响了。自从“打工”这个名词出现以来，农村早已少有了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可以用人烟稀少来形容了，尤其是农忙时节，很多的村庄，你甚至走了半条街，连一条狗都难以看到。究竟靠谁来建设新农村？咱很是不明白，因为咱毕竟是草民一个，这些问题自有高人高瞻远瞩，真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还是说咱写标语吧，到哪都有人夸赞，“哇，写得真好。”“你真有两下子。”“真棒”！“这才叫有两把刷子”，“我见过不少写好字的，都带着尺子，首先打草稿，半天才能写一个字，你比他们写的都好，还快，真是又快又好，”“老哥谢谢您夸奖了。写字这活，我经常干，所以熟练。”一米见方的字，不算大字，不用再打草稿了，心中早有了布局结构。

    还有细心的走近前，确认我确实没有先画出线来，跟着我去看下一条，当他确认咱就是直接用小刷子勾出轮廓，老小工就用大刷子填满颜色，啧啧称道。当然也有很多难写的字是要多花些时间，比如,男、女、和、策等等不好摆布的，但每条标语最多就是二十分钟左右。

    磨练了这么些年，也只有上墙写字才使我有成就感。咱当然知道，其实会写好字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愿意干这脏累活罢了，跟要饭差不到哪里，身上总有花里胡哨的颜色点子，风里来雨里去，面黑手垢，头发又锈。原来咱领导说咱干啥都带着样子，经过这些天的跟踪，才明白这个道理。干啥像啥才能把事儿做好，墙旮旯下冷不丁踩上一脚狗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领导笑咱，恁吗大两眼连狗屎都看不见，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上墙想的是要怎样写好字，至于脚下就不计较了，这才叫“投入”。她似懂非懂的笑笑。

     老小工虽然跟着咱受了不少的磨难，但跟着咱听到这么多赞誉，似乎也风光了不少，唠叨也少了。

    写标语也算是一项技术活吧，遇到平整的砖墙，就得心应手啦，横的竖的砖缝，是最好的直线，可以参照，水泥抹的墙面，把横竖画直就是技术，遇到有些厂房的外墙，水泥抹得砖缝凸凹不平，一天磨秃几只刷子也很正常。无论如何说，它充实了咱生活，也让咱和咱的领导体会到别人为之叫好所带来的那份虚荣心的满足。有时候我还傻想，要是有个上墙写标语的竞赛，咱或许敢是个“牛人冠军”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