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亮的农民互联网

我住的钟楼湾2号是钟楼后身最北面的一个院子。钟楼后身是一个广场。两侧有不宽的街道和房子。北京的门牌，一般单号在东侧，双号就在左侧。所以，2号就是“头”了。再早以，门牌是72号。那可能是民国时期的号码。72号的门牌是蓝色底白色字珐琅牌子。后来到了50年代，重新钉门牌，改成了2号。门牌改成了红色底色白字。

站在我家的门口向南看，就是钟楼。北面有一条大约6米宽的路。临路的北侧是个有围墙的院子。我们管它叫大庙。这个围墙，我小时候看它很高。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就是1.5米。不过，1.5米对一个两三岁到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很高了。因为我爬不上去。围墙对着钟楼开了一个口，有长条石做的台阶。大概有七八级。上了台阶，正对着一个门。那是大庙的旁门。旁门很高大。门，油着红色的油漆。门槛很高。是用整根木头做成的，很结实的方木。这个旁门经常也是紧闭着的。我小时候常常从门缝里看里面的院子。记得院子是空落落的。院子的地上铺着灰色的地砖。很少看到人，地砖的缝隙里长出了草。偶尔发现门开了，居然没关上，就小心翼翼地跨过那高高的门槛走进去，刚走进几步，就被里面的人发现了，大声地轰我们：“哪来的小孩子，出去！”吓得我飞快地跑。

顺着围墙向东，是大庙的正门。正门是很威严的一座拱门。可拱门对面的围墙没有开口子。看意思是不是真正进出的门。正门的对面，有一道影壁。我家就在影壁的后面。影壁是我家的围墙。顺着围墙再往东，是一个小门。那小门就不是大庙了。是大庙旁边的一个类似胡同的长长的院子。院子里住了很多的人家。有时，我也随大人到那里作客。

大庙围墙到大庙的院子，期间有七八米宽。种了一行很大的槐树。这七八米的地方是我们夏天乘凉的福地。在小孩子的眼里，那是很大的一块地方。因为很少有人来，地上的地砖长满了青苔，薄薄的，很是滑腻。石头台阶的缝隙里从苔藓就比较大，跟小草差不多。我拿放大镜看过，真的好像草，有叶子。

夏天，槐树上的知了（我们叫季鸟）不停歇地吱吱地叫。小时候很想用竹竿粘上粘胶粘季鸟。个子小，没成功过。有几次眼看着靠近了，它还飞了。很丧气。槐树上还长了像小蚕一样的肉虫子，也会吐丝。虫子顺着丝挂下来。微风吹过，一晃一晃的。我们叫它吊死鬼。一个不小心，吊死鬼掉到脖子里，凉凉的，让人吓一跳。不过这种事发生得并不多。我们夏天还是很愿意到那里乘凉。

有时候，晚上有人在围墙外面烧纸人、纸马。我听大人讲，那是谁家的老人去世了，在办“结三”。似乎是去世第三天給逝者送东西吧。烧的东西有制作很精美的车。有纸做的驴、马驾车。有陪送的纸人。驴马都涂了颜色，就跟真的似的。人也是彩色的。有的还有辫子，有的有帽子。脸上画了眉眼，脸颊涂了淡淡的红色。栩栩如生。纸人手里拿着幡。就一种小旗子似的东西。有的拿了哭丧棒。那是一根棍子上缠了很多撕开口的纸，就像芝麻秸。好像那时候没有兴什么花圈。

办结三的仪式是很隆重的。有时候有和尚、道士。那时候我也分不大清楚。就记得都穿着长衫。他们鼓起嘴巴用力地吹着唢呐。有的敲鼓。有的打八音锣。八音锣，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架子，分了好多的格。每个格里都有一面小锣。击打的人，按照某种节奏分别敲打，发出不同的声音，很是好听。还有的人拿了手钟，像小铃铛一样的东西，撞击。这些不知道是和尚还是道士的人也大声地唱讼。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唱讼什么。逝者的家属在这一片唱讼和锣鼓唢呐交织的音响中哀哀地哭。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孝服。看起来也怕人。

不多一会，一切仪式走完了，就开始烧纸人、纸马。火点起来了，很快就变成了大火，稍微近一点就觉得炙热。那时候，仪式应该是结束了。火还没有烧尽。我经常是拿了木棍过去拨。很热。

到早晨，那里的灰烬不知道被谁都清干净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结三，不多见。倒是晚上可以在门口看火烧云。关于火烧云，后来上小学的时候读过课文。我那时觉得，就是我在门口看到的那个样子。写得也没什么了不起。

夏天下过了雨，可以在门口看到彩虹。看到彩虹，就赶快跑回家告诉妈妈，让她也来看。

大庙的围墙外面，有时候还卧了骆驼。经常是三四只一起的。骆驼卧在那里不停地嚼。也没见它吃什么。心里觉得很奇怪。到大了才知道，那是反刍。听说，那些骆驼是从张家口来的。驼了货。我不记得它到底驼了什么。只是记得它们卧在那里一个劲地嚼，嘴里还流出了白色的泡沫。我摸了摸，毛很粗。骆驼也不理我，继续嚼。

大庙和钟楼之间的小广场是孩子们玩耍奔跑的地方。那是儿童的乐园。女孩跳皮筋，踢键子。男孩斗蛐蛐。拿了自己织的网捉蜻蜓（我们叫它“老流离”）。一边捉，一边唱“老流离，飞过来！”。其实老流离也不听小孩子的指挥。但是小孩子还是这样唱。夏天的时候，那里也经常有卖云豆饼的，卖西瓜的。有时候还有卖糖人的，卖棉花糖的，卖糖葫芦的，卖香瓜的。

记得还有走街穿巷收购东西的小贩，手里拿了一个小鼓，用一根细细的竹棍嘣嘣嘣地敲。我们管他叫敲小鼓的。那些人穿长衫，他们一般是收购银元。收了银元，为辨别真假，就用手捏着边（应该是拿手做“卡”住的式子），用嘴猛吹。然后放在耳边听声音。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科学。

这个大庙到底是谁的庙，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印象中好像家长说，那不是庙，是满清遗留的太监住的地方，叫娘娘庙。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上初中，那里就被改成了街道工场（叫工厂，似乎有点高抬了，无非是组织家庭妇女做些手工）。我那时长大了，很少进去。但印象中确实没看见什么佛爷供在那里。也许就是太监的居所吧。只是不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还有没有太监活着了。

现在的大庙，建筑仍在。这次拆迁复古，没有动。不知道将来市里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小广场也恢复了。在铺地，现在还没有完工。

钟楼湾印象（二）

钟楼后身的小广场经常有卖东西的小贩。到那里的都是行商，没有坐摊。卖云豆饼的要吆喝：“烫手～～热！烂得来～～云豆！”这吆喝要分成两句，四个音节。“烫手”的“手”字和后面的“来”字都拉得很绵长。那个“热”和“云豆”却短促有力。听起来就恳切、真诚。起码我听起来就觉得，那真是热得烫手，云豆也肯定绵软。卖云豆饼的往往是用一个手推车。上面放了一个大大的箩筐，上面盖了厚厚的棉被。棉被揭开，热气腾出，直扑人面。心中不禁想“果然是个热！”卖的人用勺子挖一勺，放在一块豆包布里，立刻盖上棉被。然后，把豆包布紧紧地拧成一个球，再拍扁，压实，打开以后就成了一个直径七八公分、厚不足一公分的饼。在再上面用洒盐的小瓶很用力地甩，洒上细盐。因为那瓶子盖上的小孔实在是太小，洒出来的盐并不多。可是，看起来那么用力，就觉得很认真，很实在。现在想来，那带有舞蹈性质的动作就是现在所说的做秀。一个云豆饼，是两分钱。吃几口就完。兴致还没尽。所以，到现在还在想它。

冬天卖萝卜的，也要吆喝。词语是“萝卜赛梨。”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用萝卜雕刻的花。样子非常像菊花。当然是像那种短花瓣的菊花。萝卜的皮，薄薄的散开，就像叶子。卖的时候，要问客人是不是切。如果要切，就用刀把皮切开，一瓣一瓣的，并不脱落，然后从上到下纵向切几刀，横向切几刀。这个萝卜就成了一根一根的，直接掰了吃。切的时候，那萝卜咔咔地响，听着就脆。

前面说的敲小鼓的，那是不吆喝的。进了人家的门也不说话，就是一个劲地敲。家里的主人听到了，就会出来说“没什么卖的，您走吧。”这敲小鼓的仍然不说话，低了头，走了就是。

有的小贩是又吆喝，又有“招客来”，一种道具，做招揽客户的工具。典型的就是磨剪子的了。他要吆喝“磨剪子来～～～抢菜刀！”声音也是分成两个音节。悠长，果断。他的道具是一串铁片。用手颠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别小看这东西，发出的声音真能传到院子里、房子里，把客人招来。他的工具是一个条凳。上面固定了磨刀石。有水罐。但，磨的时候要客人自己从家里拿水出来。这个景象在样板戏里表现得很到位。不过我家是不会去找他磨刀的。因为，我家的刀都是我磨。这个以后再写。

卖菜的，就是用平车。这种车，比马车小，比手推车长，也宽。有两个轱辘，前面有两条腿。车停下的时候，这腿可以和轱辘一起支撑。车上面放了各种菜。卖菜的也要吆喝。这个在侯宝林的相声里都有表演。那个表演很真实，就不说了。

记得卖菜的有这么一件事。那时，我母亲也就是四十五六岁。我上高中了。她出去买菜，回来跟我说，“这卖菜的叫我老太太。”意思是“我有那么老吗？”其实，那个时候，妈妈真的不老。可是对她来说，这称谓，打击不小。同一时期，我也遇到一件事，却是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那是我十五岁的时候。刚上高中。嘴唇上长出了小胡子，软软的，绒毛一样。我坐公共汽车。汽车一启动，人就要摇。我旁边的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发牢骚说，“你们男人就不知道照顾人。”当时我还没反映过来那是指责我没扶她。后来才知道是说我。我心中震撼了一把：“哦，原来我是个男人了！”

鼓楼后面，钟楼前面是一个广场。那里卖东西的主要是坐商。广场几乎遮满了棚子。有的还是比较正规的建筑，那就是理发店。理发店的墙上，高高地有个木质的小平台，上面放了一架收音机。那收音机总是开着，播放着戏曲。理发店旁边是小人书店。那也是一个小屋。屋子太小，只能勉强够店主住。来看书的小孩就坐在店家预备的长板凳上。板凳很长，大约有两米左右。实际上，长短不一。有的还缺了腿，用砖头支着。凳子很低，够小孩坐就行了。凳子一排一排，总有五六排的样子。就这，也经常是坐得满满的。看一本小人书要一分钱。那时家里不固定給零花钱，要看书，得现要。好在家里也不怎么刁难。从那里我得了不少的知识，到现在还在用。你看，这一分钱花得多值！

小人书铺的南面是一个大棚，里面是说大鼓书、说相声的。这里也是一排排的凳子。那凳子就高了。那是給大人坐的。前面几排有桌子，可以卖茶水。我很少到那里听书。年龄小，还不懂这个。

再往南的棚子，就是卖菜的了。和现在的农贸市场差不多。

大棚的南面就是鼓楼的南门。那时，在南门边上有一口巨大的铁钟。现在想，也足足有三四米高一米五径园。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钟的旁边就是卖蛐蛐的。都是小摊。地上放了各种蛐蛐罐。有陶的，有磁的。大的，直径有二十公分。小的就七八公分。买了蛐蛐就用一个纸做成卷，两头封起来。现在这个东西我还会做。不过没人用了，孙子都十四了。还有卖捉蛐蛐的罩子。

那是我很爱去的地方。蛐蛐罩子很贵。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反正我买不起。不可能跟家里要钱买这个。但我看了，似乎自己也可以编。犹豫很久，还是跟妈妈要钱到鼓楼东大街的“山货屋子”买了一些细铁丝，自己动手编。后来居然编成了。虽然不是那么周正，也是很得意。妈妈也很高兴。有了蛐蛐罩子，当然就要出去逮蛐蛐了。这个，以后再说。在院子里也有蛐蛐可捉。蛐蛐藏在墙缝里，很不好捉。

卖蛐蛐的摊子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小木屋，那形状就跟现在站一个人的岗亭差不多，可能还要小。里面住了一个瘫子（残疾人）。他的手可以动。脚、身体都动不了。很是可怜。那时看了，除去觉得可怜，还觉得很可怕。瘦瘦的，脸色灰暗。他也卖蛐蛐。可能是二道贩子。看神情，倒不沮丧。有时还气势汹汹地和别人吵架。估计那时也有政府救济。顺着鼓楼往东走，有时有摆地摊算命的。地上铺了一块布。画了八卦。放了签筒。我记得有一个算命的挂了招牌上写：“佟铁嘴”。时不时也有人光顾他的摊子。

总之，钟楼、鼓楼那是很热闹的地方。

   （作者高宏道，北京人，现年76岁，是我的维权律师，高级知识分子，记得他说过属虎，应该和我父亲同岁。我们的合作已经4年了，非常愉快，他不仅是我业务上的老师，更使我生活人生方面的益友，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现将他的文章粘贴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欣赏，希望大家点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