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付珍的农民互联网

我的家乡在信都区与沙河市交界的烽台垴脚下，父亲那一辈共有弟兄六个，一个姑姑，父亲是老剩孩子。我从小就经常听父亲和四大爷、五大爷讲述我们家与日本人的仇恨，因为大大爷和三大爷是被日本鬼子活埋的。

那是1942年的事，侵华日军不仅占领邢台城，还在羊范、土岭、谈话、李梅花等地建立很多据点、炮楼，对山区实行两道经济封锁线，将战斗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和抗日群众困死在山里。因我们家里人口多地又少，加上连年旱情和日伪军进山扫荡，生活十分困难。而我们村任姓的老祖宗就是羊范镇伍仲村的，到老家打短工，人际关系比较好处。大大爷和三大爷也都是20来岁的壮汉子，麦收刚过就去羊范一带给人家锄地去了，一直干到秋庄稼锄完三遍。回家时，顺便买了点盐，路过喉咽村被站岗的日伪军抓住，非要说是八路军侦查员。因为日军对山区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经常吃不到盐，同时扣住的人很多。俩大爷再三辩解和找来熟悉的人担保，也无济于事，不仅将他弟兄俩所带东西没收，还硬是活埋于东坚固村东。据说，那一次日本鬼子枪杀和活埋了不少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大喊大叫，日本鬼子一边埋一边狞笑，拿活埋中国人而取乐！至今还有万人坑的地方。全家人一直等了半月才得知遇害的消息，爷爷、奶奶因悲伤而大病一场。

家庭顶梁柱没有了，憎恨日本侵略者的家仇有了。“要报仇就得参加八路军”，一家人都同意出一个人去参军。二大爷身体不好，需在家料理家务，我父亲和五大爷尚小，只有四大爷任长青最适合当兵去。于是就到相邻8里地的道沟村报名参加了八路军129师二团。在道沟村集训时，生活条件很差，粮食供给经常断顿，不得己，四大爷还得跑到我老姑家找东西吃。

在道沟村训练两个月以后就开拔前线，先后转辗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有一次，在临城县山区攻打一个大据点时，为了阻击敌人增援，首长命令他带领一个班战士趁夜在敌人必经之地埋伏下来，骚扰其不能行进。有四个新兵很害怕，趴在石头后面不敢动，生怕被敌人炮弹击中。四大爷毕竟是位老战士，嘱咐新兵们不要怕，听到子弹声音是嗖嗖的，说明离我们这里远。听到子弹打到附近地上是噗嗤的，说明离我们最近，还给新战士讲了许多化险为夷的故事，增强了他们战胜日本鬼子的信心。等到后半夜，听到敌人增援部队从沟底下过来，四大爷率先扔出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把鬼子队伍打乱，战士们既打枪又扔手榴弹，炸得鬼子队伍鬼哭狼嚎。待敌人组织反击时，战士们早已撤离。就这样沿路不断受到八路军阻击，使敌人没能到达增援地点，八路军将这个大据点顺利拔掉，缴获四大马车武器弹药，还消灭日伪军40人。为此，四大爷得到团部奖励，奖品是一个军帽内衬。

后来他到团部特务连通讯班当班长，一直听从安团长调遣。安团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红军战士，打仗很有智谋，对人和蔼可亲。在埋葬攻打石头庄炮楼所牺牲10名战士的追悼会上，安团长亲自戴孝拉灵，开会地点就在我们村附近的庙会地——古墓岭，参会的好几百人都泣不成声。可惜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南下到河南安阳一带，安团长乘坐的吉普车被国民党敌机扔下的炸弹所击中而牺牲。埋葬在古墓岭的战士遗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两座，每年清明节附近干部群众都来烧纸祭祀，再后来也被安葬在烈士陵园了。

四大爷的部队来到山东省境内与日寇作战，邻村靳沟村韩景雷在战场上被炸得头尸分离，他含着悲痛将尸体运回来，在家稍住几天就返回部队。他说战场上没有眼泪，因为牺牲是最平常不过的事。

1946年在破袭金乡县城时，整个战场胜局已定，团部人员大部分已转移到新指挥部的地方，这时，敌人还以为指挥所还在这里，打来三发炮弹，其中一发落在院内，团部首长都走了，剩下未撤离5名人员中，他左腿被击中炸成重伤，其他人员牺牲。医护人员给他简单包扎一下就抬往新的地方。当然新转移地方啥也不就绪，把他安置到一间屋内就都去忙医院设备安装了。这一耽误就是一天，饭也吃不上而伤口痛得一直呻吟喊叫。第二天一大早，他听到院内走动的人说话声感到好熟悉，就大声叫起来。原来是曾经打过交道的支前民工，这才赶紧转往医院治疗，落了个终身残疾，特别是左腿粉碎性骨折，全靠拄着双拐行走。他常说，我瘸不瘸总算还活着，享受着国家补助，可安团长和其他战士们都没有了生命。

1980年前后，上级有关部门和民间组织三次到我家调查统计被日本鬼子枪杀人员信息，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后来就没有了音信。每年清明、寒日两个上坟节，我都在坟边一个小岔道给死在外地的大大爷和三大爷烧上一些纸钱，明知不顶事，但不烧就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长辈，烧了心里就轻松踏实。四大爷因伤残行走不便终身未成家，1987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