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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博文首页 >> 查看zhaoxiaoguang发表的博文 资深村主任吁请修法保障农民权益[2010/3/16 18:52:00|by:zhaoxiaoguang] 
| 5年前，乡亲们的700多张选票，把29岁的龚占英推上了村委会主任的位子。5年后，这个由村民选出的带头人，还没有拿到村里的公章，也没见过村里的账本。 曾被寄托中国基层民主理想的乡村选举，如今面临什么样的窘况？2010年两会召开前，龚占英等4个省的7个民选“村官”自费到北京，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也关注中国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艰难现实。 对话龚占英—— 权利不是天上掉馅饼要自己去争取 记者：当村主任5年了，你说自己只是个名义上的村主任。现在还有劲头吗？ 龚占英：有时很无奈。当村主任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结果我光维权了。大家都劝我，这样又做不了事，随便做点生意什么的，生活也比现在强。 可我是经过思考的，我觉得我这样做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村民们希望我能做事情，带来一些具体的实惠，但我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拿到公章，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也是为他们做事，只是他们有时不理解。 记者：还会坚持下去吗？ 龚占英：虽然有时也感到喘不过气。不过多想一想，就捱过去了。我就是想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这些发生在我的乡亲身上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 记者：但现在选你的人，已有些灰心了。 龚占英：实际上我也快灰心了。因为我对不起那几百张选票。别人也说，你咋活得这么累呢。当初全村人有委屈，没处申冤，把我选上了。至少我没有同流合污。 记者：这些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龚占英：就是当选之后，上级这种干预的压力，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完全颠覆了我的思想。 记者：以前是什么思想？ 龚占英：以前觉得，不管法律上，道义上，人之常情也好，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镇政府就应该支持我，没想到这么难。 别人说，你不是玩政治的人。我说我就不是，也不愿去玩政治。我就是村民中普通的一员。有些人建议我和政府靠近些，前途无量，我说，那是别人眼里的前途，和我想的不一样。 记者：一些人认为基层民主做不好，包括出现贿选等现象，是因为农民素质不高。 龚占英：我觉得外面的人，真正了解农村的不多。虽然因为基础教育不好，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但素质也是环境造成的呀。看你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给他们。我们村刚开始选举时，他们不看重自己的票，后来经过真正的选举，他们就知道，卖了选票，等于把自己卖了。 乡村选举为什么出现贿选？一个重要问题是村民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两个候选人一样“黑”，并不想为村民办事，那谁出的钱多，村民就选谁。 记者：你觉得乡村民主的出路在哪里？ 龚占英：拿我们村庄来说，打个比方，全村人的东西都在这个锅里，拿勺子打饭的，就是村支书一个人。他的权力是谁给的，谁来监督他的权力？ 现在镇上和村上的利益纠结，主要是征地款。我是民选的，如果光听上级的话，就违背了老百姓的利益。但书记是上级指定的，他们就可以控制。 如果选出一个正直的村主任，会认真地对待自己手中的选票，但如果选上后，他变了，不为你负责了，怎么办？如果老百姓把自己的民主权利寄托在一张选票上，那这个民主权利还是要被架空的。所以，还是要让村民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村庄的管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告诉村民们，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争取，别人不会主动给你的。 “我想不通，为啥要把村主任叫村官呢。‘官’和民主制度不是矛盾的吗？”躺在火车上铺，龚占英像是在给记者说，又像在喃喃自语。 这是3月3日，全国两会召开的第一天，34岁的龚占英从北京返回大同。虽然常坐火车出门，但这位当选5年的女“村官”是生平第一次坐卧铺。在她眼里，61元的车票，也够贵的。 自费进京开“新闻发布会” 作为山西省大同市西骆驼坊村的两届民选村委会主任，龚占英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有名的“上访户”。2月底，“两会”即将召开，龚占英又悄悄出了门，独自去了北京。至今未婚的她，这次，“给我妈也没说去哪了。” 龚占英看起来有先见之明。2月25日，当她和来自全国另外3个省的6名“民选村官”碰头，准备他们第二天将召开的“关于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意见”的新闻发布会时，电话打来，另外几位民选村官，包括发起这次“自费进京新闻发布会”的山东农民崔祥联，被家乡警方以各种理由，软硬兼施，要求立即回家。 压力太大，其他5名村官连夜坐火车回家了。7个人中唯一的女性龚占英却没有走。2月26日，她和另外一名河北村官王成厚继续“新闻发布”。她说：“我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主任，是基层的实践者。我也是公民，要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我有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光明正大的。”说这话的龚占英，厚厚的嘴唇有些干裂，朴素的衣袖有一角快磨破了。这名在5年前被村民高票推选为村主任并两次连任的女村官，因为得不到镇政府的支持，村委会被村支部“架空”，至今连村委会的新公章都没摸过。 村里的地被征了几次，作为村主任，龚占英连自己家的土地是怎么被征的都不知情。 “我对不起乡亲们投给我的700多张选票。”3月4日，低头走在冰雪泥泞的乡村土路上，龚占英说。 在她身后，就是西骆驼坊村。一排排低矮的民房匍匐在黄土地上，在那里，正上演着中国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举步维艰的窘迫一幕。 “没人在乎他们的权利” 西骆驼坊村位于大同市东边。这里土地平整肥沃，全村2300人，有4000多亩良田。村子是1960年代修水库时迁到这里的，因为是移民村，一排排的平房规划齐整。这里也是大同市的黄花菜生长基地。每年出产约25万公斤的干黄花菜。黄花菜的价格挺好，对很多村民来说，这是他们种地唯一可能获得的稳定回报。 和许许多多位于城市边缘的村庄一样，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发展规划，也使已纳入“大同市御东新区”的西骆驼坊村面临无可避免的“卖地”命运。 出生于1976年的龚占英，原本和村庄很疏远。当年她初中毕业就去了城里打工。在县城学电脑，学平面设计，勤奋好学肯吃苦，过个安稳的生活看起来并不困难。 2004年“五一”，家里叫龚占英从城里回去“相亲”。也就在这时，西骆驼坊村发生了一件大事。此前，村民们因“得大”（得胜口-大同）高速公路涉及到的数百亩土地被征，而相关的补偿“不清不白”，便拦了施工车辆，和警察发生冲突，事情“闹”大了。 村民们开始维权。龚占英也无法回避地参与其中，因为她的父亲、哥哥，就是为村民维权的“积极分子”。那段时间，龚占英积极地寻找帮助，包括到市电视台求助舆论监督等。 2005年5月28日晚，大批警力进入西骆驼坊村，一位副市长现场指挥。两天内，村里38人被带走，龚占英和父母也在其中。龚占英在第二天被放了出来。她的父亲和另外几个村民，则在5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候审”。 龚占英这次没有再回城。她去北京寻找律师为被抓的村民辩护。5个月后，检察院撤销了对村民“妨害社会秩序”的起诉，被抓的村民陆续放了回来。 龚占英决定留在村里，不去打工了。因为“年轻人都逃离村庄了，没有人关心村子。老人们又没能力面对村庄的问题。”“农民太弱了。自己的东西被人拿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在乎他们的权利。我不愿意就这样逃到城里，离我的父老乡亲远远的。”龚占英说。 起诉镇政府 民选村官讨公章 2005年11月23日，西骆驼坊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 “村里的账务一直不公开，又因为征地的事情遭打压，全村人憋着一口气，有冤屈没处诉，所以想选出一个人，真正为他们说话。”龚占英回忆当时的情景。 选举前，龚占英家先后来了九拨村民，乡亲们请龚占英答应参选村委会主任。龚占英答应了。 选举采取每人一票的“海选”，大约1300多张选票，龚占英并没有进行承诺演说等，却得了700多票，以绝对优势当选第七届村委会主任，任期3年。选举后，大同县民政局和镇政府还联合给她颁发了一个“当选证”。 “选举前，我们把村里的大人娃娃全‘捋’了一遍，就发现她合适。大伙儿能选她，是因为她是个‘清水鸭子’，她一家人都正直，至少不会贪污。”村民龚永其回忆。 当选后的龚占英，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的现实困境。事实上，在选举期间，镇上就已任命了村民魏世军作村支部书记，魏世军当时甚至不是正式党员。2010年3月10日，魏世军对本报记者证实他被任命为村支书时，刚成为预备党员。 但这并没有影响镇政府对村支书的全力支持，以及对民选村主任龚占英的“不满”。当龚要求对原村委会的公章、账务等交接时，镇领导告诉她，以后村里的工作由村支书全面负责，你就听支部的好了。原村委会公章，一直由村支书指定的原会计掌管。龚占英去要，对方说：我挣的是书记的钱，书记不发话不能盖章。 龚占英憋着一肚子的委屈。2006年，在一次去盖章时，龚占英从原会计手里抢回了村委会的公章。 但两个月后，乡上以更换新公章的名义，刻了新公章，直接交给了村支书。而龚占英尚不知情。直到第二年，村委会和承包人打官司时，在法庭上，龚占英才知道公章被换了。 雄心勃勃要为乡亲们办事的龚占英，还没有为大家办事，就开始维权，为的是要求村委会正常的交接。 多次反映没结果，龚占英起诉了镇政府，要求镇政府主持移交。法院没有受理，却让她和镇政府的关系更僵了。 支持者和反对者 2009年3月，村里又一块土地被征。这次，依然是村支书和镇上说了算。村民们对如何被征、补偿情况等仍是一无所知。在征收这块地时，村民们所见到的唯一的政府文件是一份贴在村里的公告，口气严厉地要求拆除被征地上的建筑、庄稼等。 在未见任何补偿说明时，施工方已来量地，龚占英这次带领村民拦了施工的车辆，要求看相关的“红头文件”。最后，镇上的领导赶来了，临走，拉着脸撂下话：“过三天后给你们补偿款！” 至今，村民们只拿到了每亩18500元的补偿款，全村还有100多万补偿款去向不明。 3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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