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修德的blog

     纪念改革开放40年

                        一分钱瓣成两半花

1963年洪灾过后，我就从俺的大家庭里分开了吃饭，我的小家也成了经济实体，“财政部” 只是个空壳壳，没有财政收入，但有必要的财政支出，这些支出再不能靠爹娘发愁给解决了。

自留地种了些韭菜，家里的一切开支都要靠它们了，韭菜成了就割着往南乡串村卖，因他们那里没有水源，不能种菜，但是去那里卖韭菜，都是论鸡蛋的，一问就是一个鸡蛋多少菜，不知道钱是咋着花的。他们那里有个顺口溜：一年糠菜半年粮，母鸡屁眼是银行。如果推小车去卖菜，就得带上夹篮子（一种柳条编的长扁形篮子专门往小车后面的夹缝里放的），换了鸡蛋放在这里烂不了。我的韭菜长的好，串村卖不了好价钱，往往因为想多卖个块二八毛的就得骑车去赶集或是到邯郸、峰峰等有工人挣钱的地方去卖。

那一年，二茬韭菜长成后，正赶上五一劳动节，头天午后割了一畦，第二天去邯郸卖，到农贸市场一看，都赶上了五一，我一看行情，感到是隔墙扔帽子——不照头。收拾一下就往峰峰矿区走，一路上坡，赶到峰峰将近中午，还是菜多买家少。没解车子，买了两个仪价（不用粮票，就是贵些）馒头吃着骑车往北到了红山铁矿家属院。解开麻袋口，韭菜已经发热，不能再闷着了，找了个背阴处把它掏出来往墙根一栽，齐刷刷的绿油油地倒也很好看。一会功夫围来很多家属，不到天黑就卖完了，还是两个仪价馒头，骑车吃着往回赶，路过武安县路边有小饭馆，一毛钱一碗鸡蛋汤也舍不得喝，晚上9点多钟赶回了家。

有一年，五月单五端午节韭菜长成了，心想这是个好节令——端午节，早起驮了两麻袋韭菜直奔东南，路过未家寨、吴良寨没停，到了肥乡县的谢家店，吆喝了几声：没人问津。骑车到毛演铺，这是个公社所在地，人口也多，可是串了两道街，只卖了十来斤。眼看不行就往南窜，到张村、牛村、孔寨，天己近午才卖了一包。剩下一包计划往回走，心想只要有人问，不说贵贱都卖。可是串了几个村，人家都在街门过道乘凉吃午饭呢，贵贱没人买，只好驮着剩韭菜悻悻回家。

钱难挣、屎难咽的滋味慢慢地品尝到了。

那些年，深秋初冬季节，基本上是场光地净了。生产队农活少了，队长管的也没有那么紧了，社员们都三五成伙地结伴去捡红薯，拾花生等，有时捡一天也能捡几十斤。我没有去捡红薯，认为那样叫别人看起来小了咱的“人架子”，好像有点丢人。在别人去捡红薯时，我也拿着铁锨背着挎篓去棉花地里刨瓜篓（一种中药材）瓜篓的根茎跟山药差不多，刨回家后去泥土切片晒干，中药里叫“天花粉，”供销社的收购站收购。有一次，我带着几斤天花粉到城里收购站去卖，走到北街被县第二医院的中医药师看见，他没让我往收购站卖，直接领到药材站，让药材站的工作人员给过称，他们全要了，说我的天花粉是上乘的，比卖到供消社收购站还多几块钱呢。说你的天花粉我们二医院全包了。这样看起来我做的这个活还很文明，也不少卖钱。

那时我的财政收入就是这样的一点一滴的集攒起来的。

既然财政收入微妙，“财政部长”就得缩紧银根，尽量的减少开支，但是必要的开支还是不能减少。比如买盐、买煤等生活必须品是不能少的。那时的生活总是算了吃、吃了算。额外的开支就必须卡紧。大女儿俊英要花两分钱买一块冰羔，从吃完早饭就给她娘这个’财政部长”“申请” ，她娘只是口头批准，直至中午下学后才在街上从那个城里提着两个暖瓶过来卖冰羔的老人那里花两分钱给她买一块，但是还要嘱咐她回家后给妹妹世英分一半。不懂事的孩子也不知道两分钱有多大，更不知道这两分钱在家里能顶多大的用。只知道两分钱买一块冰羔回去跟妹妹分着吃，这也是其他人家的孩子比不上的。你想城里的老人早晨去冰羔厂站队批发两暖瓶冰羔，吃了早饭步行五里来到南桥，有时到下午上班时还没卖完，冰羔开始融化，就得贱卖，有时一分一块都没人要，可想那时的一分钱是多大的价值和难挣。

1963年，洪水退后，入冬季节，县委候顺德书记率领县委组成的“四清” 工作队进驻南桥搞粗线条四清。根据民意调查，给南桥村办了电，从此南桥村民也用上了灯头朝下的照明设施，丢弃了千百年来的小油灯照明的历史。

有了电，大队又筹集资金买了两台钢磨，社员们没钱去磨面，大队就采取以工分兑换的方式来执行，即用钢磨磨100斤粮食须要10分工，解决了多少年来的人推驴拉走不完的磨道圈。

我和几个敢于用电的年轻人被派到了钢磨上工作，一来能多挣些工分，二来还能扫些土面回家喂猪。每年养成一头猪，不但能卖几十块钱，而且还给补助几十斤饲料。这也是家庭财政的一大收入。我在钢磨上夜班时，家里如果还有两毛钱，身上没有吸的烟，我就敢给伙伴要烟抽，因为能买烟可以”礼上往来”，如果家里没有钱，伙伴就是给烟也不抽。只要他们给烟我不要时，他们就知道我家没钱了。组长包桃就会大声的喊：“修德家又没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非要给我烟让我抽，显得穷弟们的义气。

那时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先是访贫问苦，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一顿饭是半斤粮票一毛钱，这也在我家财政收入的予算之内，一个月能来家吃几顿饭，收入多少钱，钱没进账就给它派上了用场。

穷也要有个穷尊严，买煤时，如果能买一块钱的煤，我就担着担子从前门走大街转西大街（以前叫西拐子街）到煤场去买一块钱的煤，（那时煤价是15.5元一吨），如果有人见了，知道咱一买就是一块钱的煤，觉得脸上光彩。如果只有五毛钱，我就背个挎篓从西屋开的后门去买，背着煤回家一个人都不见，也不小咱的人气。

现在我的小家在广府南桥村，也建成了二层现代化的小楼，一应家电设备齐全，做饭、取暖、乘凉全部是电力和煤气，一座屋住了五代人，共14口，上下楼八个卧室两个大客厅，按了大小7个空调，冬天也不用烧锅炉取暖做饭了。这都是党的好政策，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老两口子，每月能领3000多元的退休金。儿子以前开了个塑料制品厂，大孙子和他媳妇医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工大医院招聘，二孙子开了个快餐店，生意也很好，现在家里有小货车一辆，小轿车两辆，电动自行车六辆。现在我的重孙子和重孙女买冰羔都是挑最好的买，一买就是一箱，放在冰箱里啥时想吃就一开冰箱随便吃，再没有他奶奶那时二分钱买一块冰羔两个人分的那个时代了。改革开放40年，我家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