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台的农民互联网

 《棉花生涯五十年》文选（一）

汪若海 著

一、大跃进放“卫星”

我到棉花研究所后被安排在品种研究室。然而，第一项工作是参加青年突击队，在棉花田里放“卫星”（即特大的高产）。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浮夸风遍及全国。农业生产上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于是河南某县出现了“亩产小麦七千斤”的奇迹，湖北某地创造了水稻“亩产一万多斤”的新纪录……各地高产“卫星”纷纷上天，不仅有文字报道，还有照片为证。我当时毕竟年轻，知识与阅历有限，对这些高产“卫星”将信将疑。这么多的报上都登了还能假？但又有所怀疑，这么高的产量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在南京农学院当学生时，姑且听听，不求其解。到了棉花研究所却要亲自参与放“卫星”了。那是2亩多地的棉花，长的真还不错，水足肥多，要啥给啥。然而，天不饶人，入秋后天气变冷，棉棵渐渐衰老。很清楚，由于温度下降，光照不足，棉花必然生育停滞，产量也难上去了，这正是自然规律所致。当时，却要鼓足干劲，大胆想，大胆干。于是在“卫星”田周围打土坯，垒筑防风墙，以图阻止冷风侵入；购置大量反光镜，排列在棉花行间，以图增强田间光照，还有其他等等措施。事实表明，这些措施的功效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只是劳民伤财，根本放不了“卫星”。秋后，“卫星”田有个总结。我根据大家调查数据计算出棉花单株平均结铃为26个，可是总结上写成50多个，我马上据实提出应予改正，有关人员经请示后，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不用改，这事你不要管了。”听他一说，我懵了，一会儿又清醒过来。于是，仿佛聪明了些，明白了放“卫星”的奥妙所在。棉花“卫星”算是上了天，登了报，还有专人出去介绍经验。我想所谓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当然，这是棉花研究所建所之初，“幼年”时期的小插曲。可以理解是在当时大形势大环境下所发生的事。至今记忆犹新，教训深刻。中国社会在发展，棉花研究所在成长，我也跟着逐步前进。

（刘春台选录自汪若海先生近作《棉花生涯五十年》）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