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不过，这与农民不农民没有关系，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中、高官中、医务工作者中，主动热情地参与的，依然凤毛麟角。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遗体火化、骨灰撒入大海、眼角膜捐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遗体捐献，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和丈夫曹天钦均为遗体捐献者……2011年12月13日上午，厦门市遗体与器官捐献文化馆开馆。副市长潘世建在现场填写了一份登记表，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业内人士称，潘世建此举开了先河，成为福建省厅级高官进行遗体捐献登记第一人。
　　普通公民中也有许多人，正确认识并且实践了遗体捐献(包括眼角膜捐献)。上海居民盛宝妹不仅自己登记捐献遗体，还动员周围不少人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盛金财。2011年12月，八旬老人田晓川成为秦皇岛市第十例成功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开始老伴有些想不通，他劝她说，“死后让别人重见光明，不仅可以造福于别人，还可以让生命的价值得以延续，仿佛自己仍然活在人间一样。”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全家人全都同意。老人离世，其子田旭随即与市红十字会、视光眼科医院取得联系，医生郑重向遗体鞠躬，然后将老人的眼角膜顺利取出。
　　9，社会给予遗体捐献(包括眼角膜捐献)实践完成者以崇高的敬意，是理所当然的。
　　上海医学院校的解剖课前，教师学生要佩带白花以示对遗体的尊重。
　　198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遗体捐献工作，并在2003年3月1日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上海市遗体捐献纪念日。此后设立了全国第一座遗体捐献纪念碑，开通了全国最大的红十字遗体捐献纪念网站，建立了基金。全市6所医学院校均建立了在新生首次解剖课上向遗体捐献者致敬的制度。
　　上海市在青浦县专门设立了福寿园，园内青松翠柏，氛围庄严。2011年3月1日一场以“奉献——生命之歌”为主题的上海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在福寿园隆重举行，遗体捐献实现者家属、捐献志愿者代表及医学院校师生近千人参加了活动。
　　在北京，医学院学生的一堂遗体解剖课更是一堂伦理课，默哀30秒，向遗体鞠躬。这里没有恐惧，只有神圣。因为只有了解死亡，才能让生命之花悠然盛开。遗体进入解剖楼，除了编号外，工作人员还会尽量地补充完整志愿者的遗体信息，时刻提醒学生，这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遗体捐献志愿者虽然还没有完成“捐献”，但是他们的“志愿”行为本身已经体现了一种崇高，社会理应崇尚。
　　10，也有与这样的社会崇尚相违背的尴尬的不良的消息存在。
　　广州2010年仅有26人捐赠遗体，2011年，广州个人有千人领取申请表，201人实现捐赠愿望。捐赠遗体与临床医学的用途需求缺口相当大，只达1/10。特别不能容忍：有的捐赠遗体甚至运输费用还需家属支付！比如广州本地将遗体运到接受点，需捐者家人支付700元运费！——这样的“遗体捐献”，岂不好象意味着父母去世了，子女用点钱赶紧把老人的遗体扫地出门？实在有背天道人情！
　　上海：本文前边提到的居民盛宝妹，其父盛金财患癌症逝世，然而在遗体接受室内，当盛宝妹等家属赶来参加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发现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遗体搬运工，父亲身上只盖着一块白布，他们只好自己跑出去购买鲜花。盛宝妹事后说：对当初的那一幕，我至今心存遗憾。说实话，父亲捐献遗体不容易啊，有关部门哪怕在他老人家身上放上一朵绢花表达一下哀悼和感谢也好。希望遗体接受单位今后能多考虑家属的感受，不要伤了其他志愿者的心。
　　上述的心情和愿望，符合天道人情，而我们的某些部门和人员的冷酷，令人不解和愤怒：轮到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怎么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