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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时间:2017年09月26日信息来源:中青网 【字体:

 刘永彪在电视上看到白银杀手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静地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文|吴呈杰

  编辑|赵涵漠

  插画|晁春彬

  重启

  7月2号,本该是休息日的星期天,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却正在举办一场研讨会。用土黄色档案袋包裹起来的卷宗整齐地码在会议桌上,编号从1直到22,档案袋上潦草地标记着一些字样:排查人员指纹、外省市查证、模拟画像、附近旅馆名单。还有16本工作笔记,纸面泛黄,书脊磨损得厉害,有的甚至已经散了架,不得不用长尾夹重新固定。

  参会的民警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猎人隐匿在森林。办公室外,挂着块方正的牌匾—1995.11.29晟舍凶杀案专案组。在湖州,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个案子”,也是建国以来湖州发生的最大命案,死者4名。但对民警们来说,这则是一场跨越22年却始终毫无转机的追凶之旅。

  直到现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民警们重新看到希望。一年前破获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凶手高承勇的一名远房亲戚因违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样,甘肃警方通过Y-DNA染色体检验,发现城河村高氏家族有作案嫌疑,直接抓获高承勇。在湖州警方的档案室,也仍保留着含有22年前凶手唾液的烟头,研讨会召开时,警方已经从其中提取出了凶手DNA。

  45岁的陈红跃在湖州市公安局一间安静且闷热的会议室向《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那时他还是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侦查员,碰上这么大一个案子,“那时候心里很震惊的”,那个充满血腥气的房间里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专案组里55岁的严关炳,当时是陈的顶头上司,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队长,相较之下,严显得十分沉稳,到达现场后,他立刻戴上口罩和手套,打开工具箱开始收集物证。

  那是一栋暗绿色的三层小楼,位于湖州市织里镇最繁华的晟舍新街上。门口手写着“闵记饭店旅馆”六个黑字,又用红色油漆描了一遍。案发地包括闵记旅馆203房间,体型魁梧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仅着内裤俯卧在床上,房间内的另一张床上,旅馆老板老闵被反绑住双手,嘴里塞了一块毛巾,隔壁的202房间,旅馆老板娘半坐半卧,被子还好好盖在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

  只不过,4人的面部都有些难以辨认了——他们的脸都被钝器狠狠砸过。陈红跃回忆,当他们到达现场时,由于天冷,床单上的血迹甚至还没全干。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上:22年来的卷宗依然保留完好下:22年前的工作笔记(警方供图)

  痕迹

  严关炳是一流的痕迹鉴定专家,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前两年,他还发表了一篇《3种常见皮革制品及其制品痕迹检验初探》的论文。大部分谋杀者总爱穿戴皮革制品—无论是皮鞋、皮衣还是一只掩人耳目的皮箱。这个小漏洞能帮上不少忙,皮革制品不宜洗涤,长期使用后表面具有粘性,更容易在现场留下痕迹。

  在湖州,严关炳有着“鹰眼警探”的称号。他头脑敏锐,体格清瘦,还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22年后,面对《人物》记者,他依然能精准地回忆起每一位证人的证词。

  和其他的旅馆客人相比,一名姓毛的桐庐商人格外“刻骨铭心”。问询情况时,他显然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闵记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旅馆,每次来织里我都是住这家……本来我是住在203的,老板说三楼几个房间都是桐庐人,你不如和那个山东来的大块头于峰换一下,你这个床位让于峰住。然后昨天晚上,于峰就被杀了。”

  原来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严关炳记录了下来。

  严关炳还回忆了服务员小丁的笔录:

  “203除了于峰,还有两个一起来的客人的,他们说自己是浙江衢州的,但我自己是安徽人,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和我家乡人比较像。

  11月28号的下午1点左右,他俩入住旅馆。放下行李后,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让我端到房间里,还给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杯子。”

  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严关炳早就注意到,两个床位之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陶瓷杯。在紫光手电的照射下,他撒上铝粉末,再用柔软的毛笔轻轻拂去,发现每个杯子各有一套指纹是四指并拢的形状,且反复移动了多次。指纹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那两位旅客。

  除去指纹外,踩在地上一堆衣服上的一个鞋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鞋印的花纹呈六角菱形状,在周边的服贸市场从未见过。无论是民警还是报警人,走进房间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过衣服,脚印只有可能是凶手慌不择路时留下的。

  203房间地上还留着不少烟头,严关炳数了数,共有26枚。其中有一个香烟盒格外引人注目,金灿灿的包装上印着红色的品牌名:盛唐。这不是一个大众的牌子,产自安徽芜湖卷烟厂,一般只在皖南地区比较常见。尽管那时还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烟头上的生物信息做出鉴定,但警察还是小心翼翼地收集并保管了全部烟头。

  案发后的那天清晨,两人没结账就离开了。

  事后推测,这大概率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两名凶手应该是先对同房间的于峰起了歹意—他死亡时处于静止状态,应是在睡梦中被杀的;但他们忽略了于峰缝在内裤里的6000元现金,因此并未搜刮到多少钱财,于是转而以结账的名义将老板骗至203(服务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喊老板结账的声音”),把还带有于峰血迹的毛巾塞进老板口中。最后遇害的才是202房间的老板娘和孙子。

  对一个12岁的男孩痛下杀手令人费解,可能的原因是,“在杀老板娘的过程中,这个小孙子声音响动或者也醒了过来。”

  见过这两名旅客的目击者形容,一人40岁左右,1米65上下,体型稍胖,长着一张大圆脸;另一个年纪较轻,1米8,眼睛细长,戴着鸭舌帽。戴鸭舌帽,恰恰是安徽一带的惯常打扮。糟糕的是,在信息技术尚不普及的1990年代,监控是个稀缺品,这家旅馆也没有严格执行住宿登记的制度,“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会允许他住进来。”对这两名“消失的旅客”,警方并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两位“衢州来客”揪出来。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1995年,案发后的闵记饭店旅馆(警方供图)

  零

  织里镇坐落于湖州市东部的太湖沿岸,这儿的人们更愿意称呼自己是“织里人”,在某些时候,织里的名声的确盖过了湖州——每年有超过4.5亿件童装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中国童装城”的名头说起来底气十足。

  织里一直是私营经济的热土,也是充满野心的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林荫路两旁排布着体面的欧式风格中产阶级社区,鸢尾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街道上的店铺各个都有洋气且拗口的名字:魔堡公主、汤姆琪咪、蓝色维尼,绣着花边的粉红公主裙总是被摆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在22年前,织里的童装产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偷窃是与富裕相伴而生的童话小镇中仅有的戏剧性事件。直到11月底那个星期一的凌晨,几声榔头锤击的异响突然而至。

  半个月后,大规模排查工作开始了。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去皖南地区比对指纹,另一路去调查鞋印的来源。

  湖州市公安局的电子指纹识别系统是在1996年上马的,在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显然是由于这件命案的久侦未破带来的极大刺激。倒退到凶案发生的1995年,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尚无太多痕迹鉴定经验的陈红跃被分到了这一组,他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一张一张去翻卡片。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陈红跃双手在空中模拟着翻页的动作,苦涩地笑了起来,“翻傻掉了”。多的时候一天辨认几千份指纹,到最后,“这个案件的现场指纹,可以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边。”

  如果库里没有目标对象的指纹,还需要走街串巷去访问。此后陈红跃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近至上海,远至广东、云南。只要外地出了手法、情节类似的案子,就会去看“能不能并案”。由于作案手段娴熟,警方一度以为是两个惯犯。直到最终抓获嫌疑人之后,陈红跃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压根就没有前科劣迹,库里当然找不到他们的指纹。

  这时候,另一条追查线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严关炳负责追踪鞋印来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华南的大型鞋帽市场,毫无收获,不过,这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越是特殊的,越找不到的,那说明找到了以后,这个价值就越大。”

  1996年春节前夕,南京水西门,严关炳正漫无目的地在各个鞋子摊位间转来转去,突然,一双高帮登山鞋吸引了他的目光,把鞋底翻过来一看:可不是和现场的那个鞋印一样的嘛!

  经过调查,这种鞋产自昆山一家韩国独资企业,出口加拿大,摊主售卖的是在海运前不小心被遗落的唯一一箱。除此之外,工厂也曾将一部分损坏的鞋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民警赶往昆山才发现,这家企业在职员工也有几百号人,更别提这些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了。因此,那个鞋印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这家鞋厂的员工,也有可能是某个员工的关系人——对严关炳来说,“范围太大,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案件进展由此陷入停滞。如今回忆,陈红跃觉得那是刑事侦查最困难的时期:刑事案件高发,但侦破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当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从事刑事侦查最苦的一代人了”。

  对于这桩轰动全国的灭门案,线索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22年前画的命案发生地周边地图(警方供图)

  噩梦

  刘永彪发现,这22年来,总有个恶魔在折磨他。

  恶魔经常闪现梦中——爬着山,眼前一棵树直直地倒下,又或者是警察突现,用手铐将他一把抓住。

  每次醒来都是大汗淋漓,只能在黑夜里睁着眼发呆到天亮。这样的次数久了,他干脆拒绝入睡——通宵打麻将,下象棋,看小说。最长的一次,他下棋连续下了两天一夜。

  这是刘永彪被关押进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他剃成寸头,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在一间灰白色墙壁的审讯室内,他神色平静地接受记者采访。

  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一个偏远的乡村,除了上级领导调研扶贫和走访贫困户的通讯稿,这个村庄在网络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陈。从小,刘永彪就和村里的其他娃显得有些不同:从父母那里偷来的两块钱,他拿着买来蜡纸和彩笔。到初中,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小说,喜爱鲁迅和《红楼梦》,在初三毕业时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我就喜欢当作家”。

  尽管在家乡南陵,刘永彪并不讨人喜欢——好赌、情绪化、好吃懒做是最常出现的评价——但他成了作家,还是个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农民作家”。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大部分是自费的),获了几个文学奖,甚至在2013年加入了中国作协。加入作协的途径有多种说法,刘永彪声称是“自己在网上下载表格”,但也有和他相熟的当地作家归因于某种并不光彩的手段。无论如何,他总算是硬气了一把。

  1994年,他在一本名为《清明》的安徽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主人公是个读了3年高三的乡下少年,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暗恋着隔壁“染了金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的青梅竹马。那会儿,刘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谋划在文坛一展拳脚。

  但他的生活并不顺遂,1995年,女儿3岁,出生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眼睛奇小,刘永彪在这一年必须筹措到5000元为女儿手术。

  那一年同时成为近乎断片式的空白,“一个不堪回首的污点”。当年,他和同乡年长11岁的汪维明去了一趟织里。刘永彪和汪维明是发小,汪维明是村里记工分的会计,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学理想的乡邻。每当父母和妻子唠叨“看书是不懂事”时,为了“耳朵清静”,他经常躲去汪维明家写小说。

  刘永彪因此对汪维明有种近乎信徒般的虔诚。汪在织里打过工,说“那里的老板很有钱,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女儿的眼疾、赌博的输多赢少、文学事业的上下打点,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但除去抢劫外,他们还杀了人。警方从他们随身携带榔头这一细节推测为预谋杀人。

  在和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刘永彪逻辑清晰,只有在被问及作案过程时,罕见地激动了起来:“细节还用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他从来不敢回忆杀人的细节。作案的日期,还是在被抓之后从侦查员的笔记上得知的。

  杀人后的第二年清明,刘永彪买了一包老鼠药想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想到药会苦,他还用放维生素的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妻子把女儿也给抱来了。看着女儿还未被治愈的眼睛,勇气又顷刻消失殆尽:“看我女儿这个样子,我还是要活下来啊。”

  第十年是个关口。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被一种更强大的麻木盖过去了。有时他还会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开始在县城里开作文辅导班。

  刘永彪变成了那种最普通的父亲。尽管他独自住在县城,妻儿长期住在乡下,但他依旧热衷于在QQ空间分享儿子的成长历程:出生没多久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一周岁学会走路的时候;再大些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8岁开始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时候。

  开作文辅导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永彪还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南陵县,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许梦琪跟着刘永彪上了三四年辅导班,还一度担任班长。在许梦琪看来,他和任何一位靠教书赚点外快的辅导班老师一样,照本宣科,无视课堂秩序,偶尔为被欺负的女生伸张正义。面色蜡黄,垂着两个吓人的黑眼圈,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这是她对刘永彪的印象。

  一度,刘永彪也考虑过把写作当作发泄的途径,通俗文学,连题目都取好了,叫《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后,他又不敢接着写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他经常这么幻想,他有底层生活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忏悔的冲动和灵感太多了”。

  但刘永彪说,他不敢努力了。“努力以后就出名了,出名就关注了,关注以后我就怕我这个事就出来了。”

  对于刘永彪的文学成就说法不一。芜湖作家谈正衡在1980年代和刘永彪相识,在他印象里,早年间他的作品的确还受过不少文学名家的肯定,被评价为“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具有真实的力量”。但接受采访时,他对刘永彪后期的代表作不屑一顾:“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

  刘永彪出事后,谈正衡在朋友圈里写:“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

  转机

  严关炳和陈红跃发现,这22年来,也有个恶魔在折磨他们。

  恶魔经常在某个日常时刻“嘣”地一声跳出来。在路上遇到当地村民或者老领导,顺口提起“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他们答不上来,只能愧怍地低下头。

  2008年,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纲病危,他把当年参与追捕的民警都叫到了病床边,嘱咐:这个案子没破是我终生的遗憾,你们这些同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它侦破。

  每当想起李局长的这句临终遗言,严关炳和陈红跃感到“心都会疼”。

  22年来,在严关炳办公室的抽屉里,当年重要的物证——指纹、鞋印、毛巾的照片还静静地放着。每当有类似的案子出现时,他会把当年的办案笔记拿出来复习一遍,这成了某种强迫症似的习惯。

  转机在今年6月降临。

  湖州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上任,下了“一任接着一任干,尽最大努力抓逃犯,破积案”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用于刑侦领域的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已经成熟,沉积近30年的甘肃白银案的破获就是一个绝佳的典范。

  简单来说,这是利用了Y染色体在男性父系之间的单向传承。如果是男性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留下可以检测出DNA成分的遗传材料,通过找到与嫌疑人有相同Y-DNA渊源的亲属,进行Y-STR(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联重复片段)的同源比对,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的姓氏。每个姓氏都有Y染色体的特异性标志,就像血液里流动的代表出身的“条形码”。

  40岁的徐志成加入专案组成为10位常驻民警之一。法医物证专业出身的他,从2005年开始一手建立起湖州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

  徐志成太不像个警察了——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评价。他戴一副厚实的有框眼镜,讲起话来有股文绉绉的老学究味道。如果对话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个专业术语,他会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倒回来耐心地解释一遍,像是在蹑手蹑脚地完成某个高难度的实验。

  要说和高校里终日埋头做实验的研究员有什么区别,大概是当你把一具触目惊心的尸首摆在他面前,徐志成也不会多眨一下眼。“在现场,在破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同情这个死者。”

  徐志成的DNA实验室位于湖州市公安局一栋4层楼房的4楼,从试剂室、提取室、扩增室到检测室,运转起来如同一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设备先进且昂贵——光是自动化工作站的造价就近两百万。现如今,公安部门站在了综合科学技术的最前沿,DNA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物证蛋白质检验。一滩尿液能查,一枚断掉的指甲能查,一个喝过水的杯子能查,你的DNA早就不是秘密。

  要问徐志成是否曾遭遇过哪怕一丝困难的话,10年前的一起强奸分尸案也许算得上一桩。也是个冬夜,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失踪,33天后在一个鱼塘里发现了被蛇皮袋包好的躯干。通常来说,人体死亡后精子检出的最长期限是3周,得益于当时的寒冷天气,当徐志成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死者的阴道擦拭物,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少量的精子头部。成功检见精子的DNA分型后,故事的结局很快以嫌疑人的抓获告终。

  但面对这起22年前的灭门旧案,徐志成却感到格外棘手。

  拿到一个新鲜的检材(痕迹物证),徐志成检测出DNA只需要3天。但谁都没遇到过保存了22年的物证,严重的降解会导致DNA信息量的损失,再加上把检材都放在一块,存在相互污染的问题,“整个实验室也不是很放心的”。

  好在,尽管当年谁也不知道检材有多少用处,留下凶手唾液的26枚烟头还是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在那个并没有多少检材保管意识的年代,居然有意无意地往其中放了一些纸——这帮助去除掉了环境里的潮气,使得检材处于较为干燥的状态。在前期提取时,徐志成采用了醇化的浓缩方式,在保证能够出结果的情况下把杂质全都去掉。

  徐志成一度感到担心,检材如此有限,“我们要是这里又没做成功,检材一下没了……说实话,可能会成为破案的一个,要成为一个罪人。”他投入更多心血,从早到晚,再加班到凌晨,想尽办法“以最少的代价来做出最完美的结果”。在实验室里耗了10天以后,他在烟头中检测出了10个人的DNA。

  重新走访了一遍当年在场的无关人员后,徐志成排查出了犯罪嫌疑人1号和2号。其中1号丢了6枚烟头,2号丢了10枚烟头,恰好在两人的烟头中都包含了产自安徽芜湖的“盛唐牌”香烟。

  拿着两个千辛万苦提取出来的DNA,徐志成先去全国的犯罪分子DNA数据库里排查——一无所获。再去各省的DNA数据库里排查——还是一无所获。再去皖南各市的DNA数据库里排查——终于,在芜湖的市库里,一个叫做刘永利(化名)的名字浮现了出来。

  来自南陵县的刘永利是因为打架被录入DNA数据库的。和嫌疑人2号的DNA相比,刘永利属于“三个四步”,即在39个位点(DNA上的一个基因或标记的位置)中,其中三个位点有四步差异。一步不同意味着相隔七代,即使刘永利和凶手存在亲缘关系,那也是十四代往上的事——300年前,他们也许拥有同一个祖先。这是临界于“有意义”和“没意义”的一个尴尬位置。

  这条线索像是从缝隙里钻进来的一丝微亮,但你无法判定,它是曙光还是某束混淆视线的人造光源。要不要往下做呢?专案组陷入两难。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瞄准

  6月中旬,22年前参与破案的老民警们又被召集回了专案组。当年的“鹰眼警探”严关炳当上了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他已经55岁了,皱纹不可避免地爬上他的脖颈和脸颊,唯一不变的是那双依旧锐利的眼睛。

  那个周日的午后,他们讨论的正是“要不要往下做”的问题。他们从公安内部系统调来了不少甘肃白银案的卷宗,也请教了参与办案的甘肃民警。白银案中排查到的高氏的远房堂叔和现场遗留的DNA高度吻合,找到凶手高承勇属于一步到位——专案组常常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严关炳征求各位的意见:“要做的话咱们明天就要出去了。”一些民警觉得“没意义”,另一些反驳说“总要试试吧”。考虑到刘永利和犯罪嫌疑人都来自皖南地带,最后,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遗传学专家一锤定音:“有继续工作的必要。”

  做了两年教导员的陈红跃也重新回到了刑侦一线,“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破案的机会了”。22年过去,他已经成为湖州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每年勘察现场300多起,无一错勘。

  最快的一场破案只用了7个小时: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报警称老伴被杀,她在一旁呼天抢地,如果不是在老太太的鞋子上发现了血迹的话,这副悲恸模样差点感动了陈红跃。老太太立刻承认了弑夫的事实,从此,任何伪装和欺骗在他面前都是一眼能拆穿的拙劣把戏。

  当下的工作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智力强度,但需要格外细心:除了“正儿八经明面上的家系成员”,还要注意外迁的、改嫁的,甚至逐出家门的。在七八月皖南地区的高温下,22年前那挨家挨户排查的经历又回来了。研讨会开后的第二天,陈红跃立刻开车奔向南陵。

  摊开一张南陵地图,陈红跃把刘氏家族聚集的地名都圈画出来:高坝刘、刘家湾、仓溪村……在高坝刘,他们排查了一个多月,连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忍不住向民警“要个说法”:“隔壁村上都说,我们刘家有人在外面杀人放火干坏事了。”

  警方在高坝刘并没有直接找到凶手,但是在这里找到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一步”,“一个一步”和凶手的爷爷辈应当是堂兄弟的关系。包围圈越来越小,专案组被一种巨大的兴奋感笼罩着,“一直吊在那边”。

  陈红跃太熟悉这种感觉了。他是20米外手枪慢射的神枪手,几乎枪枪都能打在10环以内。秘诀就是,控制呼吸,保持姿态,慢慢瞄准,最后,一击命中。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此前,一个叫刘秋实(化名)的男人曾走进他们视线,除了体貌、年龄符合外,据他的小学同学反映,他“从小练武,没有成家,在社会上混”,并且在2010年自杀了——几乎每一项都能指向那个谋财害命、不堪内心煎熬的杀手形象。问题在于:

  骨灰是没有办法提取DNA的。

  好在,最后找到了一份刘秋实盖了红手印的拆迁合同,和现场的指纹比对并不一致。

  8月8号,立秋后的第二天,南陵断断续续下了一周的雨。名单上只剩下最后3个名字:除了刘永彪外,还有1980年代就在乡政府任职的南陵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和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深圳工作的高材生。专案组决定先从刘永彪入手。

  严关炳和陈红跃伪装成科研人员,编了个调查刘氏家族迁徙的理由,一同去刘永彪家中采血样。陈红跃记得,刘永彪家里有一整面组合柜,塞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籍。

  刘永彪给陈红跃的第一印象是“像个文化人”。他看上去面相斯文,神色温和,听了这几位来客的原因,他连声说“可以可以”,配合地一同坐在沙发上。严关炳坐在刘永彪的旁边,陈红跃打开医用器械盒,正准备采血,一根针掉到了地上。他趴在地上找针,这时,刘永彪的儿子从房间里“蹬蹬蹬”地跑出来。

  “回去。”刘永彪呵斥儿子。

  过一会儿,他又从房间里跑出来了。

  “回去!”这次,刘永彪升高了音调,神情里隐隐有发怒之意。

  除了这个瞬间有些失态,刘永彪全程都表现得得体而坦然。在回去的路上,陈红跃有些动摇,他向严关炳小声嘀咕:“这是个作家,采血还这么配合,估计不是吧。”

  8月10号,就像过去58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徐志成在DNA实验室里将采集来的血卡打孔取样,再到超净工作台中操作DNA实验,最后放在基因测序仪上进行测序。走到最后一步——和从现场烟蒂提取的DNA放在一块比对时,他一下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模一样。

  显示屏上的基因图谱整齐地排列着,泛着绿莹莹的光亮。他用手指点屏,一个一个滑过去,完全符合。怕自己看花了眼,徐志成把软件关掉,重新打开,这次终于确认了。

  他开始给几位领导打电话,抖着声音,甚至“带着哭腔”。兴奋、紧张、不可思议,还有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各种情感在体内互相冲撞,他的心脏跳得太快了,“砰砰砰”,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似的。

  专业知识告诉他,此时冷静下来的唯一办法是让血液从心脏散布到四肢里。他开始围着办公室里的茶几不停转圈,几十圈过后,终于稍稍平静了。

农民22年前杀4人 落网时已成作家加入作协

  终点

  8月8号那天,刘永彪就知道自己要完了。

  “进来的那几个男人说市政府做一个卫生上面的东西,查什么刘氏家谱,说我是刘家人,要帮助做个DNA。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来抓我的。”刘永彪心想。

  刘永彪是侦探小说爱好者,对DNA生物鉴定技术略有耳闻,也密切关注着一切凶杀案的新动态。他一度暗自祈祷甘肃白银案不要被破,但在电视上看到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静地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他本想在8号采血那天就自首。可是儿子却一反常态,不听话地在房间里外跑来跑去。尽管22年来的逃亡生涯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在这心理防线濒临崩盘的时刻,他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作为父亲最后的尊严。

  在几位“科研人员”离开后,刘永彪想起了汪维明。汪维明混成了上海一家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弟弟打工,一个月拿5000块钱工资。这些年,他们依旧频繁见面,他们声称要“坦然面对,查到了就是查到了”。

  刘永彪在警察走后拨通了身在上海的汪维明的电话:“我今天被采血了,警察马上要来抓我了。我是不想逃了,到时候我肯定要把你讲出来的。”

  “不要紧,也许搞错了,这个案子不一定能查出来。”汪维明有些不屑一顾。

  刘永彪知道和他说不下去了,他有些怨恨自己当年为什么会那么崇拜汪维明,觉得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现在看来,他完全就是个无知的法盲。

  刘永彪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场怒火。饭桌上,儿子又挑食了,刚开始上班的女儿则说自己新买了个iPhone7——他忍不住一顿臭骂。

  “爸爸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又不能讲,他们吃东西还要讲究,这怎么可以呢?”他想。

  吃完饭,刘永彪让两个孩子回老家找妈妈,他们有些委屈和不解,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

  把两个孩子送走后,他拿用过的草稿纸背面来给妻子写信:

  “今天有几个公安来家采集我的血样,我知道是因为20多年前的案子。20多年来,这件事一直给我带来精神折磨。我好几次想自杀,连老鼠药都准备好了……”

  他涂涂改改,字迹有些潦草,最后又用一张干净的纸誊抄了一遍。

  10号上午,刘永彪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这两年,他在南陵最大的民办中学担任校刊主编,工作是收集学生稿件和学校的活动材料,月薪3500元。但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去学校——他不愿意让左邻右舍看到他在大街上被抓的落魄样。他清理了电脑和橱柜,打包了所有个人物品,提前回了家。

  他放弃了回老家看看妻儿的决定:“人家多看一眼,是一种天伦之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了,我都不敢回去了。”

  一切就绪。从9号到10号,整整两天,刘永彪都没吃饭,唯一的进食是一包3块5的方便面。家里已经懒得收拾了,东西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甚至连客厅的台子都掀翻掉了——那是某个时刻“心情全部爆炸”留下的痕迹。回想起自己性格中的最大缺陷时,“极端”这两个字冒了出来,他想,正是极端害了他。

  11号凌晨1点,当刘永彪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吸烟的时候,这场22年的逃亡之旅终于走到了终点。陈红跃在内的十余位警察冲进刘永彪家,给他戴上了手铐,他没做任何抵抗,沉默半晌后吐出了第一句话:“我等你们等到现在。”

  5小时后,汪维明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区里被抓获。“我跑不掉的。”见到民警后,赤着上身的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作家杀人,还是第一次碰到。”一生都在和罪犯周旋的严关炳都感到有些吃惊。审讯时,他又想起来当年那双并未追查下去的鞋子,顺口问了刘永彪一句:“你还记得作案时穿的是什么鞋子吗?”

  什么鞋子?穿的衣服、裤子他早就忘了,但那双鞋子他不可能忘记:“从村里一个姓汪的村民那里买来的,他在昆山的一个鞋厂打过工。二手的,贵着呢,150块,那年头很可以的。”

  刘永彪被拘押在湖州市看守所,离市中心有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道路在施工,除了这几栋孤零零的建筑,目力所及是一片荒野,杂草疯长。伙食标准是255元一个月,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是有肉吃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背监规,偶尔也能看书,讲法治的、讲道德的或是讲文化的。

  有一天,刘永彪半夜醒了过来。他短暂地回忆了下自己在哪儿,意识到是在看守所里时,他松了口气:“我怕什么,不怕了。”一走路,手铐和脚铐就叮当作响,这声音让他感到安心,“现在我虽然戴了铁镣,但我觉得精神上面放下了。”22年来,他“没想到对死者家属怎么赔偿”,直到接受审讯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做牛做马来赎我的罪。”

  逮捕刘永彪的那个夜晚,没有参加抓捕行动的徐志成是在家里的那张床上熬过的。

  他迫切地想和妻子分享此刻的心情,但妻子已经陷入了梦乡。洗完澡后,他开始尝试着努力入睡。眼睛闭上,告诉自己“不想不想”。

  前线民警已经奔赴刘永彪的家中,在微信群里全程直播,此后又连夜赶去上海抓捕汪维明。徐志成还是没忍住,“那个手机微信老是响,一响就去看一下,一响就去看一下。”睡了半小时后醒了,再把微信一条条看过。时针指向了凌晨4点,“肯定要睡了”——到5点半又醒了。

  既然都5点半了,那就别睡了吧——那时距离汪维明最终被捕还有半个小时。他跳下床,拉开窗帘,这座城市正在缓缓苏醒,车马声和拂晓时分稀薄的阳光一齐涌了进来。

  长夜终于过去了。

(作者:吴呈杰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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