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的玉米收购？

　　
　　新年伊始，本该是农民王力军走街串巷收玉米的日子，如今他却只能躲在家里。

　　脱玉米机闲置在院子里。

　　去年7月，王力军因无证无照收购玉米，被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一审判决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这让村里人对他议论纷纷。“农村人懂法的也很少，他们不知道违法经营究竟是违反了国家哪一条哪一例，是不是收玉米不给钱，骗人家了，让人给判刑了。”王力军说道。

　　
巴彦淖尔玉米收获季一般在每年秋季，农民将玉米棒子晾晒干之后，到了11月，便有商贩上门收购。

　　商贩从农民家里将玉米拉走，自己用机器进行脱粒、筛选，再整车运到巴彦淖尔市粮油公司的粮库去卖，每斤挣上几分钱的差价。农户省去了不少麻烦，也愿意把玉米卖给这些商贩。

　　直到2015年年初，收到临河区公安局传唤时，王力军都没想过，自己的营生竟然是违法的，收购玉米要去办工商执照及粮食收购许可证。“从事我这个营生的有很多，可能几百几千人，他们都没有这些证，收了多少年也没听说过，收玉米还要办什么粮食收购证或者许可证。”王力军说道。

　　王力军收到的刑　事判决书。

　　巴彦淖尔市的玉米种植面积超过420万亩，2015年总产量达到61亿斤，是当地第一大粮食作物，类似王力军这样的玉米商贩有上千人，几乎都是无证无照；在卖给粮库时，也没有人向他要求过证件，更不会核对身份信息。

　　王力军违反的法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其中规定：

　　收购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的经营者，需经过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提供资金、仓储设施、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等证明材料，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这就将大量在农村走乡串户的个体粮贩排除在门槛之外。

　　王力军说：“现在大部分农村种地都是五十多、六十来岁的老人，他们现在就是要是自己脱粒再去卖，有很多都不方便，拿也拿不动,一个能帮农民就是办点好事情，再一个自己也能从中挣点生活费，贴补一下家用。”

　　个体粮食收购证取消王力军会判无罪吗？

　　王力军的一审判决引发了强烈争议，法学专家指出，农民无证收购玉米确实有违《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但粮食收购许可制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王力军这样的收购行为是否有合理性，有没有必要上升到刑事处罚，都是需要慎重考量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教授

　　马怀德：

　　什么叫非法经营，什么要合法经营，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拿到审批许可事项，审批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你经营的活动就是非法经营。但是呢，这些许可是不是合理的，应不应该设置这些许可？设置的这个审批事项就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符合现在时代要求的，就应该取消。

　　2016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巴彦淖尔中院再审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案。

　　最高法指令中提出：

　　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存在着大量的粮食经纪人无证从事粮食收购现象，虽然这种行为具有一定行政违法性，但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减轻了粮农卖粮负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

　　尽管巴彦淖尔市中院还没有通知再审开庭的具体日期，但在本周，拿到最高法再审决定书的王力军终于开始大胆憧憬一份写着“无罪”二字的判决书。

　　其实，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相关的法规已经发生改变，2016年11月，国家粮食局出台《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个体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这也就意味着，个体粮食收购商不再需要持“证”上岗，当时让他蒙受罪名的个人粮食收购许可证已经废止。

　　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开始于2004年，尽管多年来国家提倡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但粮食收购许可证却在历轮改革中被保留。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教授

　　马怀德：

　　实际上粮食收购许可证，在计划经济年代，或者在粮食的国家管制、统购统销这个阶段是需要有一定资质资格的，特定相对人才能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那么现在随着我们简政放权，就逐步取消了。

　　马怀德教授 认为：“之所以说要求他重审这个案件，肯定是跟现在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审批制度改革的这个进展是有关系。这个许可证被取消了，那你再以这个已经被取消的许可证的这个理由，来认定他构成非法经营显然是不合适了，所以很有可能被改判无罪。”

　　王力军说，如果再审判决自己无罪，他将重操旧业，把玉米收购的营生做下去。“我就希望尽快宣判我无罪，让我浑身轻轻松松过这个大年。”

　　简政放权，得啃“硬骨头”

　　保洁员需要资质认证，服务员需要资质认证，个人收购金银饰品需要资质，企业办个招聘会也需要行政许可，政府点头才能做，政府不点头就属于违法，这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行政许可，不少成了束缚企业和个人创造力的枷锁。而随着本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推进，许许多多像粮食收购证这样的行政许可已经成为历史。

　　在马怀德看来，如果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国家政府的审批许可，老百姓的手脚就被捆绑住了。企业个人的手脚被捆绑住，就没办法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的活力。有些许可审批事项，确实是不必要的，还有一些是多环节审批许可，一个审批事项要经过多个部门，则完全是可以整合压缩。

　　2013年，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用一张9米长的“万里长征图”展示了一家房地产企业从拿地到办理房产证经历的审批历程，最快需要799个工作日，少说也得花3年以上时间。

　　减少审批事项、精简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审批成本，也正是各级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题中之义。在广州，建设项目审批时限由799个工作日缩短为115个；在天津滨海新区，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实现了“一颗印章管审批”。

　　天津滨海新区“一颗印章管审批”

　　本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本届中央政府已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清洁工、快递员等职业资格认定434项。

　　“中央政府有1700多项的审批许可事项，当时誓言要在本届内砍掉三分之一，已经取消下放调整方式的大概接近1000项了，数量提前完成了任务，但质量上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因为有些硬骨头还在后面，最核心最重大的审批许可利益，还在牢牢的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教授马怀德说。

　　去年年底，企业家曹德旺赴美建厂的新闻沸沸扬扬，它揭示开企业在国内经营成本高昂、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现实，也说明简政放权改革仍有很大空间。但改革要更进一步，就要趟过“深水区”，要“啃”实实在在的“硬骨头”，这需要更大的魄力，同时也需要集中更多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教授

　　马怀德：

　　保留到今天为止还存在的这些审批许可事项，对每个政府部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想动这一部分奶酪，就是难度相当大。有些重要的审批许可事项，是不是该取消，不应该由政府自己说了算，应该以市场主体，行政相对人，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参与之后，进行综合评价。大家共同坐下来一起研究，让老百姓的创业，创新的精神，有一个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