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国刚
  又近年底，又到了农民工讨薪的时节，不时有跳楼、堵门、“聚众滋事”的讨薪新闻见诸报端。本报12月6日刊登《邯郸一农民工讨薪不成跳楼身亡》一文，邯郸市鸡泽县鸡泽镇南街农民康某讨要欠薪无果，11月30日下午4时许，纵身从6楼一跃而下。
  12月5日，人社部、发改委等9部委召开会议，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各地应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当天立案并在7日内结案。
  这次会议对于奔走在寒风中的讨薪者来说，的确是好事。但记者读来，并未从中感觉到多少欣喜，反而有些悲哀的麻木。因为这样的新闻让记者感觉似曾相识。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有类似的会议召开，类似的文件出台，相似的部门，相似的语气，甚至相似的处罚措施。
  有效果吗？记者不敢对国家的红头文件品头论足。但记者每年读到的讨薪新闻，看到、听到的讨薪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对于欠薪者，国家的处罚措施越来越严厉，比如今年，“限时处理、当天立案、7日内结案”等。但这些严厉的措施并没有挡住那些无良的欠薪者们捂紧自己的钱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措施就像一阵风，只要能捱过年底，一切都会恢复常态，风过了无痕。
  各个部门既然知道欠薪是个痼疾，为什么不严令职能部门从源头上抓起呢？为什么非要临时抱佛脚呢？为什么不把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一些呢？为什么对那些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欠薪者们如此宽容呢？
  拖欠农民工工资，年年治，年年犯，这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一景。
  究其根本，混乱的建筑承包市场，不甚完善的法律体系，弹性过大的处罚措施，黑幕重重的执法部门，这一切让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了常态。有调查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21天。
  据了解，欠薪事件中以建筑行业最为严重。今年，楼市限购、银根紧缩，房地产商的日子不好过。著名房产大佬潘石屹曾说：“今年房地产商要过一个坎儿。”这个坎儿是什么？资金。
  房地产商资金紧张，没钱给建筑企业，建筑企业就没钱给下级分包商，分包商自然也就没钱给农民工。在这个链条中，农民工是最低端的，是最弱势的，是最无助的。
  人社部、发改委等9部委近日召开的那个会议，应该说很及时，也说明国家也在想着咱农民工，但这能成为被拖欠工资者的救命稻草吗？我觉得有点玄。
  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报酬，薪水是要“支付”的，而不是要“讨”的。让农民工得到正常的薪酬，体现着劳动者最起码的尊严，让农民工顺利拿到薪酬，不应是一件多难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