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女革命家。她热爱祖国，献身革命，是“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发动、组织我国北方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3月18日，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的一个回民家庭里。父亲郭老攀喜好史书、书法，兼习中医，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贤妻良母，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郭隆真是郭家的第六个孩子，聪明刚强，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和器重。老攀先生希望女儿读书成材。可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孩子是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的。郭老先生就在家里教隆真学习《女儿经》、《女诫》、《女四书》、《闺范》、《烈女传》等等。她感到很不满意，看到上学的哥哥不读这些书，就问父亲：“为什么哥哥不读男儿经、男诫、烈男传呢？”父亲回答说：“我国向来就是男治外，女治内，因为所负的责任不同，所学的东西也就有差别。”隆真却不服气，抗辩道：“木兰从军不是与男儿一样吗？”父亲听了，一笑说：“你的话有道理，你有志气， 以后可以同你哥哥一起听讲去。”从此，郭隆真获得了到学校去旁听的机会。

 

 

1909年，小学毕业的郭隆真又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在家里和父亲开办了当时全县第一所女子小学 “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大名县旧名元城县）。她希望女孩子们通过上学读书，学习为社会服务的本领，来取得和男子一样的社会的地位。

 

 

为了表达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郭隆真给自己改了名字。她原名叫淑善，嫌这个名字没有志气，先后给自己改用了嵌浚、隆贞、林一等名字，总不满意。后来，她查阅字典、反复斟酌才改为隆真。意思是从落后的封建礼教中隆起，追求真理。在封建礼教下长大的母亲，希望女儿象个“名门闺秀”的样子，所以隆真长到六、七岁时，母亲就开始把她的脚缠起来。小隆真不象同辈人那样能含泪忍痛承受这种愚昧落后的摧残，她总是挣扎、反抗，经常是母亲一转身，她就把脚上的布条撕下，甚至把它藏起来。这样反复多次，慈祥的母亲看到自己的丫头不能循规蹈矩，又急又气，想到女孩子长一双大脚，不仅外人笑话，长大了连个婆家也难找到，只好忍痛打她。隆真还是不服，母亲追得急了，她就跑到父亲的书房里躲起来。老攀先生是个开明人，他受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也知道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妇女都是大脚。他很早就反对妇女缠足。所以，每见隆真被逼得跑来时，总是劝说妻子，袒护小隆真。母亲看到丈夫支持，女儿反抗，拗不过他们父女俩，也就只好让步，不再给小隆真缠脚了。反缠足的胜利，使她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在课堂上她把缠足的苦处编成歌谣，教给学生们唱。

为了使广大妇女不再受缠足之苦，有一天， 郭隆 真还跑到戏台上，给看戏的人们讲妇女不要缠足的道理。她生动地打比喻说：“我们中国有一半妇女，一半男子，整个国家就象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只剩一只脚还怎么走路？缺脚的人走路都不方便还怎么劳动，国家咋能富强起来？……妇女缠了脚，就是带上了镣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妇女要解放，就得砸毁镣铐，把脚放了。”她那清脆宏亮的声音，朴实深刻的道理，犹如阵阵春雷回响在万千观众的心里。从此，郭隆真宣传放足的言行，不翼而飞，传遍了冀南的城镇和乡村，为广大人民所赞颂。
 

在天津女师

 

1912年5月，直隶省政府派了一位视学，亲自到金滩镇参观，并建议县政府传谕全县嘉奖郭隆真父女办学的事迹。根据视学的意见，这年秋天县政府把金滩镇女子小学迁往大名县城，改为“大名县第一女子高等小学”。郭老先生被请来任教，郭隆真也就跟随父亲到这个学校里读书。

当时，大名城里虽然设立了女子高等小学，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多数家长还不敢让女孩子到县城读书。郭隆真为此思想沉闷，她苦苦的思索：女子怎样真正的男女平等？她希望到外部世界去看看，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13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到当时的大名府来招生。郭隆真乘此机会，耐心地说服了父母和亲友，毅然报了名，告别了抚养自己成长的故乡……金滩镇，乘船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去读书。
郭隆真当时刚十九岁，生来第一次远离家乡，对未来充满了理想和希望。但是，看着看着，她的笑容消失了。卫河两岸的土地泛着白碱，到处是泥屋枯树，逃荒要饭的孤儿寡母凄惨地向过路人求乞。此情此景，使她那展翅翱翔的心情蒙上了惆怅。

当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经被袁世凯窃取。封建军阀依附帝国主义，进行割据。袁世凯大肆屠杀革命党人，阴谋称帝。中国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在漫漫的旅途上，她为祖国的前途担扰，更为妇女的命运焦心。她想起了平时最爱背诵的秋瑾的《勉女权歌》，于是，低声吟咏起来：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己一杯酒，

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责任在肩头，恢复江山劳素手。

这首豪迈雄壮的诗篇，使隆真在迷惘中看到了希望，在惆怅中增添了力量。她暗暗发誓，在革命的征途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那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是城市里的姑娘，农村来的寥寥无几。同学们的年龄多半比她小，文化基础比她高。加之她是农村的打扮，说话是冀南口音，所以很为大家所注目。但她并不悲观自弃。她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刻苦学习，虚心请教。由于她待人和气、诚恳，同学们都喜欢帮助她。为了赶上大家，她一连几个暑寒假期不回家，在校补习功课。这样，她很快由初级师范班升入师范预科，然后又考入高级师范第八学级。

 

郭隆真（右）与张若名合影 

 

郭隆真进入这所学校，如同走进一个新天地。不仅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还有许多问题使她甚感兴趣。她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的同时，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心。那时，军阀正在混战，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张勋复辟，一会儿又段祺瑞执政。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正在全国兴起。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纷纷举行罢工斗争。天津人民先后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运动和反对法帝国主义扩大租界、强占老西开”（天津市内一地名）的斗争。郭隆真从这些革命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伟大力量和民族精神。她经常和要好的同学邓颖超、刘清扬等探讨国家大事。尤其是当看到报载上海纺织女工，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时，不禁掉下同情的泪水。家乡一带，姐妹们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屈辱的悲惨命运，时常萦回在她的脑海里，激起阵阵仇恨的浪花。

1916年11月16日，她听到天津市在法国人家庭中工作的女工，因不堪主人的虐待全体罢工，使那些洋鬼子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的消息，感到解气，她和同学们一块跑向街头去观看，表示支持。回到学校里，她又和邓颖超、刘清扬等自动聚在一起，研究妇女解放的问题。从目睹的斗争中她醒悟到：在这人吃人的社会里，妇女们靠软弱的乞求是摆脱不了封建桎梏的，只有坚决地反抗、斗争，才能争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新思想也在发展。当时，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等同志，已经在学校中组织“敬业乐群会”，创办《敬业》会刊， 号召爱国青年奋起救国，拯救民族危机。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复古和迷信，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刊物和思想，也传到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象磁石一般吸引着郭隆真。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秘密传阅、学习，深夜聚在一起讨论、研究。她们串联同学，商量如何参加社会斗争和配合其它学校的革命斗争。她们一块阅读《敬业》会刊上的文章：“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吾人既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充满爱国救民的革命思想，使郭隆真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振兴中华的先锋战士，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从牢笼中冲出来的郭隆真，渴望献身于救国救民的 伟大事业，思想上并非无忧无虑。按照家乡的风俗，在她十三岁时父母作主给她订了一门亲事。那桩不甘心情愿的婚事，始终象一张罗网，笼罩在她心头。她担心这张罗网有一天会落下来，把她关进那黑暗狭小的封建牢笼里。

1917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郭隆真突然接到家中一封急信，说母亲病危，盼她速归。这个意外的消息，使她心急如焚。她好看见慈祥的母亲在病中盼望的目光，好象听见母亲呼唤隆真的声音。她恨不得一下子飞回故乡。可是，当她心情稍微平静后，又觉得事出蹊跷，不久前家中来信还说母亲很好，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呢？她怀疑是男方搞骗娶的鬼把戏。虽然如此，她仍然在焦急中带着疑团回到了金滩镇。

果然是男方逼迫娶亲。在封建社会里，女方退婚是困难的。这时，隆真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束手无策，只好伪称病危，把她骗回来。她理解母亲和哥哥的难处，只好亲自来对付。她假说同意结婚，但要求：一、不穿嫁衣；二、不坐花轿，三、不拜天地。婆家开始不肯答应，但听说郭母哭哭啼啼劝不过来，又知道隆真脾气刚强，恐怕逼出事来，也就勉强答应。结婚那天，郭隆真不梳妆打扮，依旧是一身学生装，上穿鱼白色的褂子，下穿黑斜纹布裤子，脚上是一双偏带圆口的黑布鞋。按照回族当时娶亲的习惯，男的坐亮轿，女的要坐挂帘的花轿。郭隆真说男女平等，女的也能坐亮轿，说着就向亮轿走去。当时急坏了男女双方主婚的人们，为了避免被围观的群众哄笑，急忙上前阻拦劝说，并拉拉扯扯硬把隆真推进花轿，她却一伸手扯下轿帘，神态从容地坐在轿中。她这种反抗封建礼教的非常行动，一下子轰动了金滩镇，人们认为这是千古罕见的怪事，争相观看。

到了男家门口，鼓乐高奏，鞭炮齐鸣，热闹非凡。欢笑的人们拥上前来，要用椅轿抬起郭隆真，先去拜天地，然后抬进洞房。郭隆真对这些讨厌的礼仪，一概不理。她用力推开众人，落落大方地迈出轿子，走到院里的供桌前，不拜天地，面向来看热闹的人群，高声讲演。她说，包办婚姻是妇女的灾难，是封建社会的落后传统。应该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她讲述包办婚姻的害处，自由恋爱的好处。号召妇女们千万不要同一个和自己没有爱情的人结婚。说完，郭隆真便径直走进洞房。当时，围观的群众，贺喜的亲友，以及男女双方的主婚人等，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婚礼”，更没有见过如此大胆的新娘。大家都为她的仪容英俊所惊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哄动了周围村庄。大家扶老携幼，都来观看“洋学生闹花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引颈跷足，好奇地张望，不肯离去。但是，慑于她的庄严大方，谁也不敢走进屋去，都拥挤在洞房的门窗前。郭隆真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既高兴又好笑：高兴自己的行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好笑他们推推搡搡不敢进屋来。她整了整自己的衣衫，恭恭敬敬地向门口的人们行了一个学生礼，客气地对大家说：“乡亲们，请到屋里来坐吧！”这样一来，看新鲜事的人们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搭讪着渐渐散去了。等人们走后，郭隆真来到上房，向正在生气的婆母、未婚夫及全家老小，表示自己的态度说：“请你家死了心吧，我郭隆真不可能在你家做媳妇，希望你家另娶。”说罢就起步离开了婆家。婆家人看到留不住隆真，也就只好嘘叹作罢。

郭隆真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气，退掉了包办婚姻，砸烂了封建制度套在她身上的枷锁，第二天，就赶回天津继续读书去了。同学们听到她胜利归来的消息，纷纷前来祝贺。大家越发敬佩她坚强的革命精神。从此，郭隆真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中，威望也就越来越高。
 

妇女代表

 

1917年10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开始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它象灿烂的阳光沐浴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沐浴着郭隆真。她常把同学们 聚集在一起，将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无产阶级要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道理讲给大家听。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同志，奔走于班级之间，活动于同学之中。那时虽然还没有明确建立革命的组织，但是在女师已经以她们为首形成了一股先进的力量。她们打破了班级界限，秘密碰头，传递信息和进步刊物，使革命思想在以封建礼教闻名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迅速发展。学校当局对此非常恐慌，严令教师查处。由于邓颖超、郭隆真等深得同学们的爱护，校方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那个时代，时局极度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郭隆真忧国忧民。厌恶女师修道院式的生活。有一次，她对妹妹郭淑文说：“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能甘当亡国奴！”表达了她要拯救民族危亡的宏愿。

1919年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和平会议”，竟无理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段祺瑞政府丧权辱国要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数千名爱国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前，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愤怒的学生烧毁了签署卖国条约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逮捕了示威学生群众三十余人。第二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消息传开，全国纷纷响应。正在天津女师学习的郭隆真，首先响应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分头串联同学，准备传单。5月5日晚，郭隆真主持召开了预备班积极分子大会，倡议迅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同学们的爱国运动。次日下午，又召集各班代表会，她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并列举朝鲜、安南等国人民被外国强盗蹂躏的惨痛教训，说：“国难当头，妇女应该站起来斗争，冲破封建束缚，解救国难。”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她那感人肺腑的演说，使与会的同学群情振奋， 决心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会上做出决议，走出校门，联合各女校，广泛动员天津各界的妇女力量，组织天津妇女救国团体。

 

 

在郭隆真等同志的带领下，女师学生四处活动，很快联络了天津中西女中、普育女子学校、贞淑、竞存 等女子学校的同学，以及中、小学女教师、女职员、家庭妇女等，组成一支爱国妇女队伍。一时女师人来人往，成了天津市妇女爱国运动的中心。

5月25日，六百多名天津各界妇女代表，在天津江西会馆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选出刘清扬为会长，张若茗为评议部长，郭隆真和邓颖超被推举为讲演队长兼评议委员。她们组织爱国妇女，印发传单，在大街闹市演讲，张贴标语，查封日货，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天津各男校的学生已经发动起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恩来同志，立即投入了这一如火如荼的斗争，并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同仇敌忾的革命斗争中，郭隆真、邓颖超等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建立了友谊。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形势，并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领导爱国运动。反动的直隶省府，把他们看做是“危险分子”，派出大批密探、巡捕暗中监视盯梢。但郭隆真等为了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对个人的安危从不介意。

每次游行，郭隆真总是活跃在前，奔走联络，宣传呼吁，不遗余力。由于她一马当先，便成为反动军警打击的目标。但她毫无惧色，挣脱出来，又继续演讲。她还经常作定点宣传。有一次，暴风骤起，大雨倾盆，她仍然冒雨赶到约定的居民中去宣传。她披着湿淋淋的衣服，站在条凳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列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恶事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高呼：“打倒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丢！”“坚决取缔二十一条！”郭隆真爱国心切，热血沸腾，正义在她的胸膛里燃烧，真理使她无私无畏。她那似火的青春，夺人的风采，滔滔不绝的论述，浓重朴实的大名府口音，阵阵拨动着听众的心弦。郭隆真讲得神情激动，声泪俱下，听众人人热泪盈眶，不愿离去。由于她的演讲生动深刻，因此，她走到哪里，就被那里的妇女群众团团簇拥。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郭大姐”。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她成为当时天津妇女、学生界著名的领导人之一。

 

 

呐喊于风暴中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郭隆真曾三次被捕。第一次是1919年8月23日。势如暴风骤雨的爱国运动，虽然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他们却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群众。天津反动当局诬蔑带头参加学生运动的郭隆真、刘清扬等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胡说什么“天下教友（回民）是一家”，回汉青年在一起是“回汉混杂，背叛教义”，妄图离间回汉学生在爱国运动中的团结。恰在这时，山东发生了戒严司令马良（回族）枪杀爱国群众领袖、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人事件，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学生，便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回族人民 ：“如果天下回民是一家，为啥回民马良要杀害回族同胞？分明是欺骗人民，挑拨回汉团结。”回民群众由此看清了卖国贼的嘴脸，气愤不已。郭隆真、刘清扬等就组织回民爱国青年，到天津清真寺砸碎了由马良题写的“真主独一”匾额，抗议马良枪杀爱国回民的罪行，表示和回奸不共戴天。

8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推选郭隆真、刘清扬等七名代表赴京，和北京、山东学生代表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查办卖国贼，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刽子手马良等，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郭隆真和代表们气愤地在总统府门前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同赴国难”“还我山东”等口号。反动政府看到请愿群众越聚越多，声势浩大，惶恐不安，为了“打一儆百”，公然下令逮捕了全体代表。郭隆真毫不畏惧，当她被押往警厅，路过大街时，仍然不停地演讲，高呼口号，并大声责问押解的警察：“爱国有什么罪？难道只许有人卖国不许我们爱国吗？”在他们的身边和前后，跟随着许多爱国群众，俨然形成浩浩荡荡的抗议游行队伍，使押送代表的军警们惊惶失色。广大爱国群众对学生代表，尤其对郭隆真等英勇不屈的女代表，充满了钦佩和崇敬。

在被捕的五位女代表中，郭隆真和刘清扬是回族人。恰巧，反动的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族人，他为了利用回教关系拉拢郭隆真，分化代表们，就命令每天在他的小厨房里设宴招待郭隆真等。郭隆真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不为所动。有一次，郭隆真发现饭菜中有日本产的 洋粉拌黄瓜，她马上逼着警察撤下去。警察劝她且吃这一顿，下次不上这种菜就是了。她愤怒地上前把桌子推翻，大骂反动当局是投降日本的卖国贼，吓得警察手忙脚乱，立即把洋粉拿走。在拘捕期间，郭隆真带头高声歌唱，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反动军警上前制止她，她斥责说：“爱国无罪！有人卖国就不许有人爱国吗？”，并表达自己的决心说：“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还照样要进行爱国活动！”驳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

天津各校学生，听到代表被捕的消息，群情沸腾。周恩来等同志亲自率领几百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京营救。“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在李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天津代表团，同反动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反动政府终于在8月30日将被捕的郭隆真等全体代表释放了。斗争，使郭隆真性格变得更加坚强，斗志更加旺盛，她怀着对反动军阀统治的仇恨，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觉悟社”

 

9月2日下午，一列客车载着胜利凯旋的学生代表，从北京向天津奔驰。大家尽情地唱着、笑着。在一节车厢里，周恩来和郭隆真等七个同志正在认真地思考，讨论。被捕的代表虽然被释放了，但是，反动暴虐的北洋军阀政府，绝对不会坐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运动面临的斗争形势，势必更加严峻、复杂。郭隆真分析形势后提出：今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共同行动。周恩来、刘清扬等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并建议：把两个青年学生组织中的领导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领导整个斗争。这些主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一致表示赞同。郭隆真说：“事不宜迟，就着手办吧。”…… 这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天津“觉悟社”发起的过程。

 

 

9月16日下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杨等二十个男女青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这个团体的宗旨、任务、参加条件、组织形式，并决定用白话文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周恩来同志提议，刊物取名《觉悟》，这个团体就叫“觉悟社”。由于当时郭隆真、邓颖超等女社员所在的学校——女子师范、高工、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决定在女师匀出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会址，地点在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后迁东兴里）。会后，全体社员合影留念。天津“觉悟社”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暴中光荣地诞生了。“觉悟社”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天津青年运动已进入新阶段，而且在我国北方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领导和先锋作用，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组织之一，它的成员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党的重要领导人。郭隆真是这一组织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不愧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在“觉悟社”里，郭隆真经常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聚会，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和妇女解放的道路，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学习研究世界的新思潮，探求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他们还经常请一些进步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第一个来这里作报告的就是李大钊同志。那是“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9月20日，郭隆真、刘清扬、谌小岑等早就敬慕这位传播新思想的导师，一早就把十二平方米的会址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擦得锃亮。他们十几个人拥挤在这所小房子里，象一家人一样围坐在李大钊同志的身旁，聆听他的教导。会上，邓颖超向李大钊同志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宗旨。李大钊对成立男女合组的团体，出版《觉悟》刊物，表示十分赞许。在李大钊同志的启发下，郭隆真等追求进步的思想更加迫切。她们对李大钊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我的马列主义观》、《战后之妇人问题》、《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深感兴趣，反复传诵。为了表示向李大钊同志学习，他们集体写了一张传单，署名“李宁二”，颂扬李大钊同志是中国的第二个列宁。从此，郭隆真在和同学们的谈论中，不仅议论中国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她的思想，在李大钊等同志的影响下，开始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跃进。
 

兴师问“罪”

 

9月下旬，因为山东形势紧张，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总会，发动各地组织代表，再次到北京请愿。作为天津学生界、妇女界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郭隆真又被推选为天津代表。

10月1日上午，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和各地三十多位代表，组成七省代表团，为解决山东问题，到北京总统府再次进行请愿。他们胸前佩戴着“请愿代表”的布条，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总统府前，点名叫总统徐世昌出来讲理。徐世昌不敢露面，只叫手下人出来应付。双方在新华门前对峙了一天。郭隆真气愤极了，一口气爬到总统府前的石狮子上，对着总统府，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大骂徐世昌“卖国贼”。反动派恼羞成怒，夜里十点钟，调动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由警察总监亲自指挥，对请愿代表实行武力镇压。就这样，郭隆真和三十多位代表，又被逮捕了。

经过斗争考验的郭隆真，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列举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罪行，将审问的人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审问者只好命令警察把她拉了下去。在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民的要求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8日，反动政府才被迫释放了郭隆真等被捕代表。

1921年1月，为了抵制日货，天津学生成批被捕，反动当局公然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这种残酷的镇压，再次激怒了富有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天津各界人民。

1月29日下午两点，郭隆真、周恩月来、于方舟、张若茗等率领五千多爱国学生包围了设在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1月23日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释放24日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这天，寒风刺骨，愤怒的人群堵塞了省公署大门，拥挤着，呼叫着，有的散发传单，有的演讲。过路的洋车夫、店员、教师和行人，也蜂拥地围上来，表示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气氛十分紧张。直隶省长曹锐慑于人民正义的斗争声威，把大门紧紧关闭，不敢露面。门里门外站满了军警哨，双方僵持不下。

人群中，突然闪出四位年轻的青年男女学生代表，为首的就是周恩来和郭隆真。他们分开众人，挺胸昂首，登上省公署门前的台阶，迎着扑面的寒风，面向众人讲演，坚决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立即释放被捕的各界代表。人们对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和沸腾的爱国热情，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鼓掌。

二十六岁的郭隆真，留着整齐的短发，穿一件浅蓝色棉袍，围着一条酱紫色围巾，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激昂地陈述直隶省公署镇压人民爱国的罪行，要求省长曹锐出来当众评理。她和大家已经呼喊了四、五个小时了，省公署大门还是紧闭着，不让周恩来、郭隆真等四位代表进去。人们更加气愤难忍，高呼“打倒卖国贼！”这时，郭隆真和周恩来突然发现省公署大门离地有一尺多高，人可爬过去。于是，他们组织一部分同学和守卫大门的军警讲理，以挡住军警的视线，使四位代表迅速从门下面挤进去。四位代表本想直奔省长曹锐的厅堂，可是，还没等他们站稳，门内军警就扑上来，拳打脚踢，逮捕了四位手无寸铁的学生代表。就这样，郭隆真同志第三次被捕了。这时，龟缩在室内的省长曹锐，看到四位带头的学生代表已被逮捕，便肆无忌惮， 凶相毕露， 立即下令调动大批军警用刺刀和木棒驱赶、殴打请愿的爱国学生。顿时，大街上追捕嗥叫、刺杀搏斗、血肉横飞，奔跑、怒骂和呼叫声响成一片。金钢桥畔呈现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这就是反动的军阀政府制造的“一•二九”天津流血惨案。
 

在狱中

 

多次的斗争风暴，已使郭隆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战士。她看清了人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也看清了反动当局的虚弱本质。这次，她和自己敬佩的周恩来等一块被捕，更使她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在拘留所，她和周恩来组织狱友学习，进行绝食斗争、反锁门斗争等。郭隆真热情地向女狱友宣传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北京、山东等地的斗争情况。她那种无私无畏、坚持革命信仰的精神，使身陷囹圄的同伴们深受鼓舞，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因此，她逐渐成为女囚中很受尊敬的领袖。

在拘留期间，敌人常常把被捕代表集合起来“训话”。郭隆真就利用这个机会，和周恩来同志等互相传递消息，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周恩来把一张写有“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的纸条传到郭隆真手里，她就在女友中组织大家统一思想。第二天当警察厅长杨以德到各监房巡查时，大家都厉声质问：“警察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杨以德看到犯人口径这样一致，大惊失色，狼狈退走。一个审讯郭隆真的司法科长，几次被她问得理屈词穷，只好请警察厅长杨以德亲自出面。可是，杨以德同样被郭隆真追问得目瞪口呆，把审讯变成了被审判。

反动当局，对郭隆真等被捕代表，先用硬的办法——威吓；后又用软的办法拖延。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妄图以此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但是，郭隆真和周恩来等同志，却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四月初，为了反击敌人的拖延阴谋，郭隆真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同时要求，立即公开审讯。绝食的消息象长了翅膀，越过监狱的高墙，迅速传到了社会上。这时，反动当局便采取诱骗的办法，特意做了好饭好菜，好言相劝。郭隆真等宁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吃敌人的一口饭。邓颖超等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在狱外组织被捕人员的家属，联络各方爱国人士，日夜奔走，争取社会支持，一次又一次地向反动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邓颖超等二十四人组成代表团，找见杨以德，说：“快把我们也关起来吧，我们是来替换代表们绝食的。”杨以德害怕引起更大骚动，皱着眉头说：“哎，这怎么能行呢！诸位先回去，我马上把你们的要求转给省长，决不延误。”这样，才迫使反动当局放松了对被捕代表的管制，允许他们在院里散步，串门，郭隆真和周恩来便利用这个机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讲述《马克思传》、《唯物史观总论》等革命书籍，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等讨论会……

3月18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同志等狱中男友，精心做了一面镶着国旗的镜子，送到女囚室，向她表示祝贺。郭隆真激动得挥笔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写道：“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在危难中，他们互相鼓励，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坚持斗争。虽然面对军警、铁窗、酷刑的威胁， 他们却又说又笑，十分乐观。半年过去了，反动当局计竭术穷，最后在社会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只好把被捕代表解送法院，授意开庭公审。

1920年7月17日，座落在天津河北三马路附近的法院周围，一清早就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听到要开庭审判被捕代表，人们不顾烈日酷暑，在大街上一直等到中午，军警林立的法院才打开了大门。郭隆真、周恩来同志等被捕代表，大义凛然地走上法庭。他（她）们那从容的神态，坚定的目光，使观众发出一片赞叹。审判开始了，郭隆真义正词严地进行答辩。她问法官：“爱国有什么罪？为什么逮捕我们？卖国的人为什么不逮捕？不治罪？”……在众目睽睽之下，审判席上的法官们被问得汗流满面，无词答对。最后草草收场，以拘留期已经抵足刑期为借口，当庭宣布释放全部被捕代表。当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满面笑容，大步走出法庭时，聚集在厅堂外面的学生队伍和各界爱国人士欢声雷动。人们给郭隆真、周恩来等被释放的代表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耀眼的大红花。闻讯而至的人群，把河北三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喜气洋洋，欢呼歌唱。周恩来、郭隆真等同志，被潮水般的人们簇拥着，走出法院，到天津市总商会召开了庆祝反帝爱国斗争胜利大会。会后，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合影留念时，人们把自己爱戴的“郭大姐”拥在第一排中间。她戴着白色的凉帽，神采奕奕。

胜利的喜悦，战友的鼓励，使郭隆真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为国为民奋斗的征途上， 她看到团结的力量，也感到历史落在这一代人肩上的革命重担。为了提高本领，为民族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她渴望学习到更多的革命理论和先进思想。
 

陶然亭茶会

 

八月初，觉悟社召开庆祝成立一周年大会。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谌小岑等十四个社员参加，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了全国及天津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展 望了今后中国革命的前程。会上并决定联合北京等地的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挽救中国的危亡。

 

 

会后，觉悟社全体在津的社员合影留念。为了加强和北京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八月上旬，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十一位同志到了北京。李大钊同志对他（她）们的主张和活动深表赞成，发动北京各进步组织支持他们。8月16日，觉悟社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者除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等十一名觉悟社社员外，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派代表二十多人参加。会议由刘清扬担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同志（即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活动。周恩来同志介绍觉悟社提出的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中国的主张。郭隆真同志也作了发言。在会上，李大钊同志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论述 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向，以及各政治团体应该标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等。他那渊 博的学识，先进的思想，精湛的论证，使到会的同志深受启发和鼓舞。会上建立了联系机构，发表了宣言。陶然亭茶会是五四运动后，我国北方进步团体一次重要的集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后来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 经过这次会议，郭隆真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

勤工俭学在法

 

在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中，许多有志青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去了信仰，希望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途径。一批中华民族的先觉者，象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等先后到马列主义的发源地一一西方，去学习拯救中国的本领。从1919年开始，就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并在北京及全国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等组织，办理外出留学手续。

天津觉悟社，也派了两位同志前往法国学习。郭隆真同志出狱后，组织上考虑她已多次被反动政府逮捕，她的活动，容易引起敌人注目，决定派她和周恩来、刘清扬、张若茗等同志一起去法国学习。这时，郭隆真早已和封建家庭中断了来往，经济已无来源。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她筹集了出国经费。1920年10月25日，经北京华法教育会审查同意，为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王新亚、汪淇等五人办理了赴法勤工学习手续，也为周恩来办理了赴法俭学学习手续。

10月31日，郭隆真、周恩来等同志，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参加了赴法学生团成立大会后，乘火车到上海。11月7日，他们作为中国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与傅钟、王守义、张若茗等一百九十七人，搭乘法国博尔多斯号轮船，从上海港启程，12月13日抵达法国马赛。郭隆真在友人介绍下，在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工厂做工，白天开机器，为云母片打眼，晚上学习。

在这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只有郭隆真、张若茗、李淏等三名女同学。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许多男同学干一天活下来，都感到疲劳不堪，郭隆真本来身体不好，又是个妇女，自然更感到周身酸痛、力不从心。但她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她用心研究技术，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工艺技术要领，达到了熟练工的程度，工资超过了同时入厂的许多人。那时，一些留学生受所在国生活风气的影响，有的置办了讲究的衣饰。郭隆真从不浪费一分钱。她很少去闹市玩耍，也从来不买贵菜吃。她衣着朴素，穿的用的还是出国时带去的衣服和东西，生活十分俭朴，经常吃的是炒白菜和面包，而把自己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帮助还没找到工作的张若茗等先去交学费读书。同时，她还把自己加班加点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回国内，资助其他同学到法国来留学。她这种克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不仅使许多留法学友深为感动，也使在一起工作的法国工人大为敬佩和赞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日趋萧条。自1920年秋冬起，法国物价飞涨，法郎贬值，许多工厂停产，大批工人被解雇。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十之七、八也无工可做，无钱求学，坐吃山空，流离失所。以致受到饥饿、疾病、失学和死亡的严重威胁。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向中外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发动和组织了三次大的斗争：即“二八”运动、反对中法庚子借款和收回里昂中国大学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郭隆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里昂中国大学，本是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节衣缩食积累资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过法国当局同意，利用里昂炮台旧址改建的。但建成后，法国当局却勾结北洋军阀政府，以国内要派来官费生为理由而拒收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国留学生无工可做，无学可上，只好集在巴黎华侨协社的地窖里、布棚里，艰苦度日。1921年9、10月间，中国留学生气愤难忍，遂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领下，集结104人强行占领了里昂中国大学。

可是，这场斗争开始不久便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并将肇事的留学生武装押送回国。国内的北京华法教育会更趁火打劫，宣布与仍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脱离一切经济联系，使远离故国的留学生陷入了困苦无告的境地。当时，部分留学生看到斗争失败，生路绝望，有的自杀，有的采取冒险行动，枪打驻法公使陈箓等。
郭隆真目睹这残酷的现实，悲愤交加，遂咬破中指，写下“人道血书”，向国内各界控诉，呼吁支援。1921年12月22日，《时事新报》上刊载了郭隆真从法国寄回的《人道血书》。编者极为同情， 发表时写了按语，其中说道：“生活陷于绝境，同病不止一人，若不力谋救济，将杀许多青年。”郭隆真的《人道血书》，字字沉痛，使人不忍卒读，当时引起社会上各界爱国人士极大同情和声援。郭隆真寄回《人道血书》时，附有简信，现将此信抄录如下：

“吾国各界仁人君子，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真理！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饥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

附上《人道血书》。

                                                          留法女生郭隆真断指表诚”

郭隆真亲身受到中外反动派的迫害和摧残，在极端悲愤中，又含泪在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写出一篇《泪书》寄回国内。在《泪书》中，她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和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迫害留学生的铁的事实，进一步揭露了留法学生的悲惨情景以及造成此种悲剧的各种原因。当时，《泪书》的发表，同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同情。

郭隆真写的这两封血泪交织的书信和留法学生的坚决斗争，象箭一样射向中外反动势力的胸膛。法国当局，由于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广泛谴责，以及中国留学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只好收敛阴谋，对留法学生不敢再行迫害。

入党与赴苏

 

1922年6月，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诞生。它象灿烂的阳光，给留学海外的青年带来春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考验，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的郭隆真，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郭隆真这个从封建枷锁下挣脱出来的女青年，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留法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她同旅法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适应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建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大批优秀党员和爱国青年到苏联去学习。1923年2月初，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派郭隆真等十五位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莫斯科，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伟大列宁的故乡，在那些年代是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们多么向往的地方啊 郭隆真接到组织决定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多少次面对敌人的刺刀和审讯，她面不改色心不跳，现在却热泪盈眶。是党给她带来了新生，是党给她指出了为解放中国和解放全 人类奋斗的方向。

2月17日至19日，郭隆真等十五位同志在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赵世炎等主持下，在巴黎集会三天，进行了思想和物质准备，然后乘火车经柏林，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一马克思主义，还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苏联，经历了三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郭隆真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成熟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有了理论认识，也有了亲身体会。她从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明天。在紧张的学习中，她不知疲倦，常常愉快地哼着歌曲，对无产阶级革命将在祖国获得胜利充满了信心。
 

重返斗争激流

 

1925年5月，莫斯科正沉浸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欢乐中，在中国上海却发生了日本纱厂抢杀罢工工人顾正红等十人的流血惨案。事件发生后，愤怒的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30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路过英租界时，英国巡捕又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这种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使上海数百万人民更加同仇敌忾。党中央立即决定把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号召全国各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当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逐渐向全国蔓延的时刻，郭隆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调她回国内参加斗争。因为她熟悉北方的情况，分配她到北京工作。那时，由于孙中山先生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一次合作的阶段。李大钊同志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和北方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当时，李大钊同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游行、示威、集会或请愿，妇女运动也异常活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郭隆真同志受党部的派遣加入了国民党，公开身份是协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工作，任妇女委员会委员。她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对城内、外的各大学进行宣传和联络，领导和组织女同学、女教职员工投入到五卅运动中去，同时担任西郊香山慈幼院（这里设有中、小学校）党的地下领导工作，任务非常艰巨。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冬，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忙得一天要跑几个地方、几十里路程，有时顾不上吃饭，就买个烧饼边走边啃。但她从不叫苦叫累，总是满腔热情园满地完成每项任务。

革命在发展，反革命的活动也在加剧。在皖系军阀段祺瑞统治下的北京，恐怖事件不断发生。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密探，暗中侦察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郭隆真利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妇女委员的合法身份，在妇女界到处宣传党的主张。有一次，她正和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在一所学校里商量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时，军警包围了学校。她沉着应变，立即组织大家扮成听课的样子。密探闯进来，只见一个女教师正在台上讲科学知识，从而骗过了敌人。事后，大家对她的处变不惊和应变才智，深表敬佩。郭隆真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妇女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反帝、反封、反军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掩护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向国民军进攻，抗议八国使团的最后通牒，要求严惩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北京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队伍。郭隆真等同志率领的英姿勃发的、群众赞为“娘子军”的女生队伍，和雄壮的工人队伍并肩前进。李大钊等党的著名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走在队伍的最前边。郭隆真臂缠敢死队队徽，夹着传单，跑前跑后指挥和组织妇女游行队伍，边呼喊抗议口号，边向沿途的群众散发传单。他们还不时地向担任警戒的军警口袋里掖传单。丧心病狂的段祺瑞政府，命令部队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不久，皖、奉军阀勾结，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国共两党的工作同时被迫转入地下，迁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工作。在那刑网密布、革命者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情况下，郭隆真同志毫不退缩。她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大胆而坦然的精神，继续进出于北京各大学之间，克服重重困难，躲过敌人的搜捕，传达党的指示，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那谦和真诚的态度，耐心精辟的论述，使许多同志身处逆境而勇气倍增。她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肩负着双重的政治任务，工作非常繁重。她以超人的毅力，白天走访受难的家属，晚上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斗争形势，常常废寝忘食。她一天天瘦了，眼睛红肿，却舍不得休息。她要努力把失去的同志们的工作担当起来，使党的工作少受损失。

当时，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在北京无法印刷，郭隆真便把每月编好的稿子送到天津。印完后，她又用大网篮装起来，伪装好，当作行李，运回北京。那是冒险的行动，稍有疏忽，便会被特务发觉。每次她都乔装打扮，沉着应付。为了避免前门车站的检查，她便在东便门小站下车，然后雇人力车转道入城。她坐在上面，有时扮成阔太太，有时扮成搬家的主妇。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及时把刊物送到北京各界妇女的手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的上述刊物，就是郭隆真烈士当年在北京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见证。

由于郭隆真同志多次受到过分的精神刺激，加上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她的身体一度很不好。当时许多领导同志关心她的健康，劝她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安个家。但是，决心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革命事业的郭隆真同志，看到革命还没有成功，斗争仍在激烈进行，哪里有时间想到自己呢？她婉言感谢大家的关怀，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在她的带动、教育和帮助下，妇女进步力量在北京迅速发展，过去遭到敌人破坏的进步组织又恢复活动。在这段时间内，她先后在大学里发展了张秀岩、张晓梅、陈璧如、韩幽桐等五、六名党员。她在香山慈幼院除发展党员外，还发展了九名团员，并和张秀岩等同志一起，建立了香山慈幼院地下党支部，郭隆真同志是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

为了掩护革命工作的进行，1926年，党派郭隆真在北京西城报子街四十九号创办了一所“缦云女子学校”。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招收近五十名学生，郭隆真同志住在学校里，公开身份是学校的行政领导，也教一些课，实际是利用学校作基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她在里面召开各种秘密会议，发展党员、团员，联络进步妇女。所以，当时的缦云女校不仅是我党的地下活动据点，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不久，郭隆真同志又担任了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委员。虽然落在她身上的担子更艰巨了，但她象一位钢打铁铸的战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冲破敌人的监视和封锁，东奔西走，到处撒播革命的火种，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的浪潮。

1927年春天，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轰动中外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全国的工、农、商、学、兵群众运动也在迅猛发展，北伐革命军胜利地攻占了南京。军阀反动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力量猖狂反扑。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突然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员，接着在北京全城开始了大搜捕，形势变得十分险恶。郭隆真同志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知她迅速转移。但是，郭隆真同志知道这是党遇到困难的时刻，非常需要有经验的同志继续工作，她镇静自若，安排好其他同志的转移工作，自己留下来坚持斗争。有一天，天刚蒙蒙亮，缦云女校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女同学张悒芬来报信说：“快转移，情况紧急！”郭隆真闻讯，连忙告诉正在学校商谈工作的韩幽桐等同志说：“你们先走，通知党员疏散隐蔽。这里可能要被搜查，我留下整理文件，过一会也走。”同志们劝她先走，她执意不肯。就这样，党组织和许多同志安全地转移了，郭隆真为了销毁文件，掩护大家撤退，未来得及出走，被反动军警再次逮捕了。

由于郭隆真同志早有戒备，已经销毁了一切革命证件，她被捕后，敌人一无证据，二无口供，什么把柄也没有抓到。但是，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走一个革命者的，悍然判处郭隆真同志十二年徒刑。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被逐出关，经过一再大赦和减刑，加上党组织千方百计的营救，入狱二年后才被释放。

判刑后，郭隆真同志被关押在京师第一模范监狱。这是一座以酷刑闻名的监狱。阴暗的囚室，可以看到光亮的只有一尺见方的铁窗。许多“犯 人”挤在一起，拉屎撒尿都在屋里，夏天热似蒸笼，蚊子苍蝇成群；冬天冷似冰窖，寒风刺骨。凶狠的狱警，如狼似虎。这里有刑事犯，也有很多遭受不白之冤的人。郭隆真望着这些形形色色的“罪犯”，想到党的教导：一个共产党员，走到哪里就要战斗在那里。她压下自己怀念同志和组织的心情，忍着受刑后的疼痛，逐个找同室的人谈话，了解她们的家庭和被捕的原因，给她们讲述外面的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要革命的道理。

她还寻找各种机会，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反帝的思想，启发她们的觉悟。后来，那些负责看守她的女狱卒，有的竟成了她从狱中往外传递消息的“交通员”。有一天，被她掩护逃脱敌人逮捕的韩幽桐去探监，隔着铁栅栏，见到深受同志们爱戴的隆真身穿囚衣，挂着囚犯的号码条儿，被敌人折磨得面容憔悴、身体虚弱，不禁悲痛得失声痛哭起来。郭隆真面带笑容，反而安慰她说：“你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

在狱中，敌人常常打骂那些完不成劳动定额的“犯人”。郭隆真同志为了使那些含冤入狱的姐妹免遭训斥和打骂，她在完成自己劳动任务的同时，总是设法帮助她们。夏天，监狱让女犯人在竹帘上绣花草虫鸟，郭隆真就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绘画绣花技术手把手地教给大家。她这种肯于助人、代人吃苦的精神，热爱真理、追求光明的言行，使许多受尽摧残、感到绝望的妇女在牢笼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大家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了和敌人斗争的一个集体。
 

奉调北疆

 

1929年，郭隆真同志出狱后，在北京已是举目无亲两年多的时间，过去相知的同志，不是牺牲殉难，便是离京他去，对后继的党的地下组织，她一时无法取得联系。象久别的女儿想念母亲一样，她多么想尽快找到党呵！郭隆真同志徘徊于街头，设法打听，始终杳无音信。有一天，她在街头报上看到一篇报导，说上海党的活动 “猖蹶”。于是，她就找到旧时的一两个同学借了点路费，扮成一个探亲的农妇的样子，离京去上海，决心到那里去寻找党的组织。

当时的上海，同样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之下。经过一次次血的教训，党的活动非常秘密。郭隆真到上海后，虽然到处奔波，仍然毫无线索。她既无工作又无钱，象一只孤雁飘泊街头。但她毫不灰心，天天到街上去，在闹市区转来转去，两只眼睛注视着一个个来往的行人。一天，她突然遇见了分别多年的邓颖超同志，在她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党的领导机关，接上了组织关系。当郭隆真得知，我们党已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并在井岗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兴奋得淌下了眼泪。她不顾自己受摧残的身体还孱弱不堪，立即向组织上要求分配任务。那时，东北各省的党组织正在迅速发展，急需有经验的老同志去工作。党组织考虑到郭隆真同志是个久经考验的坚强党员，又有很好的群众工作经验，决定派她到哈尔滨去搞工人运动。于是，她象只雄鹰，立即展翅飞向祖国的北疆。

 

 

中共满州省委派她去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厂，以家庭妇女的面貌出现，和早已在那里的地下党员李梅五配合，开展工人运动。

三十六棚总厂，是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工厂。五四运动前后，曾举行过四次大罢工。为了把工人群众尽快发动起来，郭隆真虚心向工人学习，了解他们的疾苦，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处处和工人打成一片。她常常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人家庭料理家务，很快取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把广大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斗争，她每天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除了想尽办法照顾别人，她很少料理自己的生活。东北以高粱米为主食，很少吃面食，她开始很不习惯，身体一天天瘦下去，工人们劝她保重身体，她总是微笑着说：“不要紧，我身体好，顶得住。”

1929年7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出动军队撕毁了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把中东铁路的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并停止苏联外交、商务人员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掀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郭隆真一面组织工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亲自编写、刻印传单，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挑起这一事件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武装挑衅失败后，把怒气向工人发泄，大批裁减中国工人，而以逃亡到我国的白俄工人顶替，造成许多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在中共满州省委的领导下，郭隆真和工人们研究，组织了两个反裁工斗争的团体：一是“失业工人复工团”组织失业工人团结起来，向铁路当局督办公署、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公署、铁路局机务处作斗争，要求复工；一是“失业工人后援会”发动未被裁减的工人罢工、请愿，积极援助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郭隆真还组织工人散发传单，登报发表声明，揭露反动当局要裁减中国工人、招收白俄工人的反动阴谋。郭隆真在工人集会上演说指出：“把裁减工人归罪于苏联，这是反动军阀为了挑起工人对苏联的不满。他们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而不顾广大失业工人的死活。”愤怒的工人们，弄清真相后，更加团结一致，同反动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迫使反动当局让步，取得了反裁工斗争的胜利。三十六棚总厂被无故裁减的一百八十多名失业工人，全部复工，回厂工作。斗争中，广大工人不仅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更加信服和敬佩郭隆真同志的斗争艺术。

领导工人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远在1918年，三十六棚总厂就建立了“工业维持会”。因为那时没有党的领导，“工业持维会逐渐被反动当局收买和控制，变成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他们依仗警察管理处 长当后台，贪污敲诈，欺压工人，干了许多坏事，早就为工人群众所不满。工人们几次起来要求推翻“工业维持会”，但都失败了。郭隆真了解到这种情况，便和工人们认真研究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要开展对敌斗争，工人必须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工业维持会”是官办的它的存在只会影响工人们起来斗争，应该解散。她的主张得到满州省委的支持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但是，党内有人主张改良“工业维持会”，与旧会长争夺领导权，还在工人中拉帮结伙，制造分裂，企图孤立、排挤走郭隆真同志。郭隆真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决心建立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她召开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宣传党的指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郭隆真的言行得到了中共满州省委的支持。于是，在郭隆真等同志领导下，党组织在三十六棚总厂党员和工人群众中，揭露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纯洁了党组织，从而使广大工人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一时受蒙蔽的工人纷纷宣布退出“工业维持会”。工人们在郭隆真同志引导下，经过不懈的斗争，终于在1930年迫使反动当局解散了“工业维持会”，建立了工人的自己工会“工厂委员会”。郭隆真的革命活动使反当局恐慌不安，他们骂三十六棚总厂是“赤匪窝，”多次派暗探，流氓到厂里去捣乱，侦察组织工人起来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敌人的活动，都遭到工人们的坚定抵制。

于叛徒出卖，三十六棚总厂的党组织突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一切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人们担心郭隆真的安全，劝她暂时躲避一下。她婉言谢绝大家的关怀，仍然不畏艰险，坚持工作。工人们轮流值班，保卫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保卫和他们在斗争中同甘共苦的郭隆真同志，使反动派抓捕郭隆真、破坏工会的阴谋未能得逞。郭隆真的工作取得的成绩越大，敌人对她越是憎恨。他们往三十六棚总厂派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务，一心要抓住郭隆真。为了转移敌人对三十六棚总厂党组织的注意，保存革命力量，1930年3月，郭隆真同志在上级组织的指示下，对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后，离开哈尔滨回到沈阳一中共满州省委所在地。在省委召开的职工运动会议上，郭隆真根据省委的意见专门介绍了哈尔滨三十六棚总厂的工作经验。与会同志对她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取得那样大的成绩和丰富的工运经验十分称赞。当时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曾肯定地说：“在工作中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是郭大姐！”不久，郭隆真被选为中共满州省委委员，担任满州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留在省委机关做导工作。

那时，省委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往往今天在这里开会，明天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省委为了避开特务耳目，在沈阳南郊大南边门外文家坟树林子里秘密举行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王鹤寿等，和大家事先编好对付敌人的“供词”，是：“给郭大姐说媒”。警察局得知树林子里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以为是盗人相聚，立即出动军警包围了树林，把郭隆真、王鹤寿、潘敬九、孟用潜、廖如愿等六位同志都拘捕了。在警察局里，敌人一个一个分头审讯他们。他们各自按照事前编好的口供，说了一遍，口径一致。敌人又审讯郭隆真。她和大家说的一样。敌人找不出一点破绽，只好让他们交保释放。

时隔不久，郭隆真接到中央通知，便离开沈阳，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一一上海。
 

青岛火炬再燃

 

1930年，座落在东海之滨的山东青岛市党组织，由于徒叛的出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严峻的时刻，党中央把郭隆真同志从东北调回上海，派往山东省委，任省委委员，化名郭林一，到青岛工作、担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重建党组织，恢复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郭隆真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事不宜迟，她立即动身前往青岛，通过地下交通员，她很快和青岛地下负责人陈少敏、董汝勤等同志接上了关系。当时青岛整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了便于工作，郭隆真先后又化名为“张李氏”和“张马氏”。

青岛，是个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蹂躏的城市，那里的人民充满了血、泪、恨。郭隆真顾不得一路上的辛苦劳累，立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日本人办的沧口内外纱厂、大英烟草公司，是她经常活动的地方。她扮成一个普通工人去上班做工。在工厂里，她访贫问苦、了解工人的情况和工人的要求。工人们见这位“大姐”热情诚恳，都愿意和她接近。她细心倾听女工们的各种反映；向她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用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大量事例启发教育大家团结起来斗争。

郭隆真在工厂里，目睹那些在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奴役下，骨瘦如柴的女工、童工遭受的痛苦，常常夜不能寐。为了砸烂这个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她决心加倍工作，把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姐妹们尽快组织起来，为妇女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为此，她白天和工人们一块做工，晚上则走家串户，去宣传革命的道理。她把自己挣来的钱送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工友，帮助拖儿带女的女工料理家务，用党的温暖拨动一颗颗受尽苦难的心弦，使她们认识到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很快就把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恢复和建立了工会组织。在郭隆真等同志的领导下，青岛连续爆发了纺织女工、烟厂工人等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强度。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当牛做马的青岛工人阶级。以火山爆发之势，向中外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30年，日本纱厂资本家无辜害死中国工人朱光清，青岛市公安局惧怕日本强盗，贪脏受贿隐瞒事实真相。这一事件引起广大工人的愤怒。郭隆真等同志迅速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发动全市工人起来斗争的良机。她连夜组织各厂工会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召开会议研究罢工斗争，同时刻印、散发传单，揭露日本资本家迫害中国工人的罪行和青岛市公安局为帝国主义分子充当走狗的事实。 纱厂工人首先起来了，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厂方为死难工人朱光清开追悼会，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再不虐待工人。继之，烟厂等工厂工人也上街游行，支援纱厂工人的斗争。

郭隆真亲自和工人一起上街游行，还在纱厂、烟厂附近散发传单。工人群众要求为阶级弟兄报仇的怒火，使日本资本家和青岛市公安局胆颤心惊，只好乖乖地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经过斗争的考验，郭隆真在纱厂、烟厂等厂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影响。在郭隆真等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青岛不仅恢复和健全了党的组织，创办了《红旗报》、《海光报》等革命刊物，而且成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些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都铭刻着郭隆真同志的智慧、勇敢、辛劳和汗水，铭刻着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眼看着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工人靠近共产党，罢工斗争越来越频繁，敌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反动当局把一批又一批的侦缉队派出去，四处搜捕嫌疑分子，查出了中共青岛市委的地下刊物——《红旗报》和《海光报》，以及党员调查表格等。之后，又有人供出了“张李氏”发动纱厂工人罢工和为朱光清报仇的情况。但是在广大工人的掩护下，敌人根本找不到郭隆真同志的影子。
 

巾帼英雄浩气长存

 

1930年十一月二日，郭隆真同志按照预先的约定，来到四方村河边，和一个女工谈话。她们坐在两块礁石上，一边望着滔滔的河水，一边筹划着下一步行动。女工的小孩在旁边玩耍，不时地跑来呼唤“妈妈”，打搅得她们无法谈话。郭隆真为了哄这小孩到远处去玩，从兜里掏出一元钱给了孩子，让她去买糖果。恰在这时，被暗中观察她们的特务陈寄尘发现了。特务心想，两个贫苦女工谈话，竟拿出一元钱哄小孩，其中必有缘故，再加郭隆真不是当地口音，便报告了上司。反动当局立即调动大批便衣特务，暗中盯住了郭隆真。由于郭隆真一心想着工作，没有发觉已被特务监视。所以，当郭隆真同志刚刚走进林杨氏的家—— 青岛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时，立即被跟踪的敌特逮捕了。就这样，她第五次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郭隆真被捕后，被关押在青岛市公安局拘留所。因为她是要犯， 态度又强硬，敌人给她加上手铐，派重兵看护。在此之前，是不给女犯带手铐的，敌人对郭隆真却开了这个先例。郭隆真在拘留所内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公安局长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她以拒绝吃饭和梳头洗脸来抗议敌人对她的酷刑。她列举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的一条条罪状，质问敌人，使反动当局坐卧不安。 当时担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是全国闻名的野蛮至极、反动透顶的残暴军阀。他听到在青岛抓住了共产党要人郭隆真的消息，立即命令将她解到省会济南，1931年初，寒冬还笼罩着鲁东大地，郭隆真被敌人由青岛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自郭隆真同志不幸被捕后，上级党组织和中共青岛市委，千方百计进行营救，终因敌人看管严紧，没有成功。

 

 

郭隆真解到济南后，韩复榘下令连夜进行审讯。郭隆真在青岛时，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口若悬河，骂不绝口。来到济南，为了对付更加凶残的刽子手，她决心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敌人对她施以种种酷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让她供出党的地下组织。郭隆真瞪着愤怒的眼睛，紧闭双唇，一声不哼。她遵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吐一个字。她那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慨，英勇不屈的革命气节， 斗志昂扬的铮铮铁骨，使执刑的狱吏都暗暗敬佩。

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军阀韩复榘，伎俩使尽，得不到任何口供，于是老羞成怒，在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将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郭隆真同志判处死刑。

1931年四月五日凌晨，茫茫的原野上还笼罩着夜幕，郭隆真和邓恩铭等同志，被从济南第一监狱押往刑场。风在怒吼，大地在颤动，黑沉沉的天空好象在啜泣，郭隆真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在囚车中一路上唱着雄壮的《国际歌》……

刑场到了。敌人把郭隆真等同志推下囚车。她最后一次扫视可爱的祖国山河，然后昂然挺立，遥望天际。自1917年抗婚离家后，她就致力于追求真理，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频繁紧迫的斗争，使她无暇回家探望、顾念亲人。1925年，她从苏联奉调归国路过河北省时，曾到金滩镇探望母亲和哥哥，但是只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匆匆离去，奔赴革命的征程。现在，她好象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把自己从一个争求自身解放的封建家庭的女子培养成共产主义战士的党。呼呼的晨风中，她仿佛听到千百万被压迫的中华儿女在怒吼，在斗争……她微微地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她好象向同志们告别，向祖国告别。刽子手厉声喝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隆真仇恨地瞪了他们一眼，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共产党万岁！”直到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才终止了呼喊。终年三十七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一郭隆真同志，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了。但她那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鞠躬尽瘁的光辉业绩，平易近人、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噩耗传到青岛，许多熟悉她的干部、工人和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闻讯后，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中共青岛市委和中共机关刊物，专门发表了悼念文章，号召人们继承先烈 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曾经和郭隆真同志有着深厚战斗友谊的邓颖超同志，高度评价烈士的一生，说：“她有火一样的 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精诚不懈的奋斗者。”

郭隆真同志虽然牺牲了，她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将世世代代，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文中绘图系翻拍于大名郭隆真纪念馆（郭来存等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