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宰相为百官之首，“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史记·陈丞相世家》)可谓一身而系天下之重。那么，什么是宰相之器，或者说，什么是“非宰相之器”呢？
　　然而，若有人才干突出，是否就是宰相器呢？唐人刘禹锡才华横溢，凡诗赋、古文、骈文，样样居唐代一流。
  他21岁中进士，深受唐代名臣杜佑重视；31岁作监察御史。王叔文发起“永贞革新”，更“以宰相器待之”。但他还真就是“宰相器”吗？
  “永贞革新”持续百余日就彻底失败，刘禹锡最走运时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其政治实绩后人遂无由得见，似不好评判。但我们看他本人诗作、行迹，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元和十年，刘禹锡以朗州司马的谪官身份被召还京。朝廷爱惜人才，有意留他在京任职。但他春游玄都观，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结果，“语涉讥刺，执政不悦”，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只因御史中丞裴度以刘母年迈为由向皇帝求情，这才改任连州刺史。
　　此后十余年，他一直在地方任职，不得调回京城。
　　按说，长期遭贬，他该收敛锋芒，雍容有度了。但是不然！大和二年，他从和州刺史任上被召还京，仍“衔前事未已”，又作《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是好诗，但这讽刺的锋芒也太尖锐了。终于，“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好友裴度有心援引他担任要职，皇帝却不答应。
　　其后数年，他在朝中始终不得意。晚年，随着裴度离开中枢，他也只得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刘禹锡以其心胸狭隘(《旧唐书》更谓：“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喜怒凌人”)，付出了仕途的代价。
　　或曰：刘禹锡不向政敌妥协，不为朝廷要职折腰，岂非可贵？这自然有理，但一个胸怀抱负的大臣，对政敌始终恨恨不已，只快意于衔冤讥刺，这不仅不合儒家恕道，也有悖于“有容乃大”的古训，更不是政治家谋国的风度。刘氏到底是文人，“非宰相器”。
　　刘的好友裴度与刘相反，颇能团结左中右势力，不愧为唐代名相。
　　从历史上看，有政治才能而缺乏政治容忍气度而最终妨害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历史人物还有很多。
　　像宋代的“拗相公”王安石，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他有富国强兵之志，有革新政治之才，却因人格偏执，不谙双赢的艺术，在争取反对人物方面缺乏必要的妥协，以致后来酿成新旧党争，最终给国家的改革事业带来了自己也不愿看到的危害。
     
　　　　　　　　　　　　　　　　　　　　　　　　　　　　　　　　　　　　　　　　　　　　　　　　　　　　　　　　　　　　　　　　　　　　　　　　　　　　　　　　　　　　　　黄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