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

五问兰考

直到1月7日，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仍然漏洞百出——7日兰考县民政局公布了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

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是个一着急脸就红的老实人，袁厉害会否因为这起事故“入刑”正成为争论的焦点，郭海洋为此很焦虑，他内心期望岳母不要再收养，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行。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绝不能为兰考相关部门的惰政作挡箭牌。25年来，该县民政部门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换言之，这起悲剧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兰考缺钱，但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时至今日，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这名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广为诟病的还有，事故发生后，兰考相关官员一直在试图“撇清责任”，将脏水一股脑泼到袁厉害身上，将新闻通报写成了领导的“政绩簿”，并展开马后炮式的作秀。

民政部目前在全国部署限期排查民间收养的隐患，兰考也很应景地表态将严厉打击非法收养。

其实，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一问：非法？私自？默许？ 1月8日，兰考县启动问责机制，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在内的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袁厉害拥有子女，经济条件不足且没有在民政部门办理弃婴收养手续，比照国家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其并不具有收养弃婴的资格。考虑到袁厉害的做法是一种珍惜生命、社会担当的爱心之举，因此政府部门对其收养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鉴于袁厉害的实际经济能力以及孩子的生存需要，此前兰考县民政部门先后为其家庭的20人办理了低保，公安部门也给一些孩子办理了户籍手续，这些举措是不符合规定的。”1月5日，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

一方面，县领导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的官员却发表了一系列卸责言论。1月4日，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表示，袁厉害是“非法收养”。遭到舆论谴责后，李美姣又将“非法收养”的说法改为“私自收养”。兰考县民政局认为造成袁厉害违法收养不能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全县至今没有一所儿童福利机构，到了“十二五”规划才要在县一级普及福利院建设。2012年底，兰考申报的福利院建设项目获审批通过，中央财政资金也已经初步到位。2013年全力建好兰考县社会福利中心。

25年来，本应承担弃婴救助之责的兰考县民政部门长期缺位，而不符合收养条件的袁厉害却在靠一己之力苦撑。

“说俺妈非法收养，私自收养，俺不能理解，既然是非法了，怎么连110都把孩子往俺家送？”郭海洋质疑。

“明知道俺妈不符合条件，民政局早干啥去了？”郭海洋质问。

二问：不肯送还是不肯收？

1月7日，面对兰考县委宣传部驱车送来的几十名记者，开封市福利院从装饰布置到员工状态，无一不洋溢着浓浓的爱意，孩子们的面前被摆上了水果，员工们带着他们画画。10个被从袁厉害家中转移至此的孩子中有2个婴儿睡在暖箱，3个因为智力缺陷专人看护，其余5个则被安排进了开封环城路小学就读。

这所福利院有400个床位，目前只接受了儿童、老人230多名。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神情“凝重”地表示，他5年前上任以来不下十次劝说袁厉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来，甚至还邀请袁厉害参观，每次参观完，袁厉害都说条件很好，答应将孩子送来，但一回家就没信了。“有一次我在她楼下等到凌晨1点，就为了等一句准话。”

李美姣仍然在竭力辩解，一方面她认为民政局有责任，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默许袁厉害收养，而是为制止她的行为做了不少工作。在李美姣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厉害本人不同意把孩子送市福利院；年龄偏大的、有认知的孩子，也不愿意去。我们几个部门去做工作，要正式把这些孩子移送市福利院时，袁厉害泪流两行，说自己已经对这些孩子感情比较深，舍不得。另外，我们与会说话的孩子交流，孩子们哭，也不愿意走。我们当时还发生过口角，考虑到不激化矛盾，可以再缓几天，慢慢来，分次分批往福利院送。”

2011年9月，河南省民政厅联合开封市民政局、兰考县民政局和兰考当地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去袁厉害家做工作，要她交孩子。那次，王庆喜接出了5个孩子。“孩子一带走，她就非常痛心，她非常舍不得让这些孩子走。对于这个收养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秉着以人为本。”李美姣说。

耐人寻味的是，王永喜还特意强调孩子们到福利院后看到零食就开心、听说吃饭就不哭的细节，他认为，这说明孩子们在袁厉害那里没有零食吃，甚至吃不饱饭。

两位官员的话，让郭海洋都气不打一处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俺妈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但又实在是没能力养了，所以这些年不止一次去开封市福利院要求他们收孩子，但是他们要我们开证明、办手续，你说这些孩子很多都是人家直接扔到家门口的，找谁开证明去？”

袁厉害告诉《新民周刊》，福利院收孩子是挑挑拣拣，脑瘫、智障他们拒收，说没法照顾，只要白化病与唇腭裂的孩子。

郭海洋表示不解，从目前火灾后的迅速行动看来，开封市福利院从床位到软硬件条件，乃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都不存在任何困难。

“为什么事情一出，不需要任何手续、证明，就无条件把所有孩子都接受进福利院了？”

三问：要挟政府还是行政不作为？

1月6日，李美姣出具了一张救助情况说明，2004年、2005年两年，民政局共救济袁厉害家550元，2006年救济5350元，此外，这三年还救助1200斤面粉、130斤旧衣服等。袁厉害因为从不记账，记不清具体数字，但她证实，民政局也确实对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帮助。表面上看，并不能指责民政局不作为，但实际上他们是付出极其有限的代价将大包袱甩向了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消极行为。

有官员抱怨，袁厉害很厉害，带着孩子到政府要条件，不满足就闹事。对此，郭海洋很愤懑，他建议民政局不妨公开：袁厉害到底要啥条件，又得到了啥好处了？他承认岳母曾经带孩子去过民政局求助，那是因为孩子太多，实在没法养活了。“即便闹了，你为何就范，是不是你行政不作为理亏了？！”

2011年9月，“爱心妈妈”袁厉害被义工组织举报后，兰考县民政局曾公开回应将采取三点措施来保障并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

一，本着为所抚养孤儿有更好的生活状况出发，通过与袁厉害协商，并经其本人同意，把近期收养的5名弃婴送交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养育。

二，为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对袁厉害养育数年，暂时难以割舍的孤儿，兰考县民政局将建立临时安置点。兰考县民政局还将聘请幼师、医生、残障老师等对孩子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辅导，并与儿童福利机构建立互动机制，让这些孤儿感受儿童福利院的生活，进而让他们产生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意愿，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三，兰考县民政局在此通过新闻媒体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对这些孤儿的爱心救助当中。同时，兰考县民政局会将这些孤儿的生活情况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很遗憾，这些承诺中的后两条沦为空头支票，以至于悲剧发生。

四问：救助站做什么用的？

2011年河南省民政厅、财政厅下发的一份通知中称，2012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兰考县预算“提前通知部分”159万元。2012年，上述两部门再度发文称，下发孤儿保障补助资金84万。文件专门提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补助，每人每月共350元。但袁厉害收养的孤残儿童，并不在“孤儿补助”之列。因为文件规定非民政部门认定，私自收养的部门和个人，收养的孩子不属“孤儿”之列。兰考民政部门认为袁厉害不放人，致收养的孩子难送福利院，无法享受孤儿补助。

兰考县只有一座救助站，前身为收容遣送站，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2007年前后搬迁新址，占地3亩，20余间房子，投资七八十万，每年的运营费用是12万左右。但这里却显得很冷清，站长聂杰介绍，救助站有6个工作人员，救助对象并不包括弃婴，主要是成人，经费多花在遣返所需的火车票上。

2011年9月份，县民政局确实按照当初的三点承诺在救助站建立了弃婴临时安置点，然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助站只收到过一两个弃婴。站长聂杰说，此前也有人将弃婴送到救助站，他们劝说对方将弃婴送到县民政局或开封市福利院。

而按照管理规定，弃婴送到福利院必须到公安局报案，警方立案调查后出具证明，然后再到民政局开证明，过程相当烦琐。这也是人们为何更倾向于将弃婴直接送到袁厉害家门口的道理。

郭海洋疑惑，“我不知道救助站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出事后才能发挥作用？”

五问：数据偏差说明了什么？

关于袁厉害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兰考县短短三日内三次更改数据，令人困惑。1月4日，民政局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份材料称，目前和袁厉害共同生活的孩子共有34人。材料还详细标出：“34名孩童中，男孩21名，女孩13名，其中病残儿童16名。”由于算上死伤的8名孩子在内，最终只发现了18名，媒体不断追问剩余的16名孩子的去向，提供材料的李美姣解释火灾发生后，急着向有关领导汇报袁厉害收养弃婴的基本情况，就从电脑里出了个材料。后来发现，“34人的数据是前两年的统计，当时太过匆忙，所以出现了偏差。”李美姣对工作方面的失误给大家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

然而，1月6日，她又再次更改了说法，“剩下的16名被收养者，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调查他们在做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现在他们有在外面打工的，有在外面就读的。”李美姣说，这16人在袁厉害收养的34人中，都是年龄较大的，已是成年人了。

数据的偏差表明，至少近两年来，兰考县民政局对袁厉害收养儿童的动态并没有及时跟进掌握。

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是，兰考县民政局于7日下午公布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

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该县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很雷人，他说反正20名低保都给了袁厉害，虽然大部分享受低保的人员没有与袁厉害一起生活，但钱是袁厉害领的，这些钱可以用到身边没有享受低保的孩童。

伤心欲绝的袁厉害说，她要将低保全部还给政府。“孩子都没了我还要低保干啥？”

呜呼哀哉。